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開封告急，兩路日軍會師於此。

6月9日，中牟亦難逃厄運，落入敵手。

日軍沿隴海線步步緊逼，使得鄭州這一平漢與隴海鐵路的交匯重鎮，陷入了危機。

鄭州若失，日軍南下則武漢危矣，西進則西安岌岌可危，進而對西北與西南地區構成極大威脅。

可能導致中國軍民，失去賴以支撐長期抗戰的後方基地。

6月9日，面對日軍步步緊逼的嚴峻形勢，國民政府採取了「以水代兵」的手段。

當日，命令下達，位於河南省鄭州市北郊17公里處黃河南岸的花園口渡口被強行扒開。

這一行動史稱花園口決堤，亦被稱為花園口慘案。

它與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慘案，並稱為中國抗戰史上的三大慘案。

黃河的決堤，雖然暫時地阻礙了日軍的西進步伐，但其代價卻是無比沉重的。

洪水如猛獸般肆虐，席捲了豫、皖、蘇三省共計44個縣市。

廣袤的土地被滔滔黃河水淹沒，超過54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淪為沼澤。

據不完全統計，有89萬人在這場災難中溺亡，超過千萬的百姓被迫背井離鄉，流離失所。

洪水退去後，留下的是一片荒涼與貧瘠，黃泛區成為了那個時代難以磨滅的傷痛記憶。

那麼，蔣介石的這招「以水代兵」，到底消滅了多少日軍呢？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的數據顯示：「第二軍有關戰死人數為七千四百五十二名。」

7452名日軍死亡，卻有89萬同胞葬身黃河。

這一數據對比，實在諷刺。

軍事意義

普遍輿論認為，花園口決堤無疑是中國抗戰史上一場令人痛心的災難，給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然而在軍事戰略的考量中，這一決策也被認為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但問題是，這場慘案在軍事上的價值究竟有多大？

淹死89萬同胞，沖毀1000多萬百姓的家園，所換來的「軍事價值」，是否值得？

有一些觀點認為，花園口決堤遏制了日軍的西進勢頭，為武漢的防禦部署爭取了時間，並且迫使日軍調整了對武漢的進攻路線。

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

審視日軍的作戰部署與行動軌跡，不難發現，當日軍抵達中牟、尉氏一線時，執行了方面軍於6月6日下達的停止追擊指令。

而花園口黃河大堤挖掘工作，是6月6日才開工的。

換言之，日軍停止追擊，並非受黃河泛濫之阻。

即便沒有這場人為洪災，日軍西進亦會在此止步。

決堤工作晝夜不息，規模宏大，而日軍就在附近活動，自然很容易就能察覺到。

花園口決堤初期，水流慢，影響範圍有限。

至11日上午，洪水前沿距鐵路線都還有一段距離。

這也就是說，中牟日軍完全有時間組織撤退。

洪水直至14日晚才迫近尉氏地區，那裡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更是有充足時間向東撤離。

因此可以說，日軍在西線追擊的停止，是其自主戰略考量的結果，與花園口決堤並無直接關聯。

日軍占領南京後，大本營陸軍部即著手探討，針對武漢的戰略布局。

1938年5月底，已經有了詳盡的作戰籌備藍圖。

6月18日，大本營連續發布兩項指令，明確指出：「大本營準備以初秋為期攻占漢口。」

7月，華中派遣軍根據指令進行了戰略重組，武漢戰役的作戰準備工作全面就緒。

7月14日，華中派遣軍正式下達《中支作命甲第一號》指令，各參戰部隊高度集結，蓄勢待發。

8月22日，大本營再頒《大陸命第一百八十八號》，日軍隨即從長江兩岸同時向武漢發動進攻。

回溯至此，不難發現，日軍的武漢進攻計劃及其執行，完全遵循了既定安排。

即便是在6月9日，花園口決堤引發洪水泛濫的背景下，也未有絲毫延期。

由此可見，花園口決堤並未成為影響日軍武漢進攻計劃的關鍵因素。

要說此舉為中國軍隊爭取到了防禦準備時間，多少有些牽強。

至於花園口決堤，是否改變日軍武漢進攻路線的說法，實際上也缺乏確鑿依據。

自日軍深入華北後，國民黨高層確實擔心日軍，可能借平漢鐵路迅速南下，直指武漢。

尤其在徐州會戰尾聲，日軍西進追擊的態勢，更加深了這一擔憂。

1938年4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籌謀武漢戰役時，確實曾有過這樣的構想。

雙路並進，一路沿平漢路南下，一路溯長江而上。

然而，這一構想很快就因現實情況而被放棄了。

彼時，華北地區的八路軍游擊戰如火如荼。

不僅大量牽制日軍，更使平漢路沿線交通頻繁受阻，嚴重影響了日軍兵力投送與物資補給。

鑒於此，日軍最終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沿淮河與長江一線推進。

此舉既優化了兵力配置，也便於華中派遣軍的統一指揮。

誠然，花園口決堤引發的黃水泛濫，對日軍的戰略部署產生了一定影響。

原本計劃沿淮河進攻的日軍，因洪水肆虐導致行軍與補給困難。

於是不得不調整策略，將主攻方向轉向長江沿線。

但是，日軍放棄了主力由平漢線南下進攻武漢的主張，是基於戰場實際情況的主動應對。

外界揣測的花園口決堤，直接導致日軍改變進攻路線，這是缺乏根據的。

決策過程

花園口決堤，顯然是經過國軍長時間的權衡做出的決定。

但從結果來看，這一決策應該說是得不償失的。

那麼，這樣犧牲巨大的決策，究竟是怎樣提出的呢？

抗戰初期，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國民黨高層屢次構想，利用黃河天塹作為戰略屏障。

特別是1937年深秋，德州防線告急後，韓復榘奉命扼守黃河防線。

他認為，單憑黃河自然之險，難以遏制日軍北上的鐵蹄：「濟南與黃河僅一堤之隔，北岸幾無迴旋餘地，唯有採取非常手段，決堤放水，借黃河之威阻敵南下，方為上策。」

此言雖被視為消極防禦之論，卻也反映出國民黨內部的軍政官員，想要利用黃水泛濫阻敵人攻勢的願望。

隨著戰局演變，1938年徐州淪陷，日軍南北戰場連成一片，中國抗戰形勢愈顯嚴峻。

同年5月21日，姚宗馬將軍提出在黃河劉莊朱口段實施決堤計劃。

即便不能直接淹沒敵軍，也能緩敵攻勢，為我方爭取時間。

隨著戰局持續惡化，何成璞、劉仲元、羅仁卿、黃新吾等多位官員，再次將目光投向黃河。

頻繁提議利用決堤策略，借黃河之力抗敵。

再者，歷史長河中，以水為兵的策略屢見不鮮。

水，既可作為護城河防，也是實施水淹戰術、決堤灌敵的犀利武器。

自春秋戰國以來，水攻策略便頻繁登場，被歷代軍事家靈活運用。

黃河以其浩渺之勢，成為了歷史上被人為開掘，用以軍事目的最多的水系。

有記錄顯示，歷史上利用黃河實施水攻的案例高達十三次。

最早的一次，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楚國對魏國的戰爭中。

而距花園口決堤事件最近的一次黃河人為決堤，則發生在1933年的土匪混戰中。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早在1937年末，日軍就有意利用黃河泛濫作為戰略手段。

在橋本群中將的回憶錄《回想應答錄》中，他曾提及：「第二軍要渡河進攻山東，是大事業。如果黃河水漲，華北五省則以天然大障礙隔絕。但謀略須呈報中央，這是櫻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敵方卻先下手。」

若上述記載真實可信，那麼就說明，日軍未能決堤黃河，並非沒有打算，而是錯失了先機。

黃河防線綿長，國民政府自知沒有能力防守，又擔心日軍可能會利用黃河為武器。

多方考量之下，決定先發制人，實施了花園口決堤的策略。

慘痛後果

鑒於決堤行動的重大影響，其保密性至關重要。

一旦消息走漏，不僅會動搖抗戰軍民的士氣，還會影響國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同時，決堤計劃醞釀之時，黃河北岸已落入敵手。

日軍時刻用望遠鏡和探照燈，嚴密監視南岸我軍的一舉一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保密工作稍有疏忽，整個決堤策略便失去了戰略價值。

因此，該決策的制定與實施均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知情者很少。

決堤前夕，執行任務的39軍，構築了隱蔽工事與交通壕溝於堤岸內側。

同時嚴令官兵面對可能的日軍空襲或探照時，務必保持冷靜，避免任何泄露行蹤的響動。

對於當地居民與參與決堤的士兵，只告知他們是要利用水勢，阻擋即將自進犯的日軍。

花園口決堤後，雖然《申報》等國內大多報紙，都統一口徑，聲稱決堤是日軍轟炸導致的。

但國內外仍有一些新聞界人士，察覺到了此舉背後的真實目的。

6月17日，法國激進社會黨喉舌《共和報》發表評論，就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發表了獨到見解：

「昔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入侵荷蘭之時，荷蘭人曾以決堤之策作為自衛手段，雖一時國內洪水肆虐，卻成功捍衛了疆土安全。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一個民族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利用自然之力如洪水與嚴冬，作為抵禦外敵的手段，又怎能被視為異端？如今，中國似已決心釋放兩大自然巨龍——黃河與長江，以之作為對抗日軍的致命武器。即便需以十倍中國民眾之犧牲，換取一名日軍之生命，亦被視為堅定抗戰意志的體現。」

在花園口實施決堤之際，新編第八師特別部署了一個團的兵力，在周邊區域執行警戒任務。

他們謊稱日軍即將逼近，將周邊十公里範圍內的民眾妥善隔離，並安全疏散。

儘管國民黨政府提前進行了疏散，但範圍相當有限，僅覆蓋了花園口附近的幾個縣市。

然而，黃河決堤後，其影響卻迅速擴散至數十個縣市，導致黃泛區廣大民眾深陷災難之中。

此次災難波及的總面積接近3萬平方公里，黃泛區內約有500萬人受災。

其中390萬人被迫背井離鄉，外出逃難。

同時，約2000萬畝耕地被洪水淹沒，損失慘重。

洪水無情，許多百姓因疏散不及，溺死於洪流之中。

黃河之水肆虐，泥沙淤積，環境惡劣至極，蚊蟲因此大量繁殖。

加之大量遺體未能得到妥善處置，難民們被迫露宿於荒野之中。

霍亂、傷寒與痢疾等傳染病迅速擴散，其中霍亂尤為猖獗。

花園口決堤後，開封迅速成為霍亂的重災區，死亡人數之多，觸目驚心。

同時，也有不少人因洪水圍困，被迫棲身於樹梢、高地、屋頂乃至木筏之上。

甚至漂浮於水中，在飢餓、疲憊、毒蟲侵襲以及無盡的恐懼與絕望中死去。

而那些勉強逃脫的倖存者，也只能踏上逃荒之路，流離失所。

種種人間慘劇，難以盡述。

參考文獻

馮曉蔚《炸黃河鐵橋、決花園口大堤真相》

熊先煜、羅學蓬《我是炸黃河鐵橋扒花園口的執行者》

李富中、張雁、張東升《花園口決堤死亡人數之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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