鄒魯風在「西安事變」前負責在東北軍開展統戰工作，並協調東北軍在北平招收學兵，成立學兵隊。西安事變之後，黨派他到東北軍一〇五師開展統戰工作。「一二二五」事件發生後，鄒魯風曾被一O 五師扣押，不久獲得釋放。抗日戰爭爆發後，鄒魯風奔赴延安，後來在抗日前線開展鬥爭。1937年七七事變後，鄒魯風一度任高密縣游擊隊政治部主任，不久轉入山東省巡迴宣傳隊做地下工作，在平陰、肥城、東平一帶開展抗日活動。1938年7月，任平陰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1938年12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6支隊一團政治處主任。1939年9月調任泰西行政委員會委員、秘書長。1940年4月任魯西行署第二專署副專員、中共魯西第二地委委員，11月任專員兼地委政府工作部部長。1941年7月，魯西、冀魯豫兩區合併後，任冀魯豫區第二專署專員。1944年3月參加整風學習。1945年抗戰勝利後，調往東北工作擔任過遼陽市長和縣長(第二任市長)、遼南行署專員、1948年任遼寧省政府副主席。等職。
鄒魯風被黨派回故鄉工作，任遼陽市長兼遼陽縣長、遼寧省一專署專員。他在任職中首先注意教育自己的家屬和親朋好友，使他們了解我黨的方針政策，辦事要講原則。當時家屬親友中多有認為鄒魯風「不開面」。
在遼陽任縣長期間，他和副縣長謝東屏一起到千山區領導減租減息和反霸鬥爭，他們親自去龍泉寺逮捕反動地主，使千山區反霸鬥爭、減租減息鬥爭首先打開局面，帶動了這一運動在遼陽地區的發展。
1946年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遼陽，一時間，遼南全境幾乎被國民黨占據。鄒魯風這時身體有病，但他仍堅持領導這一地區的游擊戰爭，直到全境解放。遼南解放後1948年鄒魯風任遼寧省政府副主席。他在艱苦複雜的環境中，英勇奮鬥，不怕犧牲，經受了階級鬥爭和武裝鬥爭的嚴峻考驗，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全國解放以後，鄒魯風調到高等教育在線工作。曾任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處處長，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是深受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廣大師生員工欽佩和信賴的的優秀領導幹部。在這兩個學校工作期間，他始終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總是強調要用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工作。他孜孜不倦地鑽研革命理論，經常深人到教學、科研第一線進行調查研究，向師生學習，向實踐學習，親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努力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把黨的指示和學校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他朝氣蓬勃、思想敏銳、埋頭苦幹、處事果斷，在大事大非面前敢于堅持原則，在工作中勇於承擔責任。他襟懷坦白，作風正派、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嚴格要求自己，關心愛護同志。鄒魯風既是一個忠實積極、奮發有為的黨的領導幹部，又是一個治學嚴謹、很有造詣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者。
鄒魯風為了改進文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積極倡導開展社會調查。1958年11月間，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師生168人，聯合組成一個大型的人民公社調查組，鄒魯風是這個調查組的總負責人。(當時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員)，在他的帶領導下，深人到河南、河北農村，對人民公社進行調查研究。當時他在講話中指出：「這次人民公社調查是教學聯繫實際的好機會，也是改造文科大學的好方法。我們的調查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調查組共分3個小組，於11月下旬到3個點，與廣大基層幹部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呼吸、共命運，採取一邊參加實際工作，一邊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到1959年6月結束，時間達半年之久。文科大學以這樣大的規模和方式向社會作調查，在當時來說是罕見的，調查組下去的時候，正是黨中央召開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不久，調查組根據武昌會議精神，從最初的實踐中研究怎樣進一步固鞏、完善和發展公社化的成果。
1959年3月以後，調查組又根據黨中央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的特神，搜集、整理了調查資料。3個組共寫出了所調查的縣和公社關於所有制、分配關係、工農業生產、經營管理、財貿、政法、歷史等各方面情況的調查報告約180萬字，整理了大量基礎資料，還在初步研究討論的基礎上寫出了若干篇專題研究性質的論文，如《人民公社按勞分配的幾個問題》、《對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的一些認識》、《產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等。為了今後進一步開展對人民公社化問題的研究，回到北京後，鄒魯風曾組織大家提出問題，包括思想認識上模糊的問題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整理成《問題彙編》，內容大多屬於黨中央武昌會議，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的範圍。調查組的同志在鄒魯風的帶領下，通過親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增強了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學習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特別是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體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鄒魯風所帶領的調查組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鄒魯風的領導是正確的。
至今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鄒魯風在組織領導這次調查中敢于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大無畏的氣魄。調查組剛下去時所擬定的調查研究提綱和研究題目，因為那是根據當時的文件和報紙上的材料確定的，所以與實際有一定距離。例如；曾將「兩個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作為研究的重點。當時在一些關於公社化問題的文件中曾經提到，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內可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較長一些的時間，也就可以完成。在沒有下去以前，調查組的同志也認為實現「兩個過渡》，特別是第一個過渡已經不是遙遠的而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可是，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大家遇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情況。這時，是死守框框去搞脫離實際的調查呢，還是從實際出發，修改原來的提綱，如實地反映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間題？當時鄒魯風明確指出，調查研究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從主觀框框出發，這樣就改變了原定的調查提綱。
不久黨中央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使大家的認識更加明確起來。鄒魯風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必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經常要求大家要結合實際地攻讀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他不僅言傳而且身帶。當時，在公社化初期，陳伯達刮起來一股「共產風」，它所造成的惡果，同志們已耳聞目睹，為了和大家一起來分析這些問題，鄒魯風提出要認真學習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並且親自講解書中的原理，他引用馬克思的話說：「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他運用這一原理，來提高大家的認識水平。
調查研究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這在當時的確是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調查組的同志下去不久，就發現不少「說真話的插白旗，說假話的得紅旗」的現象。這種情況已影響到調查組內部，使許多同志不敢說真話。比如糧食產量，誰報的多，誰就得先進；誰如實報產量、誰就被批判為「右傾」。結果產量越報越多，成為「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產生的原因之一。調查組有的同志，發現實際產量沒有那麼高，但也不敢說。例如當時有一個上了報的全國聞名的水稲畝產衛星」，經過調查核實，有確鑿的事實證明是假的，可是誰也不敢公開說。針對這種情況，鄒魯風明確指出，調查組要說真話，材料一定要真實可靠，更不能弄虛作假；不能圖虛名而受實害，要對黨、對人民負責。鄒魯風還多次教育大家要敢于堅持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用毛澤東當時所提倡的「五不拍」精神教育大家。調查組正是根據鄒魯風提出的這個精神，對所調查的材料（包括數字材料）反覆核對，態度是嚴肅負責的，並且本著他說真話的指導精神向當地黨委作了調查情況的彙報。
鄒魯風從自己多年來教育工作的實踐中，深深體會到科學事業，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認真貫徹執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僅要允許而且要提倡不同意見的爭論。當時，調查組中不少同志思想上有顧慮，有不同意見也不敢暢所欲言。鄒魯風針對這種情況多次指出：「科學研究允許失敗、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提倡內部的自由討論。調查組回到北京後，鄒魯風要求大家在繼續總結工作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認識上和思想上還未解決的問題，進一步開展不同意見的討論，並整理出來進行研究。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問題彙編》的來歷。
人民公社調查是一項理論研究工作。在調查工作中，必然會遇到這樣一些問題，即允許不允許一個黨員向黨組織彙報他所了解的實際情況？允許不允許對理論問題、政策問題和實際工作問題進行討論，發表自己的真實意見？允許不允許對不理解的問題或者有懷疑的問題向組織提出來？科學研究工作允許不允許犯錯誤，允許不允許改正錯誤等等。本來，這些問題是清楚的，是常識範圍內的，在黨章中和憲法中都可找到明確的答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給予了明確的回答。本來對於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工作，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它寫出了大量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和論文，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對於今後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將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可是，就是這樣的一個調查組，特別是領導這個調查組的鄒魯風同志，竟遭到了錯誤的批判。
鄒魯風受到批判以後，他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為調查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特別是為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遭到破壞感到痛心。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說：「我相信調查組的工作沒有錯誤，我們的工作是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的，我個人沒有什麼，我感到痛苦的是因為我而連累了大家，痛心的是黨的是非被顛倒了，相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鄒魯風同志於1959年10月26日在悲憤交加、身心交瘁中與世長辭了，終年49歲。
鄒魯風為維護共產主義的理論原則，實事求是的精神，採取的一種反抗而不服的死，他的死是高尚而無畏的。這種死是為爭真理而死。人民公社調查組一案，是一個大錯案。早在1961年，已經進行了甄別平反。但事隔5年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又推翻了原來甄別的結論，已經去世的鄒魯風再次受到誣陷。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把顛倒了的是非再一次顛倒過來，1979年，直到彭德懷沉冤昭雪之後，鄒魯風的人民公社調查組錯案才終於得到糾正。同年在北京補開了鄒魯風的追悼會，骨灰和五哥鄒大鵬骨灰都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1979年5月12日光明日報刊登「襟懷坦白 實事求是」--深切懷念前北京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同志的文章。鄒魯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明磊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雖然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但他的革命精神和優秀品質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家鄉遼陽人民永遠懷念他！
鄒魯風愛人--方誌西簡介
女，中共黨員。「九三」 勝利後被派到東北，1945 年11月到遼陽，被分配到遼陽縣幹部訓練班，負責教育改造敵偽機構的辦事人員，培養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和學生。1946 年初，出任遼陽縣委第一任宣傳部長，並當選縣委委員。在當時國民黨軍向遼南進攻的嚴峻形勢下，她和縣委一班人與國民党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任務。80年代，方誌西從北京醫學院黨委書記的崗位上離職，她是遼陽市第一位女部長。
鄒氏三傑的愛人全是黨員，他們為共和國解放和建沒做出了貢獻。革命先輩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遼陽市民營企業家聯合會
鄒氏三傑研究會鄒偉等
2022年8月30日
作者同父親合影
作者簡介
鄒偉老家遼陽後三塊石村鄒氏後人，從小受鄒氏三傑革命先輩思想影響，打上革命的烙印。
父親鄒廣安中共黨員，建國前參加革命，離休幹部。鄒偉紅三代傳承了紅色基因，參加革命工作後早期入黨，現擔任市民營企業家聯合會書記、會長。全國學雷鋒先進個人，遼陽市學雷鋒和道德模範，十大環保傑出人物。聯合會獲得遼寧省「四好商會」 榮譽。
（本文章來源於美篇，作者善行傳媒，所涉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