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看歷史》2011年第6期，作者陳悅
平壤，戰俘營，救治清軍戰俘傷兵
中日甲午戰爭中，總計千餘清軍成為日軍的階下囚。他們被羈押於日本，經常性被日軍送上街頭進行侮辱性的遊行示眾。《馬關條約》簽訂後，有976名戰俘被送回中國。然而，按照俘虜不祥的傳統觀念，飽經折磨重歸故土的戰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軍官則革除所有官職後遣散。未能回國的將士，則早已埋骨異域，百年無人問津。
2003年7月一個炎熱的下午，我來到位於安徽巢湖之畔的高林鎮，探尋清末中國北洋海軍統帥丁汝昌的生命起點。走過大片綠油油的農田，我在青山腳下安靜的小村莊裡終於找到了一位丁汝昌的旁系後裔。當時正在村委會院前拎著玻璃茶杯看人下棋的老人，聽到我是來詢問丁汝昌的事情，微笑著稱自己並不知道什麼，只曉得這位老祖宗當過大官，和日本人打過仗。我又追問老人家中是否有什麼代代流傳的故事，抑或是文字材料，老人一概搖首。見我問得仔細，老人突然反問我，說村後山上有點東西你看不看？於是，我跟著這位腿腳不太靈便的老人爬上了村後的小山。
在纏雜叢繞的草叢藤蔓間，老人走走尋尋，最後停下用力地扒扯著刺人的荊棘，一塊已經半埋在土中的墓碑赫然出現。從碑文看,這裡是一處夫妻合葬墓，丈夫是北洋海軍的士兵，在1894年9月17日中日黃海海戰中血戰身亡，妻子則在得到噩耗後的10月間亡故。繼續走下去，老人又指給我看另外的幾座墓。無一例外，都是丈夫戰死於千里之外的黃海，妻子殉節於安徽故鄉。
甲午戰爭中，陣亡的中國官兵數以萬記，但是士兵的墓地我卻是第一次見到。當看到墓碑上「血戰身亡」四個大字的那一瞬間，我心靈的震撼無法用言語來描述。曾經只是故紙堆中的遙遠往事，變成了眼前活生生的現實遺痕，而且透過了帝王將相的大歷史，血淋淋地呈現出了一百多年前一個個中國家庭的悲傷故事。
在7年之後同樣的7月，在東瀛島國日本，人們又發現了一批甲午中國將士的墓地，其故事也更為曲折。
由日本挑起，發生在1894年－1895年間的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國國運的大博弈。戰爭中，中國海陸軍將士總計陣亡約二萬四千六百餘人。這些為國捐軀的士兵，本應有一方享祭之所，然而晚清以降，中國命運多舛，生者尚且如螻蟻，況死者乎。曾經為了保衛國家獻出生命的戰士們，他們姓名籍貫如何？最終安息何處？在時間沖刷中卻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團。更因為敗軍不言勇的世俗傳統，這些付出了生命卻無法看到任何勝利希望的將士，很多時候被當做失敗和恥辱的標誌，鮮有人談及。
相比起戰場上陣亡的將士，甲午戰爭中還有為數頗多的中國軍人成為日軍的階下囚。這些人的命運，尤其是其中在日本羈押期間去世的人們的命運，則更是成了謎中之謎。
2003年，在日本大阪學習的中國青島留學生楊海嘉，偶然在大阪市中心的一座墓園中看到了幾座甲午戰爭中清軍戰俘的墓，在現代首度揭開了那段幾乎被遺忘的悲痛歷史。
甲午戰爭中，隨著戰事的演進，中國軍隊的大量人員被俘事件，主要發生在豐島海戰、平壤會戰以及旅順和遼東海城、牛莊之戰等重要的戰役中。
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號軍艦在朝鮮南陽灣豐島海域遭日本海軍偷襲，爆發了甲午海上戰場第一戰——豐島海戰。「濟遠」逃跑、「廣乙」重傷退出戰場後，運送中國陸軍官兵的商船「高升」號被日艦野蠻擊沉，運輸艦「操江」無力抵抗，成了日軍的戰利品。「操江」艦艦長王永發以下72名海軍官兵是那場戰爭中最早一批成建制被俘虜的中國軍人。
對待敵方俘虜，當時日軍首先採取的是運回本土看押的方式。據見證此事的人記載，為了在日本國民面前炫耀戰功，「操江」艦的中國俘虜一度幾乎成了日軍的宣傳品。運輸戰俘的軍艦抵達佐世保時，「船近碼頭即放汽鍾、搖鈴、吹號筒，使該處居民盡來觀看」，爾後日軍又強迫中國俘虜在街頭遊行示眾，「使之遊行各街，游畢放收入監，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兩國陸軍在朝鮮北部重鎮平壤爆發激烈的大兵團會戰。因為糧彈不繼，駐守平壤的中國軍隊於當天午夜冒雨棄城北撤，中途遭到日軍伏擊，傷亡慘重。突圍途中大批中國官兵或因迷路，或被包圍，或是受傷，成為日軍的俘虜。根據日本軍史記載，被俘清軍中，47人因為試圖逃跑被日軍斬殺，25人因為傷勢過重死去，3名在羈押期間因病死去，其餘608人經由海運送去日本。一名被俘的中國軍官曾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真實再現了戰俘的悲慘境遇：
「……兩手背縛，發用繩聯。十八日申刻，始發給飯糰一握，舌為匕箸，膝作杯盤，俯首就餐。忽塵埃上墜，泥沙兼半，口難下咽。渴極頻呼，僅給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餘日，忽稱送往伊國。足無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黃州，奔波百餘里之遙，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臥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艙，穢氣熏蒸，時欲嘔吐。十六日至日本廣島下船，狂奔十餘里，立斃數人，始登火車。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廠舍。鳥正飛而入籠，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無非霉爛蘿蔔。數月間遍身儘是腌髒衣服。似僧而有發，如道而無冠。月暗風淒，頻灑思家之淚。」
平壤大戰失敗後，甲午戰爭戰火越過鴨綠江燒進中國內地。在接連進行的遼東戰場諸戰役以及威海衛保衛戰中，又有大批中國軍人被俘後押至日本，總計陸續被運送到日本看押的有千餘人。
作為最先到達日本的中國戰俘，「操江」艦的七十餘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島最西端的長崎，拘禁在佐世保軍港附設的監獄中，按照軍官和士兵區分關押，每間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戰爆發後，數百名中國戰俘到達日本，僅僅依靠佐世保海軍監獄已經無法容納，日本政府於是向一些寺廟和民間機構租賃場地當作「俘虜廠舍」，統一用於關押中國戰俘，佛音繚繞的清修之地成了秘密的戰俘營。除了別名南御堂的大阪難波別院、東京淺草的本願寺等關押人數較多的寺廟之外，在廣島、松山、名古屋、佐倉、豐橋等地也都有寺廟被用於看押中國戰俘，另外滋賀大津的本願寺還被專門用作關押患有傳染病的中國戰俘。爾後從東北戰場、山東戰場上被俘的中國官兵，最先也被送至這些場所關押。
甲午戰爭是近代日本經歷的第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清軍戰俘也是其第一次面對處理大批外國戰俘事務的問題，其主要辦法參照了歐洲國家的先例。中國戰俘在日本主要是處於羈押地位，沒有被投入苦役活動，不過日方經常性押送戰俘外出進行侮辱性的遊行示眾。羈押期間，日方不斷提審中國戰俘，以圖獲取有關中國國內政治以及各支軍隊的情報。另外日方還以被俘的中國官兵作為人種範例，經常性進行各類醫學測量活動。1894年出版的日本戰時刊物《日清戰爭實記》上，就曾以「日清兩國兵體格的比較」為題，刊載過這類測量結果。在對待俘虜的日常生活供應上，日本軍方和民政部門一度互相推諉，都不願投入過多資金，使得戰俘的飲食、服裝供應極為低劣。
除了這些在日本的清軍戰俘外，1895年初，中國東北戰場上接連發生了海城、牛莊等戰役，也有很多中國官兵被俘。此時日方已經失去了最初得到戰俘時急於炫耀戰功的心情，反而視戰俘為累贅，這些後期的清軍戰俘則被就地關押在遼寧海城，各項生活條件比之在日本的難友更為惡劣。
1895年春，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大戰終止時，兩國議及戰俘交換問題，經過多次談判，最終在當年的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關押在日本的清軍戰俘最先被放回。當天早晨6點30分，滿載中國戰俘的日本商船「豐橋丸」抵達天津大沽口外。中國交接委員、大沽炮台守將羅榮光派遣炮艦「鎮海」號前往迎接，將放回的戰俘976人從「豐橋丸」接駁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關押在海城的清軍俘虜568人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給中方代表遼陽州知州徐慶璋，同時被中國俘虜的11名日軍士兵交還給日方。
中國戰俘剛剛脫離牢籠，很快受到了自己祖國的責罰。按照俘虜不祥的傳統觀念，飽經折磨重歸故土的戰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軍官則革除所有官職後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艦艦長王永發曾經上書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請求撫恤，結果招致清廷嚴辭責罵。在平壤因傷被俘的軍官譚清遠等，不僅被革職，還被追究被俘的罪責。這些曾為國家付出了鮮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從檔案中消失。
從近年發現的明治時代日本檔案中獲悉，當初交還戰俘時，日軍還一併移交過記錄有人名、籍貫、年齡的完整俘虜名冊，以及客死日本的中國戰俘的單獨名冊、診斷書、埋葬記錄等重要資料。然而在清政府的檔案中，無論是具體辦理接收的官員還是相關的總督巡撫級大員，在奏報文件中均未提及這些檔案。對於歷史研究而言，以及對於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國家庭而言，這些名冊消失不見，使得一段本可清晰的歷史變得疑團重重。
時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突然得知在日本發現了甲午清軍戰俘墓地的蹤跡，那一刻，我的激動正如同在安徽鄉間發現不為人知的北洋海軍官兵墓地時一樣，是一種看到文字上的歷史被現實的存在印證的激動心情。
2010年7月，經過近一年的籌劃，以調查在日本的北洋海軍艦船遺物為主要目的，我和威海港務局等單位的相關人員來到日本，與在日本的著名撰稿人薩蘇先生一起開展範圍頗廣的地毯式詢查活動。期間，2003年被發現的清軍戰俘墓，也被定為重要的尋訪地點。
在大阪被發現的清軍戰俘墓，位於大阪著名的真田山麓。
並不很高的真田山，因被譽為「日本第一兵」的日本戰國時代武將真田幸村進攻大阪城時在該處英勇作戰而得名。1871年，日本陸軍省在山旁開闢「真田山埋葬地」，即陸軍墓地，主要安葬日本陸軍系統因公亡故的官兵，至二戰結束該墓地棄用為止，共安葬了二戰結束之前各場戰事中死亡的日本陸軍官兵和軍夫，總計建有墳墓5299座以上。同時鮮為人知的是，這處墓地在二戰中還曾被當做刑場，一些在轟炸日本本土作戰中因飛機失事而跳傘被俘的美國飛行員，就在這處墓地被處死。
因為距離我們在日本調查活動的宿營城市伊丹最近，真田山的清軍戰俘墓成為調查的起始。為了儘量多留出考察時間，也為了避開正午毒辣的陽光，7月23日，日本時間早上7時，我們就和薩蘇會合出發。路過的日本人，在伊丹街頭看到這樣一行人肯定不會聯想到是外國遊客，薩蘇兄手捧的菊花，使我們看起來更像是要去參加某種祭奠活動。
從伊丹乘JR電車到達大阪時，大阪站內的大型百貨商店「友都八喜」正在用標準的普通話廣播，大意是中國顧客憑護照可以享受多少折扣優惠、刷銀聯卡消費又能得到折上折云云，無論是瘋狂購物的中國旅行團、還是竭力招徠生意的日本店員，估計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在這座日本關西重要的繁華城市裡，還留著幾名百餘年前被俘的中國軍人的墓地。
時間退回到116年前，1894年的7月23日這天，強行駐紮在朝鮮首都漢城的日本軍隊，在清早時分攻入朝鮮王宮，俘虜了朝鮮王族，設立傀儡政權，就此揭開了甲午戰爭的序幕。經過真田山上的三光神社，從神社庭院一角拾階而上，很快就能看到在樹影掩映中，一片片規模令人目驚的墓地群。這些生前有等級區分的人，死後也並沒有得到平等待遇，兵士、夫役的墓地集中在一起，墓碑都是日本舊陸軍的方尖碑樣式，混凝土材料做成。軍官的墓地群則在另外一地，墓碑的體積較士兵大了許多，材質也完全不同。
經過在墓地里對墓碑進行逐塊辨識，一一查找，終於在密密麻麻的日本軍人墓之間，尋到了6座中國戰俘的墓。
作為這些百餘年前中國軍人的唯一身份證明的小小墓碑，樣式和周圍的日軍完全一樣，都是用類似混凝土的材料製成，風化嚴重的碑體上中國士兵的名字依稀可見，分別是楊永寬、呂文鳳、劉起得、劉漢中、西方診、李金福。中國戰俘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著一處猶如傷疤般的烙印，據說最初刻的是「捕虜」二字，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日方以尊重死者為由鑿去。
憑著碑體側面還能依稀看到的被俘地點和當時職務的記載。這6位從中國軍隊消失了一百多年的軍人的身份大致清晰，6人分屬於不同的部隊，主要在朝鮮和東北戰場被俘，在日本期間因疾病等原因去世。據推測，他們當時都被關押在大阪名為難波別院的寺廟裡。
難波別院的資料中記錄，在1895年1月之前，設在該寺的戰俘營共羈押了232名中國軍人，其中5人病死，大約就是楊永寬、呂文鳳、劉起得、西方診和李金福。在東北戰場被俘的劉漢中因為送至日本的時間較晚，在檔案中未有記錄。
這6名葬身異國的中國軍人中，名叫呂文鳳的被俘時間最早，當時甲午戰爭尚未正式爆發。呂文鳳被俘前是中國駐朝鮮首都漢城電報局的一名巡查軍官，推測是1894年7月23日日軍占領漢城王宮的當天，在日軍奪取漢城電報局時被俘虜，而我們到達他的墓前的日子恰是2010年的7月23日。
6人中官職最高的是在東北戰場被俘的五品銜騎兵軍官劉漢中。根據墓地管理方的記錄，這位中國軍官在日本臨終之際，主動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詳細官職，或許他是想著會有一天憑著這些碑文，能被家人、戰友們尋找到。
6人中姓名最奇特的是叫做西方診的戰俘，這個名字明顯不是正常的中國人姓名，我們推測他和劉漢中的情況相反，這是一位刻意隱去了自己真實姓名的中國軍人。
令人唏噓的是，6座難友的墓散落在3處，其中5座根據遺願，墓碑都面朝著西方，朝著他們永遠回不去的家的方向。惟有戰俘楊永寬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對臨死時身份的羞恥，無顏見江東父老。
我們依次在這些墓前擺上鮮花，拂去蛛塵，默默禱念。薩蘇說這是百餘年來第一次有人專門從中國到這裡祭奠他們。在完成了對墓碑的逐一拓印、測量，以及繪製墓地布局等基礎調查工作時，已經是正午。
當要和這些長眠異國的中國軍人告別時，我卻感覺怎樣也無法挪動腳步。那感覺像是和失散許久的親人意外相逢，又要立刻分手時的難割難捨、咫尺天涯。緊鄰著中國戰俘楊永寬的墓，在墓園角落裡有個小小的神社，供奉庇護亡者的地藏菩薩。我不由自主地走了進去，在神像前合十默念，祈望庇護這些繼續留在異國土地上的中國靈魂得到安息。
在我們完成了在日本九州、本州等地的考察，帶著收集的大量資料離去後，過了一月，薩蘇先生和《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婁林偉再度來到這塊墓地。婁林偉專門從祖國帶了一瓶酒，將家鄉的酒祭灑在這些被遺忘了一個多世紀、回不去故鄉的中國軍人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