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全部隱私，或者離開網際網路

那個時代的人們肯定難以想像，今天的人肉搜索可以得到多少照片之外的信息。支持隱私權成立的意見，在今天讀來更加驚心動魄。

新聞報刊超出了禮義廉恥可以容忍的限度。傳播流言蜚語不再是閒散無聊人士的消遣，而成為一種行業，被人們孜孜不倦又厚顏無恥地從事著。為了滿足好色之徒的口味，與性有關的細節描寫在各種日報版面上廣為傳播。為了讓無所事事者心滿意足，報紙連篇累牘地充斥著只有侵入家庭隱私才能獲取的流言蜚語。文明的前行使人們的生活日漸緊張且複雜，適時地遠離世事紛擾，極有必要。隨著文化修養的提高，人們也對公共場合更為敏感，獨處與隱私之於人更是必不可少。

但如今的新聞報刊和各類發明，侵害個人隱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與困擾，較之純粹身體上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及。損害的發生，並不局限於那些成為新聞業或其他行業的話題而遭受痛苦的這類侵犯之上。在這一點上，正如在其他商業部門一樣，供給創造著需求。每一批有失體面的流言，收穫之後就成為更多流言滋生的種子，並且與其流傳的範圍成正比，這導致了社會標準和道德準則的下降。即使表面看來無害的流言，廣泛持續傳播也會成為強大的邪惡力量。它既讓人捨本逐末，又令人墮落。它通過顛倒事務的相對重要性使得本末倒置，從而矮化貶損一個民族的思想及抱負。當流言蜚語受到報章青睞，占據可用於報道對社區具有真正意義的事務的版面時，無知輕率的人會輕重不分又有什麼好奇怪呢。不難理解，人性中軟弱的那一面從來不會使我們對鄰居的不幸與脆弱真正感到氣餒沮喪，基於此，沒有人會驚奇流言蜚語占據了頭腦的興趣空間，而這裡本可能容納其他事務的。淺薄瑣事能夠立刻破壞思想的穩健和情感的細膩。在其毀滅性的影響力之下，不會有激情能夠蓬勃發展，不會有慷慨的衝動能得以倖存。

紀錄片《貝克漢姆》

我們的一切都被暗中出賣

22 歲時，斯諾登進入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在進入行業前，他認為網際網路代表了真正的先驅精神——無邊界、無限制，各樣的部落和諧相處，是一個已經有人墾殖但未被剝削的共同地帶。

在中情局工作 7 年後，他意識到自己在參與組成一個全球監視系統。這種全球範圍的監視未經任何人同意便設立，並刻意隱藏於層層機構中。人們的一舉一動不僅被政府密切注視，還成為資本社會的「新產品」。

斯諾登認為，對人民權利的尊重，是國家權力的界限。他將手中的證據通過媒體公之於眾，這就是震驚全球的「斯諾登事件」。斯諾登也因此被迫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將自己的思考與轉變寫入了《永久記錄》這本書里。

如今，具有創造性的網絡已然崩潰，因為那些美好、高難度、有個性的網站關閉了。便利性的承諾讓大家關掉自己的個人網站——因為那需要持續的、辛苦的維護——改換成臉書網頁和 Gmail 帳號。所有權的表象讓人容易搞錯現實。很少有人在當下即明白，我們所分享的一切都將不再屬於我們。以前電子商務公司因為找不到讓我們有興趣購買的產品而倒閉，其後繼者現在找到可以販售的新產品了。

「我們」就是那個新產品。

我們關注的事物、我們從事的活動、我們所在的地點、我們的慾望——我們揭露有關自己的一切，不論刻意還是非刻意，都受到監視並被暗中出賣，極力拖延隨之而來的無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們大多數人直到現在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種監視持續受到積極的鼓勵，甚至得到眾多政府的資助，渴望由此獲得大量的情報。除了登錄和金融交易，21 世紀初期所有的在線通信幾乎都沒有加密，這表示在許多時候，政府甚至不必為了想要知道他們的客戶在幹什麼而去找企業，他們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監視整個世界。

電影《蜂鳥計劃》

不要公開孩子的私密空間

數字時代，愛竟然會成為引狼入室的緣由。「曬娃」本來是監護人充滿愛意地向世界分享與記錄自己孩子的成長，卻在不經意間為孩子編寫了一份詳細的公開檔案，為潛在的隱私風險大開方便之門。

我們開始探討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事情吧。兒童數據可能會引起違法、犯罪或其他心存惡念的成年人的注意，成為他們從事各種活動的目標。其中包括色情、身份盜用、暗中跟蹤、拐賣兒童或其他形式的網絡欺凌。下面將對具體情況加以簡要討論。從事色情產業的人員可能會利用與其毫無關係的孩童照片，通過修圖軟體製作兒童色情作品。因此，你在社交媒體上貼出的孩子照片可能會被盜用於各種犯罪活動只要那些邪惡的圖像在那裡，它們就會自行發酵，並且對你的孩子構成一輩子的威脅。兒童色情作品的幽靈不僅在淫窟里徘徊，還會出現在普通家庭里。我們要問：什麼時候，21 世紀的日常生活中抓拍到的孩童裸照才會被納入聯邦法律對兒童色情作品的定義？提出這個問題，目的不是要擴大聯邦司法的範圍，針對父母、其他成年監護人提起刑事起訴，也不是為了指責那些不小心曬娃的家長在與孩子的爺爺奶奶視頻通話時，拍到孩子從浴室跑出來，穿過起居室，或者通過協商在孩子臥室里安裝了視頻監控，於是孩子的影像無意中被他人看到。

我們不讓孩子外出，但是通過數位技術，我們讓外面的世界闖入我們的私密空間。我們讓孩子們的個人數據隨處漫遊——無論這些數據是由我們生成的，還是在我們的協助下由孩子生成的。在孩子們探索人生的初始階段，我們親手將噩夢引入了家門。

數字時代，父母遠非孩子們個人隱私的完美守護者。儘管如此，法律還是將隱私守護職責中最大的份額分配給了父母。這就像小說《動物農場》（Animal Farm）中發生的情形，當過多的動物都在為農場操心，履行這些職責就變得更為複雜。這凸顯出大家共同面臨的風險：沒有哪個動物能夠真正地掌控全局。問一問小說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他準會說：動物本來就不應該自己照顧農場。

電影《搏擊俱樂部》

未來的密探將是咖啡機、床單和衣服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物品，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得多。更不用說「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等概念許諾的那個全知全能的未來世界——不過，以什麼為代價？

早在十幾年前，英國的兩位學者就發現，汽車、電話甚至咖啡機中都可能隱藏著可以進行無線通訊的微型計算晶片，它們記錄下我們行為，編織出強大的監視網絡。警察可以在必要時使用這個網絡，數據保護機制在面對商業需求時也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堅強。「我們就像夢遊一樣走進了危險地區。」

我們家裡的許多日用物品中被嵌入了許多微小的、相對笨拙的、功能較弱的計算裝置。但是這些小裝置如果被連接在一起就可以從事具有令人吃驚的智能和靈活性的行為。很可能沒有人需要這樣一個智能家居系統，但是在你家中的許多日用物品都可以發出各種信息；這些信息可以被監控，從而使外人了解到你家中所發生的事情。人們在自己的家中活動通常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那些想要窺探別人家中情況的人往往只能藉助於諸如翻看垃圾桶等相對原始的手段。但是一台咖啡機如果能夠向其他家用電器發送有關其本身使用情況的信號，它就有可能被窺探者用來了解你家在某一天煮了幾杯咖啡。當這一有關你家庭生活的細節被與其他細節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就可以非常準確地揭示你家中所發生的情況。因此你的咖啡機可能會被用作監視你的工具。

這些裝置能夠收集許多重要的、令人感興趣的和真正有用的信息，因此它們的種類將會不斷增加。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潛在危險的增加。未來的密探將不再是拿著望遠鏡和遠距鏡頭照相機的邋遢男人。未來的密探將是咖啡機、床單和衣服。

並且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們能夠事先發現這些潛在的危險。如果一項技術能夠在短期內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的話，我們一般不會對它提出太多的質疑。讓我們假設以下這樣一種情況：政府要求所有的人都隨身攜帶一種電子裝置——這種裝置會隨時將有關我們行蹤的數據發送給一個中央資料庫並永久地保存在那裡，而警察可以在幾乎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使用這些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肯定都會提出強烈的抗議。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自願地隨時攜帶著這種裝置——那就是我們的行動電話。我們一般都認為這種東西的好處大於我們為它所付出的代價——也許的確如此，但這僅僅是運氣而已。社會並沒有就如何防範這些裝置被濫用的問題開展廣泛的討論。我們就像夢遊一樣走進了危險地區。

電影《頭號玩家》

過去變得難以抹滅

今年 1 月，被輿論指責為「白眼狼」的 15 歲男孩劉學州自殺；4 月，因 200 塊遭到網暴的上海女孩跳樓自殺。根據有限的信息判斷一個人的對錯、性格、家庭，在網絡上變得輕而易舉。然而對於當事者而言，這是千百人對一人的戰爭。

個人信息在網絡中的留存也越來越難以消除，甚至將跟隨一個人的一生。「重新開始」這種說法已經過時了，這是「黑歷史」的時代。我們越來越難與過去的記錄和數據告別。

有關你私人生活的細節，一旦傳播到網際網路上，就可能變成永久的數字式包袱。例如，一篇刊登在《波士頓環球報》上的故事，討論了一位名叫邁克的 34 歲的教授的困境。邁克少年時曾短期入獄。在獄中，他在專刊上寫了幾篇關於監獄的文章。現在這些文章回過頭來糾纏他。任何時候有人上谷歌搜尋他的名字時就會被叫出來。邁克仍單身，這個谷歌包袱在幾乎所有的約會中都跟隨著他。在開始的前兩次約會時，多數的女人開始質問邁克獄中的活動時間。當邁克解釋道：「當你遇到某人……你不會說：『我曾經有過外遇』，或者『我一度因酒醉駕車被捕』，或者『我在 1984 年的稅金上動了手腳』。」即使人們不追問他的過去，邁克的數字式梗概仍然繼續影響著他。每當對話期間出現尷尬的沉默時，邁克總是往最壞處想：「與其想：『上星期我唐突失禮了嗎？』或『我侮辱了這個政黨或那個信仰了嗎？』我必須回憶 17 歲時發生了什麼。」在一個例子中，邁克為了一個工作面談了許多次，突然間，這位未來可能成為他僱主的人不再打電話給他了。「（邁克的）直覺：某人谷歌了他。」但最糟糕的是，他永遠不會知道。邁克的問題並不在於過去讓他感到羞愧或想逃避。反而是，他對於必須不斷為自己辯護與解釋他的過去感到忿忿不平。更糟的是，很少有機會讓他解釋。

創世以來，人們便不斷談論八卦，傳遞謠言，以及羞辱他人。這些社會實務現在移往網際網路，並在那裡呈現出新的規模。從地方小團體之中容易被忘記的耳語，一變而為永久性的人類生活的編年史。整個時代在一個極為不同的世界裡成長，人們將從孩提時代便開始累積詳細的記錄，而且不論他們到何方去，這些東西將陪伴他們一生。在納撒尼爾·霍桑的小說《紅字》里，女主角海絲特·白蘭被她新英格蘭殖民地村民強迫穿上紅字 A 以顯示她通姦的罪過。網際網路以數字的形式，把紅字帶了回來——人們過去的惡行難以抹滅的記錄。

電影《搜索》

沒有信任存在的空間

現代社會正在前所未有地透明化。在韓炳哲所定義的「透明社會」中，當人與人之間失去界限和掩蔽，我們並沒有更加信任彼此——而是相反。社會開始於依賴監控，而無孔不入的監控讓環境更加透明。

韓炳哲將「透明社會」與自主競爭的「效績社會」聯繫起來，人們自願將自己交付於全景注視，通過有利可圖的自我展示，為數字化監獄添磚加瓦。「作案⼈與受害者合⼆為⼀。」

信任只在「知」與「不知」之間才有可能存在。信任意味著，在⾯對他者時，即使「不知」也要與對⽅建⽴⼀種肯定的關係。這能使⼈在⽋缺「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有所⾏動。如果我事先就知曉⼀切，那麼信任就成了多餘的。透明是⼀種消除了所有「不知」的狀態。在透明盛⾏之地，便沒有信任存在的空間。其實，⼈們應該說「透明破壞信任」， ⽽不是「透明創造信任」。恰恰於信任不在時，⼈們對「透明」的呼求聲才愈發響亮。在以信任為基礎的社會中，⼈們是不會執意要求透明的。透明社會是⼀個不信任的、懷疑的社會，由於信任⽇漸消失，社會便開始依賴監控。對透明的⼤聲呼求恰恰表明，社會的道德基礎已然脆弱不堪，真誠、正直等道德價值越來越失去其意義。作為⼀項新的社會命令，透明正在取代⽇漸式微的道德審查機構。

透明社會完全遵循效績社會的邏輯。功能主體擺脫了會逼迫他⼯作、對他進⾏剝削的外部統治機構，他成為⾃⼰的主⼈和經營者。然⽽，統治機構的廢除並未導致真正的⾃由和解放，因為功能主體開始⾃我剝削。剝削者同時也是被剝削者，作案⼈與受害者合⼆為⼀。⾃我剝削⽐外來剝削效率更⾼，因為它伴隨著⼀種⾃由之感。功能主體聽命於⼀種⾃由意志的、⾃我⽣成的約束。這種⾃由辯證法也是監控社會的基礎。

電影《少數派報告》

我們擁有「不被看見」的願望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很少能免於窺探。目光無處不在。正如前文的作者們強調的那樣，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可能被上傳在資料庫中永久留存。

而作家阿奇科·布希卻向我們指出，人類本能具被這個世界「忽略」的慾望。主動選擇不被看見並非一種孤立，而是為維持自我身份與話語權所做出的重要選擇。我們永遠可以選擇「內在的、私人的、獨立的」生活。

當一個人通過在公眾面前展示形象建立自我身份時，必然會導致某些東西的喪失、某些自我身份的核心成分被稀釋，以及某種權威感或隱秘感就此瓦解。人們似乎習慣將「不被看見」與「藏起來」畫上等號，但事實果真如此嗎？現在不但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我們重新評估低調生活能帶來哪些益處的良好時機。在當今時代的滾滾洪流中，我們還可以試圖尋找一些避免持續曝光的方法，並重新審視「不被看見」「不被發現」或「被人忽略」等狀態的價值所在。有沒有可能「不被看見」並非簡單地等同於「逃避現實「，而其本身就是一種有意義、有力量的條件呢？主動選擇「不被看見」或許標誌著一種從容不迫，昭示著源於內心的安全感。避免成為焦點的渴望，並非充滿自負意味的自我孤立，也不是毫無意義的隨波逐流，而是為了能維持自我身份、保護自我所有物、堅持自主並且維護話語權所做出的努力。它不是要我們逃避數字世界，而是希望我們在持續曝光的生活方式之外尋找某種真實的替代方式。它不是不假思索的抹殺，而是具有思想深度的覺察。這種「大隱隱於世」的生活方式，既不可恥，也不會讓我們無功而返，這是一種適應當前瞬息萬變的社會、文化及環境的必要之舉。人類的努力可以是內在的、私人的、獨立的。這種潛藏於心靈深處的態度不僅不會使我們感到痛苦，反而會讓我們受益。

編輯：麥記、一顆飯、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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