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鳳凰網
（ID：ifeng-news)
作者：喬雨萌
「97年的萬辭王駕到。」這是徐暢在社交平台上的個人簡介。
對於「萬辭王」這個新生詞彙，有網友如此解讀：「干一行恨一行，行行都能幹破防，不上班心發慌，上了班又只想躺。」
不是隨便誰都有資格自稱萬辭王——4年前，徐暢從一所二本大學的中文系畢業。
本科同學中，有人現在還在讀博，而她已經換過15份工作，目前在找第16份。
她干過和專業沾點邊的文案策劃、活動策劃和新媒體運營，也曾「脫下長衫」，做前台、當書店店員。她待過網際網路大廠，也被招搖撞騙的老闆忽悠進過創業團隊。海量工作讓她見識了「物種多樣性」：畫餅的面試官，摸魚的店長，把開黃腔當有趣的男領導，以及她學不會的職場「宮斗」。
十一個月，是徐暢留在同一家公司的最長時間。風平浪靜的話，大部分工作可以持續兩到三個月。最短的一份，她只做了三天。
每次把辭職信甩給老闆，她都覺得「太爽了」，平時厭煩的同事和辦公室也變得「順眼很多」。終於能從這個糟糕的環境逃走了，她想。
不過，一旦幾個月沒工作，虛無的感覺又湧上來，銀行戶頭一點點變少的存款也催生著焦慮，於是她再度投簡歷，面試，帶著痛苦面具上班，幾個月後辭職。周而復始。
別人說她性格「沖」，這位萬辭王承認。但自我懷疑也常常縈繞她：「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忍，就我一個人忍不了？」
（圖/unsplash）
帶著困惑，她在社交平台上發帖講述自己的經歷，沒想到聚集了一大批萬辭王。這些年輕的「王者」起碼換過四五份工作，像她一樣做過十幾份的也不少。有人工作才三年，已經打過好幾起勞動仲裁。
鳳凰網和五位萬辭王聊了聊。他們都是95後，學歷和所學專業各不相同，但對於工作抱持著類似態度。和父母輩不同，他們不將工作視為人生意義的重要寄託，不信奉「勞動最光榮」的社會倫理，也沒有「融入集體」的焦慮。
對他們來說，自己的感受最大。身邊人常常評價他們「不穩定」「玻璃心」「缺乏忍耐力」，但在他們看來，是自己不願向「有毒」的當代職場文化低頭，儘管如是堅持需要付出代價。
於是他們以萬辭王自嘲，一面消解現實生活帶來的失落，一面昂起頭為自己打氣——如果一份工作里，要付出的勞動和情緒價值超過了能賺到的錢，「那就換一個」，徐暢說道。
職場小白的頓悟：
世界是個草台班子
2024年7月，徐暢正努力為簡歷填上新的一筆。兩周前，一個行政崗位的面試現場，面試官問她，你有哪些技能？
她自信滿滿：Word、Excel、PPT、PS，我都精通。
面試官也侃侃而談：我們為員工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優厚的年終獎和各種福利。
他們相視一笑。面試官和她握手：期待你的加入。
徐暢心裡清楚，無論哪個辦公軟體，她都是「半吊子水平」。一定要說有什麼擅長的，那就是搜尋引擎用得不錯——有什麼不懂的，「萬能」的網友都能解答。
她同樣清楚，面試官在給她「畫大餅」，但出於現實的壓力，她只能接受，畢竟「活著更要緊」。
做過15份工作的她現在篤信，面試就是一場相互的「詐騙」。
她不擔心「騙局」暴露，「有什麼不會的，幹著幹著就會了」。
（圖/unsplash）
「從我換了N個工作的經驗看，對於市面上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一個人只要智商沒問題，幹個半個月到一個月都能勝任，」徐暢說，「只要我能把工作做好，領導也不會計較我面試時有沒有說真話。」
——畢竟，其他人的水平可能也差不多。剛工作時，她的學習勁頭很足，遇到不懂的喜歡問領導，問資歷深的同事。幾次之後，她發現，「他們肚子裡的東西也就那麼多，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跳槽14次的鄭雯對此也有著切身體會。她畢業於一所專科院校的動畫設計專業，因為厭倦了一直從事的銷售類崗位，決心轉行計算機，零基礎的她刷了兩個月面試題，順利入職一家網際網路「小廠」。
剛進公司時，她戰戰兢兢，擔心自己身為「小白」被嘲笑。不過她很快放下心來：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有的已經工作了十幾年，有的名字前掛著高級職稱，但技術水平還是「很水」——代碼全靠搜索，搜索不到的靠「甩鍋」。她恍然大悟，原來「大家都是混子」。
有人問她是怎麼找到這麼多工作的。她說，竅門就是自信，不要怕，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
「世界是個巨大的草台班子」，在鳳凰網和幾位萬辭王的對話中高頻出現。根據新京報書評周刊的解讀，這句去年開始流行的網絡用語，意在描摹一種「表面上光鮮亮麗，實際上各種問題漏洞百出，到處都有混子、投機者，認真、踏實做事的人沒幾個」的狀態。
（圖/unsplash）
像是看透了世間真相一般，年輕的萬辭王們決定坦然做自己——和在職場中放低姿態的父母輩不同，職場氛圍的和諧、領導同事的認可，那算什麼？既然職場中的大多數人不過是「打腫臉充胖子」，為什麼還要假模假樣地委屈自己？
於是，權力地位那一套在萬辭王這兒不管用了——他們不願、也學不會違心地對領導畢恭畢敬，笑臉相迎。
徐暢幾次和上司正面「對線」。一次是在書店打工時，因為看不慣店長「什麼都不做，還有臉來要求別人」，她激情澎湃地列舉了對方的「十宗罪」並發到工作群，衝突以店長的主動辭職告終。不過這份工作也很快畫上句號，因為在父母眼裡，「終究不是正經班」。
還有一次是對著一個她認為「在外做舔狗，對內有點權力就上頭」的老闆。她帶著寫到凌晨三點的策劃案向他彙報，他一眼沒看，輕飄飄地來了一句，換個主題重寫。徐暢拒絕，逕自走出公司，結束了這份三天前剛入職的工作。
「社畜模式」：
奇葩公司全趕上了
萬辭王不是一天練就的。他們也曾像其他打工人一樣，渴望一份表面正常的工作。
二本畢業的陸帆自認對工作的要求不高，合法就行：朝九晚五，雙休，收入四五千。但打開招聘軟體，將地點定位到她的家鄉，一座北方二線城市，幾乎全是單休的工作，大小休的都很少。
更讓她感到「炸裂」的是，當地很多公司不給員工繳五險一金。在她現在任職的一家外教機構，百來號員工里，沒有一個上著社保，其中不乏乾了兩三年的人。
三年換過九份工作的陳晨有時覺得，怎麼奇葩公司都讓他趕上了。
他打過兩次勞動仲裁。一次是他作為全職員工被轉為外包，最後公司和他庭外和解。還有一次，他在無薪試崗一個月後被「惡意開除」，仲裁勝訴。
有一家公司在員工手冊里明晃晃寫著：上班期間聽歌罰100塊錢，閒聊罰300塊錢，遲到一分鐘扣50塊錢，可累加，無上限。陳晨瞠目結舌：我是不是要倒貼錢上班？入職三天，他果斷跑路。
（圖/unsplash）
梁菲也打過15份工，在一年半之內。
干過行政，當過前台和服務員，也賣過鴨脖、鮮花、珠寶黃金、健身卡、二手房甚至是陵園墓地後，她得出結論：資本家一律把打工人當牛馬使用。
在花店兼職時，她每天從早十點干到晚十點，這份工作突破了她對小時最低工資的預期，「你猜掙多少？6塊錢一小時」。做服務員更累，每天中午上班，半夜下班，日薪100塊。上崗不到一周，老闆以「衛生不過關」為由扣了她三百塊錢，她沖老闆比了個中指，「直接走人了」。現在，她只想找一份工資和工作量匹配的工作。
「三千的工資讓人干出三萬的成績，換誰都會跑路，」梁菲撇撇嘴，「每天當牛做馬又挨叼，工資五位數還能咬咬牙勸自己忍忍，月薪三千忍不了一點。」
當「牛馬」也就罷了，但今年23歲、做過12份工作（包括全職和兼職）的陸帆，不理解為什麼同為牛馬，還要爭著「無底線內卷」。
那份工作是石膏頭像手繪師。陸帆很喜歡這個職業，因為夠「純粹」——不用賣東西，不用跟人聊天，只要專心畫像就夠了。
入職第一天的中午，她放下筆，邀請同事一起去吃飯。同事擺擺手拒絕，從包里掏出一個麵包，說要抓緊時間工作。她後來得知，這裡大部分員工中午都不休息，吃個十分鐘的便餐就接著畫。而這般工作強度，獲得的回報相當微薄：畫一件石膏像，2元。如果客戶退貨，員工按照產品售價被扣工資，一次至少30元。
「我的天老爺，我覺得他們都是奇葩。」陸帆感慨。於是每天中午，她一個人到外面覓食，再散個步，晃蕩夠午休的一個半小時，再不緊不慢地回去。
同事私下和她說，自己也不想中午加班，但「大家都這樣」，「不好意思不加」。
「可那是屬於我的休息時間，」陸帆聳聳肩，「我就是覺得我不能被壓榨。」
陳晨的「覺醒」一刻發生在無盡的加班之後。
那是一家規章制度寫著每晚六點下班的公司，但陳晨離開辦公室的時間從沒有早於晚上十點，凌晨也是常事。
每次深夜走出公司，他「還沒有從社畜模式轉換過來」，只覺得精神恍惚。直到下了地鐵，走到小區門口，整個人像「泄了氣的氣球一樣萎下來」，他幾乎是飄著回到家，簡單洗漱一下，一頭栽到床上。
（圖/unsplash）
他試過和領導溝通。上司語重心長，「男孩子吃點苦怎麼了，剛從學校出來就是要吃苦」。他懶得再爭辯。
情緒在陳晨入職滿月後的一個周末爆發。周六一整天，加班，周日白天，繼續加班。到了周日傍晚，他把手頭的工作收了個尾，去看早就買好票的演出。在劇院裡，他的手機不停振動，是同事催他幹活的電話和微信。他關了機。第二天，同事向老闆告狀，陳晨就坡下驢，遞交了辭呈。
「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享受一頓晚飯，和朋友聊聊天，看一場演出，不被打擾，」陳晨說，「我不想變成一個打工的機器。」
升級打怪，
還是慢慢「學乖」
剛畢業時，徐暢也曾迫切地想在工作中學到點東西，想要大展一番宏圖，幻想像《穿普拉達的女王》里的安妮海瑟薇一樣在職場裡升級打怪。但她很快發現，理想和現實之間隔著一道「馬里亞納海溝」。
徐暢曾在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實習。四年多過去，當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八點半，胸前掛著工牌的員工魚貫進入公司。泡好咖啡，戴上護頸椎的套子，往工位上一坐，直到下班。喝水的頻率不會太高，因為廁所的坑位有限。
在那裡，同事間要以「XX同學」稱呼，程式化的笑容是每個人的面具。足夠客氣，但沒有「人氣」。
在那裡，她學會了一套全新的語言體系：賦能，對齊，顆粒度，感知度，心智，賽道……如何區分痛點、癢點和爽點？中文系畢業的她對著字典研究了許久。
在那裡，溝通要「留痕」，因此交流大多發生在線上。辦公室里，人聲不常有——相鄰工位的同事可能一整天說不上一句話。更多是密集的「噠噠噠」打字聲，以及頻繁響起的「叮」，那是辦公軟體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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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時間精確到分鐘，萬事都要預約，即使是和相隔十米的同事溝通一個簡單的問題，也要在辦公軟體上問，五分鐘後我們去會議室聊？
最恐怖的事無外乎績效被打低分，她聽說不少同事在績效考核前會徹夜失眠。
「每個人都像是被一個職場的殼子套住了。」徐暢覺得壓抑。三個月的實習期結束後，她再沒考慮過進入大廠。
從學校步入社會，徐暢逐漸發現，許多過去的行事法則不再適用。
比如對於高效率的追求。第一份工作時，老闆叫她寫一份項目書，她幹勁滿滿，「肝」了個通宵，第二天早上就把列印好的文稿放到了老闆辦公桌上，心裡還頗有些自得——在學校時，「快手」的她總是老師表揚、同學羨慕的對象。
期待的稱讚沒有出現。老闆拿著項目書端詳了一會兒，語氣微妙，「寫得真快啊......你今天也別閒著，把XX項目的策劃做了」。她分明記得那是一個已經「流產」的項目。
走出老闆辦公室，她滿腹疑惑，問同事什麼情況，對方語氣冷淡，「我在忙」。直到聽到同事跟別人抱怨，「小徐怎麼這麼卷」，她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傻」。
從那之後，她「學乖」了。DDL（截止日期）是哪天，她就哪天交。老闆和同事對她重新展露笑顏。
（圖/unsplash）
但還有一些做法和規則，是徐暢至今無法理解和適應的——
比如，一整天都沒有工作，臨到下班點又被安排開會。比如，領導一句不滿意，整個項目組就要通宵改方案。比如，員工下了班不能走，不是因為還有工作要做，只是因為領導還沒走。還有那些「屎上雕花」的工作，「沒實質意義，純粹為了好看，為了做面子」。
有一次，她負責策劃一份文案，老闆反覆叫她修改。這次說這句話應該放在前面，那句後面不能用逗號，下一次又說，還是應該把這句放後面，標點換回逗號比較好。
這樣來回改了十幾遍之後，她「火」了，直接沖老闆說，我真不理解你為什麼要在這些細小的地方一直糾結，這句話放在前面和放在後面，意思有什麼區別嗎？她追問，既然你要改，你告訴我，到底怎麼改？這樣改的意義是什麼？你真的覺得這樣改會更好嗎？
老闆啞口無言。後來，她逐漸被邊緣化，工作清閒，但沒意思。很快她主動請辭，一如既往，「何必等到最後你把我開了，我自己先走算了」。
除了職場對打工者無差別的虐，身為女性，徐暢還在公司遭遇了性別不平等，甚至是言語暴力。
她曾在一家個護品牌工作。一次腦暴會上，徐暢和同事討論公司產品在公共廁所的廣告投放策略。隔壁部門一個男性小領導突然插話，不如在男廁所貼上AV的視頻連結？在坐著二十多人的會議室里，他甚至學起了AV里的聲音。在場的男性鬨笑。
徐暢渾身狠狠一抖，轉過身怒視擬音者：你有毛病吧，低不低俗？
對方全然不在乎，繼續嘻嘻哈哈：對啊，我就是這樣一個低俗的人。
被徐暢罵過幾次後，那個男領導不敢再在她面前開黃腔，但繼續騷擾其他女同事。
她們不敢聲張，只能一臉苦惱地找到徐暢，請她幫忙，「去說說他，這個人真的是腦子有問題」。
同為打工人，徐暢和身邊人的感觸常常是相通的。領導是傻X，同事是傻X，公司在做不知道有什麼意義的項目，業務領導明明什麼都不懂，還要求我們做這做那……她經常在他們口中聽到類似吐槽。
但萬辭王和普通人的最大區別是——「我為什麼要忍？」
「死刑犯」，
在忍與不忍之間
離職一時暢快，作為萬辭王，卻不得不承受長久的代價。
最直接的是下一次求職時面試官的「拷問」。每次因為「不穩定」被judge，陳晨都在心裡大喊，「你以為我不想穩定嗎，我比你更想我穩定」。
無奈之下，萬辭王們被逼成了一個個「簡歷裁縫」，在每次面試前努力「縫縫補補」：只留下那些在職時間長、和崗位相關度高的工作經歷，「反正短的不交社保，即使做背調也查不出什麼」。
但大段的職業空白期同樣會引起面試官的質疑。對此，他們也逐漸掌握了應對的話術：「沒工作的時候，我在嘗試做自媒體，也會接一些散活兒」——要訣是，別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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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職場，跳槽過和gap過的人等於『死刑犯』。」梁菲總結。
4年15份工作的經歷，也讓徐暢成了朋友圈的異類。很多人說，好羨慕你，你的心態真好。也有人問，你家是不是特別有錢？
之前，她會一板一眼地糾正：我家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我畢業之後沒再管家裡要過錢。其實我也想過穩定的生活。一直跳槽，我也很焦慮。
但現在，徐暢已經「不會再爭了」。她認為這只是個人選擇，多說無用。
畢竟就算親如父母，也總是因此質疑和否定她。如今，她和父母的溝通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活方面，比如今晚回不回家吃飯，吃什麼。他們默契地不提起和工作相關的任何話題，「一說就爆發」。有時在家休息了兩三個月，徐暢在自己房間裡躺著，父母走進來，欲言又止。壓力瞬間衝到她的頭頂。
「雖然我對外總是表現得很強勢，但我也很敏感，一直很想得到我爸媽的支持，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她說道，語氣里透著落寞。
面對職場冷眼和親友的不理解，在和鳳凰網的對話中，幾乎每個年輕人都談到了纏繞在他們內心的自我懷疑：「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忍，就我一個人忍不了？」
徐暢試過走上常規的生活軌道，做一個穩定的工作，領一份穩定的收入。在前幾個月，她幾乎成功了，她以為自己終於蛻變成為一個「情緒穩定」的人。
（圖/unsplash）
在那份工作還差一個月就做滿一年的時候，她經常覺得手腳發麻，心跳飛快，上醫院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嚴重的焦慮症和抑鬱症。醫生面容嚴肅：你太壓抑自己的情緒了，必須要改變。她點點頭，一出醫院就提了辭職。保工作還是保命，她當然選後者。
於是她又回到就業兩三個月、休息兩三個月的循環里，同時回到生活中的還有父母的不滿和諷刺。「就像往我身上扎刀子，」她說，「他們最了解我，所以也最知道怎麼讓我痛苦。」比如那句她父親常說的：你住家裡都不用交房租，占了大便宜。
對於父母的冷言冷語，徐暢只能忍耐。她考慮過搬出去自己住，但被杭州的經濟發展速度打消了念頭。她算過一筆帳：外面隨便租個房就得三千起步，日常開銷也要三四千——她平時喜歡逛個酒吧，健個身，現在還在學陶藝。之前她最高拿過月薪一萬，「但現在行情不好，多半達不到」。
「我不想放棄現在這樣輕鬆的生活，」她自嘲這是自己的「劣根性」，「如果出去住，我在工作上要吃的苦會多得多，我必須忍到死。」
如今，徐暢只把工作當成一種「賺錢的東西」：「對我來說，可能現在的狀態就是最優解。」
（圖/unsplash）
其餘幾位萬辭王也是一樣，在忍和不忍之間反覆橫跳。他們都勸過自己「再忍一忍，再多待一段時間」。不過「忍」的意識一旦產生，長則三個月，短則半個月，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忍無可忍」。
每到最糾結的時刻，梁菲就會盤算自己的現狀：沒結婚，沒孩子，無房貸，無車貸，父母和自己都身體健康。她想，我有什麼必要忍，有什麼必要吃這個苦？於是辭職的最後一絲心理壓力被卸掉，畢竟，「好工作難找，但月薪三千的遍地都是」。
在一份份工作間輾轉騰挪的四年來，徐暢能感覺到自己的變化。
比如她學會了委婉「甩鍋」。之前被安排不屬於她的工作，她會生硬地直說，這不是我的事情，我不做。現在，她會繞好幾個彎，拋出託辭——
這項工作之前一直是其他同事負責，我對這方面不太了解，交給我做的話，我需要從頭學習，對團隊而言會浪費比較多的時間，拉低整體的效率。
這在大多數人眼中是日漸「高情商」的表現，但每次在聊天框打出這些話時，徐暢還是會「渾身難受」。
小時候看童話，她常常做「公主夢」；如今再看，她的目光開始為童話裡邊緣的「小角色」停留：收留白雪公主的七個小矮人是辛勤的礦工，《綠野仙蹤》里的鐵皮伐木人在勞作時被斧頭砍斷了四肢、劈開了身體，數不清的侍從和僕人環繞在公主王子身側。
她不由感慨，同是天涯「打工人」。
從小看的各種文藝作品也教會她，人要善良，要誠實，要追求公平和正義，但進入社會，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犯傻」中意識到，這些「美好的品質」，也許反而是一個人成功最大的絆腳石。
夜深人靜時，她感到幻滅。但她還不想妥協：
「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