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查出了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於是偷偷潛入阿根廷將其強行綁架，並通過飛機秘密運回以色列。今天，我們就詳細聊一聊，這次瘋狂行動的詳細過程。
事情要從1957年9月19日說起，西德黑森州檢察長弗里茨·鮑爾，約見了以色列駐西德賠償事務部負責人費力克斯·西納爾。一直以來，弗里茨·鮑爾都在追查落網納粹高官的下落，而這次會面，他開門見山地說：「發現艾希曼的蹤跡了。」
阿道夫·艾希曼，被稱為「死刑執行者」，是納粹施行猶太人大屠殺「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二戰後下落不明。
弗里茨·鮑爾是通過自己在阿根廷的一個秘密線人，得到艾希曼消息的。他之所以將這份情報秘密傳達給以色列，是因為不相信當時的西德官員有能力抓回艾希曼，說不定會有人通風報信，那可能就永遠抓不到這個人了。
很快，當時的摩薩德局長伊塞爾·哈雷爾就得到了消息。當哈雷爾仔細查看了艾希曼的檔案之後，堅定地表示：「如果艾希曼還活著，那麼無論是上刀山還是下火海，我都要把他抓住。」
但是首先，摩薩德必須要確認艾希曼真的活著。
1957年11月6日，以色列情報人員再一次找到弗里茨·鮑爾，想了解更詳細的信息。鮑爾告訴他們，自己的線人是一個擁有一半猶太血統的德國人，現居阿根廷，其提供的各種細節都和艾希曼及其家人符合。
鮑爾還提供了一個非常精確的住址：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奧利沃斯區查爾布科大街4261號。
有了如此精確的地址，那就可以行動了。
摩薩德局長哈雷爾於1958年1月，派遣名叫亞伊爾·戈倫的特工前去核查，這名特工曾在南美洲長期生活，應該不會打草驚蛇。結果，特工戈倫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這個地址，發現情況不太對：這是一個非常貧窮的社區，都沒有鋪設瀝青的路面，「那棟破敗的小房子無法與我們印象里艾希曼那個級別的黨衛軍官員的生活聯繫在一起」。
而且，特工戈倫還在這棟房子的後院，看到了一個「不修邊幅」的歐洲女子——他覺得像艾希曼這樣的人不可能有這樣的妻子。於是，戈倫向上級報告，鮑爾提供的情報很可能是錯誤的，艾希曼不在這裡。
摩薩德局長哈雷爾得知這一情況之後，並沒有再派人調查，而是感到「大失所望」。1958年1月21日，哈雷爾又一次派人和鮑爾接觸，希望能得到線人的具體信息。鮑爾告訴摩薩德特工，線人名叫洛塔爾·赫爾曼，並提供了他的地址。
這一次，被派往阿根廷調查的是以色列警方高級調查員埃夫拉伊姆·霍夫施泰特爾，鮑爾還給了他一張介紹信。霍夫施泰特爾馬不停蹄地趕往這個地址，找到了線人赫爾曼。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赫爾曼是個盲人。赫爾曼表示，一年半之前，他的女兒西爾維婭開始和一個年輕人約會。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尼古拉斯·艾希曼，曾經來過赫爾曼家幾次，並且在閒聊中聲稱「如果德國人完全消滅猶太人就好了」。
赫爾曼之後了解到阿道夫·艾希曼的事情後，很確定這個年輕人就是艾希曼的兒子。赫爾曼會不會多想了呢？更進一步的證據是，這個尼古拉斯與西爾維婭約會時，明確表示不會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就連寫信也要通過朋友轉交——普通人是不會這麼神秘的。
之後，西爾維婭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這個家庭有五個孩子，三個出生於德國，還有兩個出生於阿根廷。前三個孩子從年齡上，和艾希曼一家的情況相吻合。越來越多的信息表明，赫爾曼的情報是正確的。
但是，赫爾曼在調查了那棟房子的地產登記情況後，發現房屋所有人名叫弗朗西斯科·施密特，其中兩棟公寓的住戶分別是達格托和克萊門特——赫爾曼認為這個施密特就是艾希曼，但摩薩德調查後，發現施密特的家庭情況和艾希曼相差甚遠。於是，調查又擱置了。
一直到1959年12月，鮑爾再次帶來了消息：艾希曼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
摩薩德這才意識到，這個名字早就出現在情報中，然而卻被他們忽略了。哈雷爾又派出了以色列「最優秀的調查員之一」阿哈羅尼，於1960年3月1日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繼續調查。
萬萬沒想到，又出岔子了。
3月3日，阿哈羅尼駕駛租來的汽車，前往之前的那個地址調查。結果到地方一看，裡面空空如也，粉刷工人正在幹活，原來住的人都搬走了。
阿哈羅尼決定繼續調查，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找到了當地一個名叫胡安的年輕人幫忙。阿哈羅尼的計劃是這樣的，他知道艾希曼長子克勞斯的生日是3月3日，所以就讓胡安去送一個「生日包裹」，謊稱這個包裹來自一位年輕女子。
於是，胡安又來到了那所房子，從前門看不到人，他繞到了後院，發現一男一女似乎正在清理垃圾。於是，胡安問他們：「請問，克萊門特先生住在這裡嗎？」
男子說：「你是說那家德國人嗎？」
胡安趕緊說自己不知道他們的國籍，男子又問：「你是指那個有三個兒子成了年，還生了一個小男孩的家庭嗎？」
胡安再一次表示自己不清楚，只是有人委託他給克萊門特送包裹的。
那個男子終於透露了消息：這一家人已經在半個月前搬走了，他不知道搬去了哪裡。不過，在房間裡工作的一個粉刷匠知道情況。
通過這個粉刷匠，胡安找到了在附近汽車維修店工作的迪特爾，也就是艾希曼的第三個兒子。胡安發現迪特爾不願意說出自家的地址，就直接把包裹給他，然後離開了。
真是峰迴路轉，阿哈羅尼非常高興，現在，他只要緊緊盯著迪特爾，就可以輕鬆找到艾希曼了。確實，他很快就確定了艾希曼在聖費爾南那多的新住所，並且在3月19日第一次看到了艾希曼。阿哈羅尼描述說：「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大約50歲，腦門很高，略有謝頂。」
在回以色列之前，他還通過隱藏式照相機，拍到了這個男人的照片，帶了回去。
現在，摩薩德開始制定抓捕計劃了。
現在的問題是，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尋求阿根廷的幫助，只能秘密把艾希曼綁架回以色列。摩薩德局長哈雷爾制定了兩套計劃，最佳方案是使用飛機。但是，當時以色列沒有飛往阿根廷的航班，所以必須要找一個藉口才行。
幸運的是，5月底阿根廷要舉辦慶祝獨立150周年的紀念活動，以色列已經受到邀請派遣代表團前去參加慶典。所以，哈雷爾與以色列航空公司取得聯繫，安排好了這次行動。
另外，備用計劃是利用輪船。摩薩德特工埃坦奉命與以色列一家海運公司聯繫，在他們的一艘冷藏船里準備一個特殊艙室，可以囚禁艾希曼。這家公司一直和阿根廷有商貿往來，冷藏船不會受到懷疑。
4月24日，阿哈羅尼偽裝成德國商人回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此同時，抓捕行動組的其他特工，也以不同的身份先後來到目的地。
他們秘密觀察了艾希曼的行蹤：他每天早上要步行到不遠處的公交站，然後坐車前往一家汽車工廠，每天晚上再坐公交車回來，非常有規律。
大多數行動小組的成員，都對目前的情況十分樂觀：公交站到艾希曼家的這段距離，足夠完成抓捕，而且因為這裡有些偏僻，艾希曼下班的時間街上很少有行人。
只有負責第一個衝上去抓住艾希曼的特工彼得·馬爾金，覺得有些緊張，他回憶說：「我在此前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感受過恐懼，可到那一刻，我害怕自己會失敗。」
因為身處阿根廷，任何一點失誤都有可能讓行動失敗，大家心裡都明白。局長哈雷爾給了特工埃坦一副打開的手銬，告訴他一旦行動被阿根廷警方發現，要第一時間把自己的手和艾希曼的手拷在一起——鑰匙在哈雷爾手中，必須保證艾希曼不離開摩薩德特工。
而實際上，這些特工後來回憶，他們已經商量好了，因為沒有攜帶槍枝，一旦阿根廷警方忽然出現，他們會在第一時間殺死艾希曼，埃坦後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扭斷他的脖子。」
1960年5月11日傍晚，行動組來到了艾希曼家旁的公交站附近。
行動小組準備了兩輛車，其中一輛停在路上假裝引擎出了故障正在修理，只要看到艾希曼走過來，就立刻打開車前燈，讓艾希曼暫時「失明」。這時，旁邊另一輛車裡的特工，會立刻衝出來控制住艾希曼，塞進車裡帶走，行動時間為晚上7點40分，艾希曼平時下班回來的時間。
沒想到，又出岔子了。
當天晚上7點40分左右，那輛公交車準時來了，但是艾希曼不在車上。20分鐘之後，艾希曼還是沒有出現，行動組的成員開始著急了，難道今天艾希曼不回來了？他是不是發現了什麼？
正在考慮要不要撤離的時候，大約8點5分，艾希曼出現了！
一名特工迅速將車前燈打開，阿哈羅尼則通過望遠鏡看到艾希曼的一隻手插在兜里，於是對等在車外的馬爾金說：「他的一隻手放在口袋裡，小心武器。」
當艾希曼剛剛走過阿哈羅尼的車時，躲在一邊的馬爾金忽然出現，用練習了好幾周的西班牙語說：「先生，請等一下。」說完，馬爾金立刻衝上去，想要控制住艾希曼。
按照之前的計劃，馬爾金應該勒住艾希曼，捂住他的嘴——但剛才阿哈羅尼提醒馬爾金小心武器，於是他首先伸手抓住了艾希曼的手腕，這讓艾希曼有了掙扎的機會，兩人一起掉進了旁邊的溝渠里。
更糟糕的是，艾希曼開始大喊大叫，阿哈羅尼不得不發動汽車引擎試圖掩蓋喊叫聲，他在報告中說：「這讓一次精心策劃和認真準備的行動變得一塌糊塗。」如果此時附近有阿根廷警察，那就真的功虧一簣了。
其他特工火速從車裡跳出來，架起艾希曼將他拉進車裡，放在車座下的底板上。阿哈羅尼則用德語對艾希曼說：「如果你亂動，我們會開槍。」雖然他們沒有帶槍，但似乎嚇住了艾希曼，他點了點頭，馬爾金才把手從他的嘴上移開。
之後，艾希曼一動不動地躺在車裡，臉上帶著厚實的護目鏡，看不到任何東西。很快，他就被抓到了摩薩德安排好的安全屋裡。當艾希曼得知自己將要被送到以色列接受審判時，他就非常配合了。
5月19日下午6點，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帶著以色列代表團飛抵布宜諾斯艾利斯。5月20日，艾希曼非常配合的洗澡、刮臉，並且穿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行動小組的醫生給他注射了一針鎮靜劑，以防路上出問題。
到達機場的時候，機場警衛看到車裡坐的都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也就立刻放行了。就這樣，幾個特工架著睡著的艾希曼，上了飛機。他們都在頭等艙假裝睡覺，聲稱自己是後備機組人員，需要在接班前休息好。
當飛機離開阿根廷領空後，頭等艙的特工們才起身慶祝，這時候那些真正的機組人員，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抓捕行動的大多數特工都不在飛機上。在之後的幾天裡，他們分頭離開阿根廷，儘量不被人注意到。
就這樣，一波三折的抓捕行動才終於結束。
阿道夫·艾希曼因為反人類罪等15項罪名被起訴，最終於1962年6月1日被處以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