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77街的神龕》是5個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展品有關的故事。但細看會發現，書中並不是僅僅介紹展品，而是從人類學的源起，講到博物館的存在方式，最後討論了人類學能為當代社會文化帶來什麼。
第一章的主角博厄斯、勞弗，第五章中寫到的瑪格麗特·米德等，都是能代表人類學發展歷程的重要人物。書中記述了他們努力到遠方展開田野調查、管理人類學博物館、傳播學術思想的過程。在其他章節中，還透過來自中國的藏品，比如熱貢女畫師倫措創作的唐卡，以及來自墨西哥和北美原住民族群的藏品等，來解釋人類學博物館是怎樣運作的，想向觀眾傳達什麼。
呼應「人類學熱」「博物館熱」等時下熱點話題，薛茗分享了工作和寫作過程中的感悟。
在「博物館熱」中尋找觀看之道
第一財經：作為一個在博物館工作的人類學家，你寫這本書的目標是什麼？
薛茗：人類學這個學科很有意思，從建立到現在，思想變化特別大。有發展，有時候還會倒退。中間特別是一戰時期，種族主義是學界裡的一種官方話語，像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樣的研究教育機構還公開宣揚過優生學。
現在的博物館有什麼樣的責任？我覺得一是要修正以前的歷史，二是對博物館裡的藏品進行追問，使其產生正面、積極的教育意義。
書中有好幾條線索，有藏品本身的生命史，是微觀史學承載的一種個人史。另一條線是人類學思想史，人類學到今天還有很多爭論，比如有非常激進的觀點，認為就不應該有人類學博物館，甚至人類學本身也無法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根基。
在這座博物館裡，我個人的學術成長發展、研究對象和作為研究者的身份，這之間的關係也很寶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不僅收藏了這麼多關於人類文化的物品，這間博物館本身也是一個特定的文化存在。
我有時在博物館會工作得比較晚才回家。閉館後，博物館清場，我能見到平時遊客看不見的工作人員們，比如運輸工人、清潔工等。博物館的生態本身就是社會的一種折射。所以在第四章《亡靈節奇妙夜》里，我特別記錄了疫情期間博物館的各種狀態，並討論了博物館裡「看不到的人與物」，也就是用人類學「自省」的視角，去看自己工作的環境。
第一財經：現在國內的「博物館熱」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美國情況怎麼樣？你在自然歷史博物館做研究，怎麼看這種來自觀眾的強烈的學習慾望？
薛茗：美國家長也喜歡帶孩子去博物館，因為公共教育等活動很豐富。我覺得，現在對觀眾來說是特別好的時機，有大量信息可以幫你辯證地看待博物館的藏品和展覽。小時候我逛博物館，是被動接受展覽的信息，展覽怎麼說我就怎麼接受。現在是資訊非常豐富的時代，人們能得到很多信息。當然，還需要對信息進行篩選。進入博物館之後，我們不再被動接受，而是可以主動去觀看。博物館希望觀眾能以這樣的心態看展覽，去產生碰撞——觀眾與藏品之間的碰撞，觀眾與策展人之間的碰撞，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觀眾之間的碰撞。我寫這本書也是希望邀請觀眾，去博物館看一件展品的時候，去感受一種「觀看之道」。
多種文化經驗在博物館交匯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主要寫的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的工作。可否分享一下你們工作中有什麼特別之處？
薛茗：就人類學博物館來說，世界各地的展覽並不是每一場都那麼順利。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也有評論家對一些展覽提出嚴厲的批評。這未必不是好事，畢竟人類學就是在反思和自我審視的過程當中往前發展，人類學博物館是這種框架裡面的一部分。
博厄斯時代留下來一個遺產，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想從事物質文化研究的學生，可以選修我們博物館的研究生課程，到這兒來實踐博物館人類學。前半學期，他們一直在練習寫標籤，必須在100個字以內，把一件展品最重要的信息提供給觀眾。
一個標籤，才幾句話，很難寫。同學們剛開始都是洋洋洒洒地寫滿一篇紙，然後拚命縮減。最後看起來好像沒講什麼，但是信息已經提煉了好多次，能夠和沒有特殊知識背景儲備的觀眾交流。博物館工作人員考慮的因素比較多，也比較細，像措辭、翻譯這些，包括非英語名稱的表達，比如「唐卡」怎麼翻譯？怎麼跟觀眾介紹佛教造像中的人物？如果觀眾是天主教背景，怎麼讓他們理解亞洲的宗教與信仰體系？
人類學博物館面臨一個矛盾。一方面，博物館希望觀眾能沉浸在一種文化當中，因此會努力提高觀展的趣味性。同時，觀眾來參觀，不是去馬戲團，不能僅僅讓觀眾停留在體驗或享樂的階段。觀眾們肯定還是希望獲得一些新的知識。除了體驗一種異文化，人們還需要了解這個異文化的文化邏輯。人類學博物館具有教育功能，對文化「沉浸式」的展示和「概括性」的梳理這塊怎麼做得更好，現在還沒有定論，大家經常討論。
在國內，我也做熱貢唐卡的非遺研究。當地有很多所謂的體驗活動，唐卡畫師列印一個圖案，遊客拿毛筆蘸上礦物質顏料，往上塗顏色。這個技術是按照傳統來做的，但遊客來畫，最多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我也常常反思這樣的體驗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我知道真的有外面來的人特別感興趣，回家之後把工作都辭了，搬到熱貢一心一意學唐卡，但這是特例。工藝美術博物館也有體驗剪紙、新年扎燈籠等，都挺好玩的，但留下的知識性的東西可能並不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體驗過後，智識上的進步有多少，有多少有效的知識留下來，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雖然我關注的是唐卡，但是我研究的很多東西，和其他研究人員的課題，比如對越南佛像的研究，巴厘島的面具、西伯利亞薩滿的神衣等，文化邏輯是很相似的，可以相互參照對比。結束田野，回到博物館之後，我們會和策展人、到博物館訪問的原住民聯合策展人或文化顧問們，帶著各自的田野和文化經驗一起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說，博物館也是一個文化碰撞的場域。
「人類學熱」呼喚自省精神
第一財經：關於近年社交媒體上的「人類學熱」，從你的了解來看，現在人類學畢業生想到博物館工作的人比以前多嗎？
薛茗：現在大家生活條件都好，需要追求精神上的東西，所以學藝術、策展、人類學的人增多。我們大學時代，「人類學」三個字聽起來可浪漫了，想像馬林諾夫斯基那樣乘著船跑到西太平洋上去。另外，像米德一樣的人類學家文筆好，民族志營造的想像空間大。人類學讓學生時代的我有一種激情澎湃的感覺。
從那以後我覺得人類學開始變得熱起來。現在聊什麼都要和人類學扯上關係，咖啡人類學、餐飲人類學，什麼詞都能與人類學組合。我不知道大眾文化里的「人類學」營銷的是一種什麼情懷，可能既有學術情懷也有浪漫的異域情懷。當然，我們要把人類學學術本質和市場話語分開看，對身在學術界、真正想做這個學科的人，「人類學熱」應該是大家用一種自省和反思的態度去看文化，去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與共性，這種思維方式可能讓現代人類學對不同思想領域都有啟迪。
第一財經：博物館開發文創也是一個很火的事情。在你們博物館，人類學方面的文創是怎麼開發的？
薛茗：我們博物館有多個禮品部，分布在各展館內，售賣的很多文創是設計師和公關部門根據大眾的愛好做的。古生物、自然史方面的文創非常豐富，畢竟觀眾都知道我們這裡有恐龍化石。
人類學方面的文創，近年要求比較多。比如獨木舟上的圖案，是不能直接轉化為文創的。我們禮品部引進的全是原住民藝術家創作的，比如印有逆戟鯨圖騰紋樣的圍巾。去年新館開幕，簽約的原住民藝術家設計了很多東西，他們有圖像版權，用當地的材料製作。但是這些文創很貴，一條普通圍巾賣50美元，摺合人民幣幾百元。這個定價是要支持原住民藝術家個人的藝術工藝，有點像國內的非遺傳承人。
博物館還需要考慮政治價值，雖然可能批發市場有同類產品，經濟廉價，但是不能從那裡進貨，必須採購原住民藝術家做的，要首先保證物品在民族學意義上的價值。我們還有好多文創，比如從印度來的掛飾，蘇門答臘蠟染的披肩、桌布，好多是從當地民族藝術品經銷中心進貨。走這種渠道是必須的，博物館不能隨意自己去開發民族學藏品來做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