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壇流行一種說法，叫做「東張西畢」，意思是：西有畢卡索，東有張大千。
這句話起因於1956年張大千對畢卡索的一次拜訪，也因為張大千的繪畫技藝在畫壇的地位，被很多國外人士追捧。
將眼光從二人的繪畫成就移開，聚焦到二人的生活領域，在情事這塊，畢卡索風流成性，愛人是他繪畫靈感的來源，所以我們看畢卡索的畫，經常換風格。
張大千也「不遑多讓」，作為民國時期的人物才子，有名有位，又是一段風流韻事。
東方之筆，五百年來第一人
1899年，張大千出生於四川內江的一個書香門第。
自小，他便跟著家裡母親、姐姐學習書法、作詩。
俗話說，是金子在哪都會發光。
張大千的才華在土匪窩裡也藏不住。
1916年，張大千在從重慶求精中學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土匪綁架，被帶到了一個叫做「千斤磅」的地方。
土匪要求被綁架的人寫信回家向家裡要錢，到張大千寫信時，土匪一看這小孩兒字寫得不錯，便被扣了下來，留他作「黑筆師爺」。
這也算得上是張大千從事的第一份藝術類「職業」了。
這「黑筆師爺」一當便是百天，張大千終於在三個多月後被營救出來。
營救出來後，張大千想去上海跟著他的二哥張澤學畫畫。
張澤別號虎痴，以畫虎聞名。
不想卻遭到了父母的反對，被送到了日本留學學習染織。
小小年紀的張大千沒有反抗的餘地，但他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很是憤怒，由此不齒再說日語。
於是他僱傭了一個日本人來為自己做翻譯，從而做了一位「帶翻譯的留學生」。
此事曾經轟動一時，在當時的日本留學界傳為了美談。
在日本留學期間，張大千一直利用課餘時間自學繪畫、寫詩。
1919年回國後，到上海拜了曾熙、李瑞清為師，並在上海寧波同鄉會管舉辦了自己的第一個個人畫展。
此次畫展，一展成名，所展百餘件畫作盡數售空。
自此，張大千開始以賣畫為生的生活，這一生也與畫緊緊地結合起來。
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國畫界掀起了一股「石濤熱」。
石濤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畫家，又號「苦瓜和尚」，其山水畫別具一格，與弘仁、髡殘、朱耷合稱「明末四僧」。
張大千也十分喜歡石濤，他不僅把石濤的《苦瓜和尚畫語錄》翻來覆去研讀，背了個滾瓜爛熟，同時更是將石濤的「筆墨當隨時代」、「搜盡奇峰打草稿」等種種繪畫思想內化於心。
有人曾評價他說，「其才不在石濤下。」
不僅是學習石濤的畫，唐伯虎、八大山人的畫張大千也時常臨摹。
對於習畫之人，一開始學習模仿前輩的畫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等習得了基本的技巧章法，後續再開始漸漸摸索出自己的風格，得成一派。
而對於張大千而言，在臨摹這一塊可謂並世無兩。
畫家葉淺予曾經如此評價：「從他身上拔一根毫毛，要變石濤就是石濤，要變八大就是八大，要變唐伯虎就是唐伯虎。」
葉淺予
密西根大學曾舉辦石濤的畫展，畫展中志願者正在介紹畫時，張大千徑直走到一幅畫前，端詳片刻說，「這幅畫是我畫的，那幅也是」，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這也側面說明了張大千的模仿畫作其水平之高，已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
據考證，至今還有許多博物館都還留著張大千的仿作，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石濤山水》、《梅清山水》等。
到了四十年代初，張大千已不僅是將繪畫當做自己的謀生事業，而是自己畢生要去為之不懈努力奮鬥的事業。
他曾說，「吾於藝事，視如性命。」
為此，他主動放棄了在成都的安逸生活，第一個主動前往西北戈壁灘上的敦煌，追溯、研究中國繪畫起源。
張大千在敦煌待了近三年時間，以最原始的復原臨摹法，完成了約276件畫作，並寫下了近20萬字的學術著作《敦煌石室記》。
此後，張大千在蘭州、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了規模浩大的「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將中國莫高窟里這神秘的繪畫展現給世人，轟動一時。
如今我們熟知的反彈琵琶、九色神鹿等故事，便是出自敦煌石窟壁畫。
對於張大千在臨摹敦煌壁畫一事，學界褒貶不一。
有人認為張大千耗費巨款，為敦煌石窟的文物保護、編號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將美麗的石窟壁畫大範圍的帶給世人，直接促成了中國第一個石窟保護與研究機構的誕生，讓這塊寶藏之地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保護，是有功一件。
但也有人指出，張大千也破壞了敦煌石窟壁畫原有的生態。
因為敦煌石窟壁畫作畫方式獨特，自秦朝起，便不斷有畫師在石窟上作畫。
此後朝代更替、畫法更迭，便直接在前朝畫作上抹上灰泥覆蓋再做新畫。
而張大千在石窟里臨摹時，曾經不小心剝離了一些壁畫，灰泥掉落，更早年代的壁畫直接暴露在空氣里，因為當時文物保護技術受限，很快便被氧化，失掉了原有的色彩，是個不小的遺憾。
這件事在當時也引起了一陣喧譁，甚至官方也出面以示警告。
是非功過，自在人心。
而張大千於畫，是實實在在。
張大千以山水畫出色更多為人熟知，但其實他人物、花鳥、工筆、作詩、書法樣樣皆精，被徐悲鴻稱作「五百年來第一人」。
不僅是在畫壇上的出色成就，張大千還將東方之美、山水氣韻帶到了國外，他經常在國外舉辦畫展，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藝術，也被西方稱作「東方之筆」。
因畫結緣，因畫成緣
張大千其實本名叫做張正剛。
張大千改名字，和他的婚姻有關。
1916年從土匪窩裡被營救出來的那年冬天，張大千與他青梅竹馬的表姐謝舜華定下姻親。
誰曾想，1919年，張大千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那一年，未婚妻表姐因重病去世。
只留下這未完成的婚約給張大千。
此事對他打擊巨大，只感世事無常，傷心之餘去了松江禪定寺出家為僧，法號大千，自此改名。
出家百天，寺廟要求在頭上燙戒疤，此舉在張大千看來，已是十分形式主義，非宗門原義。
再加上家裡二哥一直催逼自己，張大千便就此還俗。
但仍沿用大千為名，此後專心書畫研究。
大千世界，因畫成仙。
一生所愛，也因畫結緣。
從寺廟還俗後，在家裡包辦婚姻的安排下，張大千娶了第一任老婆曾慶蓉。
二人相敬如賓，育有一女。
張大千的二太太叫做黃凝素，張大千與她共育有八個子女。
張大千與他的三太太楊婉君相識於北平一次畫展上。
楊婉君也出生於一個藝術世家，13歲時便可以登台表演京韻大鼓，博得滿堂喝彩。
戲曲與畫作的碰撞，猶如番茄遇上雞蛋，一下便對了眼。
張大千特意為楊婉君花了一幅仕女圖，仕女的眉眼細細看來與楊婉君十分相似，後來亦是經常為楊婉君作畫。
此時的楊婉君不過18歲，在張大千猛烈的追求下，雖顧慮張大千家裡大房二房，但借著滿腔歡喜仍然嫁了過去。
楊婉君
張大千在敦煌的三年，生活艱苦，楊婉君亦在敦煌和他一起吃苦。
只是這18歲的愛情婚姻，在生活蹉跎中，終究沒能抵過另一個18歲女子。
張大千的第四任太太，也是最後一任，叫做徐雯波，是女兒張心瑞的同學。
民國時期，還未完全落實一夫一妻制。
多數風流才子，有好幾房太太不是稀罕事。
而此時的張大千已經年近半百，卻要娶一個和自己女兒差不多年齡的女子為妻，年齡差距實在過大，遭到了眾人的反對。
張大千和徐雯波的相遇，是在徐雯波12歲。
那時徐雯波受張心瑞邀請，去到張大千家裡作客，徐雯波自己也很愛畫，對已經聲名遠揚的張大千充滿了崇拜和嚮往。
而張大千對徐雯波俏麗的長相、氣質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雯波曾想拜在張大千門下學畫，但被張大千拒絕了，只說，「你想學畫隨時來都可以，我隨時都可以教你。」
此後徐雯波經常以學畫為由，和張大千接觸、相處。
時間久了，兩人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愛河。
但由於年齡的差距，當張大千向徐雯波家裡提親時，遭到了雙方親友的極力反對。
特別是張大千的女兒，一個是自己的閨中蜜友，一個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兩人關係如何能夠錯亂？
對於徐雯波的母親而言，張大千情史牽連不斷，而自己女兒正值妙齡之際，又如何能嫁？
對於外界的反對聲音，二人無法改變，徐雯波對母親表現出非張大千不嫁的決心。
幾番拉扯，最後以懷有身孕的謊話促成婚姻。
雖被外人唏噓，但張大千對徐雯波卻是尤其寵愛，而徐雯波對張大千也是一直不離不棄，二人也可算是有情人得成眷屬。
徐雯波嫁到張大千家裡後，張大千對她的寵愛迅速超過了其他三房，經常帶徐雯波出去遊山玩水，讓人艷羨。
不僅如此，中年之後的張大千想要出國闖蕩，他的後半生都是在為書畫奔波。
徐雯波便也一直陪著張大千，走過日本、朝鮮，走過巴西、阿根廷，天南海北，東西半球，處處是二人的身影。
看著與其他三房完全不同待遇的徐雯波，想來有人覺得這番落差必然會引得其他太太爭風吃醋，但事實如何？
張大千娶當時只有18歲的嬌妻徐雯波之後，他的後宅並未有什麼奪夫大戲，相反，徐雯波人美心更善，前妻不恨反而對她十分欽佩。
機票轉贈給前任，願結白首不分離
對於男人而言，萬花叢中過，第一任和最後一任，往往是最重要也最特殊的。
若徐雯波只是一個花瓶，她也無法成為張大千的最後一任太太。
對於徐雯波而言，張大千是她的丈夫，亦是她崇拜的藝術家。
也許是愛的包容，她對張大千的獨占之心沒有前三任太太那麼重。
在徐雯波未過門之前，因為張大千經常和自己的女弟子眉來眼去，他的太太們很是不滿，對張大千幾番說教，惹得張大千也十分不悅。
張大千一氣之下，揚言要再次出家。
三位太太害怕守了活寡，忙上山去勸說張大千回家，以後再對張大千的情事便言談很少。
而徐雯波在處理類似的事情上，比起前三位太太，便要高明得多。
在張大千和徐雯波去日本辦畫展交流的過程中，張大千入住的地方主人派了一個日本丫鬟來侍奉。
丫鬟名喚山田，年輕貌美，乖巧懂事，深得張大千歡心。
徐雯波見此也不惱，還經常藉故將張大千從房裡趕出去，給他們倆製造機會。
張大千愛風流，對於一個如此貼心的賢內助，自是滿意，對徐雯波也更加寵愛。
徐雯波的能力不僅體現在對待丈夫的生活態度，在工作方面對張大千，亦是助力良多。
在張大千帶著徐雯波到世界各國旅居、舉辦畫展的日子裡，徐雯波可不是一個只懂享樂的閨閣女子。
每到一處，徐雯波都會先聯繫當地的展商，與他們協調展位、展出時間，每次開展時，徐雯波也會身著一身旗袍，在張大千旁邊優雅亮相，為畫展增色不少。
張大千的畫展能夠獲得世界各國的好評，徐雯波在背後耕耘了不少工作支持他。
所以有人曾如此感慨，張大千如果沒有娶徐雯波，他的下半生可能不會如此精彩。
不僅如此，在面對大災大難時，徐雯波也表現出了開闊的胸懷和善良的魅力。
1949年12月，因幾次變革帶來的混亂，當時還在四川成都的張大千一家想要暫時出國避避風頭。
可張大千動用了所有的關係，也只拿到了三張機票。
一大家子人，只有三張。
張大千給了徐雯波，這個時候的徐雯波，已為張大千育有一兒一女。
三張機票，剛好能夠保證徐雯波帶著兒女先行離開。
張大千對徐雯波的在意，由此可見一斑。
而在這件事情中，徐雯波的選擇，也讓眾人感嘆。
徐雯波這次沒有聽話，她選擇將機票轉贈給了張大千的二太太和她的孩子，讓她們先走，而自己則帶著孩子留下來，和張大千一起等待去留。
對於徐雯波的加入，加上後來張大千對徐雯波的專寵，前幾任太太其實是相當不滿和嫉妒的。
但徐雯波在關鍵時刻捨己為人的善舉，也讓前任改觀，尤其是二太太，更是心生感激，感慨不已。
徐雯波對張大千，是願為同林鳥，此生不分離。
讓人遺憾的是，張大千和徐雯波的兒子，後來患上了抑鬱症，選擇了臥軌自殺。
白髮人送黑髮人，不論在哪個年代，都是讓人極為痛心的事。
張大千一生作品甚多，在國內國外畫壇上，都是首屈一指。
時代發展後，張大千也不拘泥於傳統山水畫，在其中嘗試加入一些現代摩登的造型。
畫畫本就是一件充滿想像力的藝術，唯有不斷的創新，才能臻至化境。
而徐雯波便一直陪在張大千的身邊，這個18歲的妙齡女子，從嫁入張家的那天起，便已成為張大千生命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今朝能夠同風雪，此生也算共白頭。
徐雯波對張大千一直不離不棄，生活瑣事事無巨細的照料，長長久久的陪伴，也讓二人真的走到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