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的表述讓我心存疑慮，但「想做而做不到」的困擾，在我的生活中是如此真實。顯然，這樣或輕或重的痛苦不只屬於我一個人。

在此之前，我對ADHD的了解僅限於「多動症」。我想弄懂，這些困擾和ADHD究竟是怎麼回事。

01

一邊摸魚，一邊崩潰

老袁是一位編劇，30歲，她的工作安排十分粗暴：每天寫4500個字，上午2300字，下午2200字，每寫1000字可以休息一會兒。她告誡自己，寫出下一個1000字之前，「一眼手機也不能看、一口零食也不能吃、一首歌也不能聽」。

但這種做法只在10%的時間裡奏效，20%的時間裡，她「會像一個泥瓦匠塗膩子一樣精修一行話，甚至對一個逗號或者句號吹毛求疵」，20%的時間裡她想到什麼寫什麼，在更多的時間裡，她自暴自棄瘋狂敲打亂碼，直到湊夠字數。

她想尋找一個出口——躺平，連刷20小時小紅書、抖音，獲取即時的廉價多巴胺；或者信教，她從書架頂把《古蘭經》翻了下來，第一句話是「他的全名是阿布·菲達·伊瑪頓丁·伊斯瑪儀·本·歐麥爾·本·凱西爾。古萊什族，原籍巴斯拉，在大馬士革長大並在那裡接受了教育」。第一個句號就讓她望而卻步，信教需要耐心，耐心是她最沒有的東西。

她還有睡眠困擾，她覺得自己的大腦像是一台掛滿後台程序的舊電腦，還會隨時蹦出彈窗廣告，一種永恆的噪聲讓她經常忘記自己要做什麼。

紀錄片《ADD & Loving It?!》

作息紊亂也常常發生在27歲正在美國讀計算機科學PhD的米線身上。

一個平凡的夜晚，他從實驗室回到家，跌入了一場番茄雞蛋面的意識流烹飪，「冰箱裡還有蝦，加一點」「哎，蛋還有不少，再加一個吧」「哎，番茄味沒煮出來，再煮十分鐘」……層層累加後，一碗「番茄蝦仁牛肉厚蛋面」做完已經凌晨兩點半，導致他第二天中午11時多才起床。

到了實驗室，他開始沉迷於遊戲，隨後又接到詐騙電話，直到下午三點半都沒正經啟動工作。為了彌補，他在實驗室工作到更晚，回家餓了又想做飯，在拖延和失能的環環相扣中，他的入睡時間漂移到凌晨四五點。

米線陷入了「崩潰循環」，連續四天凌晨4時之後睡覺，睡眠質量變差，體力精力不足；每天都想「今晚12時早睡，彌補昨天晚睡的不完美」，結果過了12時還沒睡就開始自我放棄。

他稱自己有「時間盲症」，「時間就如同我的注意力一樣混亂，大把的時間『咻』地一下就消失了，而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完美主義又讓他對整點的時間敏感，於是最典型的行為就是「湊整」，希望「17:00—18:00要好好學習」，而不是「17:13—18:22要好好學習」。如果整點沒有開始做事，他就會覺得「不完美」，想要在下一個整點開始做事，隨後一拖再拖。

注意力和執行功能缺陷帶來的困境其實很早就出現在了米線的生活中。他從小就因為注意力不集中沒法好好聽課，只靠「聰明」維持成績。到了初高中，他有意識地跟老師講「對口相聲」，老師說一句他重複一句，老師提一個問題他立馬回答，以交互的方式跟上節奏。應試教育階段，在師長督促下高度結構化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米線的注意力缺陷，他考上了一所知名「985大學」。

ADHD患者很難集中注意力 / 《吮手指的人》

大學更加複雜的課業，迫使米線採取「時間代償」的手段。一般同學周內10小時左右就能學好的一門課，他要堆到15甚至20小時，才能考出好成績。後來輸入型的學習變作競賽、科研等輸出型任務，對自我規劃組織能力的要求水漲船高，米線開始覺得自己「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轉」，幾乎是做一個項目失敗一個項目。

米線一直想讀PhD，但所在的專業申請競爭高度激烈，他不得不「曲線救國」先讀碩士。在大學後期和碩士三年，他為發論文吃盡苦頭。碩士畢業的第一年，他進入了一家北京的初創科技公司，此時執行功能的障礙更加徹底地暴露了出來。

首先，米線拿到一個項目，公司里的人只會告訴他要實現某個模塊的功能，然後給他一些參考資料。他需要自己先摸索清楚為了實現這個功能需要哪些步驟，合理地分解任務。接下來，他要把各個步驟按照難度和重要性排列並預估時間，從而將所有事項安排進這個項目所屬的工作周期內，一項項落實下去。

這聽起來很順暢，但米線在每一步都會出問題。首先，他沒有分解任務並區分優先級的能力，畏難情緒讓他跟「好難我不行」的心態反覆拉扯，完美主義常讓他陷入何為「最佳方案」的過度思慮；其次他無法合理預估時間，常常消耗大量時間在一個本來很容易的問題上。

接下來他的注意力問題又會出現，如果眼下看的東西他不是特別感興趣，就會瘋狂走神；任務之間的切換也是難題，比如他在連續收集複製數據一段時間熟練後「上頭了」，這時候工作要求他要開始寫代碼處理這些數據，他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夠進入新的工作狀態；逼近deadline時，還要花費心理成本來安撫自己的焦慮和恐懼，最後「事已至此明天再說」。

「反正就會陷入一種你是真的想努力幹活，但是卻不由自主在摸魚的狀態。」米線說。

02

我真的是ADHD嗎？

在成長和受教育歷程中，米線都有著相當不錯的外部評價，以上的困擾在絕大多數時候並不為外人所知，他習慣性地對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碩士期間他學業受挫，畢業時又遭遇變故不得不暫緩深造，在安定醫院診斷出了焦慮、抑鬱狀態，他開始持續尋求心理諮詢。

諮詢師抽絲剝繭解決了他的情緒問題，但發現他執行工作的困難得不到解釋。碰巧他所在的機構有針對ADHD兒童的諮詢服務，他的諮詢師向他提及這種可能性，並推薦他做了成人ADHD自查量表，但診斷只能由有資質的精神科醫生作出。米線隨即掛上了一個月後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以下簡稱「北大六院」）的號，確診了ADHD。

成人ADHD自查量表 / 央視網

ADHD（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完整的名字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多動症這個『小名』有時候就容易把它『大名』的很多特點給掩蓋了。」北大六院兒童門診的主任醫師錢秋謹專注於ADHD的臨床和科學研究已經有20餘年了，門診上，她見過太多兒童和成人ADHD。

ADHD的主要表現包括注意力障礙和多動衝動，可以分為三個亞型，可以分為三個亞型：ADHD-I（注意力障礙型）、ADHD-HI（多動衝動型）和ADHD-C（混合型）。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晰，通常認為是多基因遺傳再加上環境因素共同累積或者交互作用，遺傳度達70%以上。

ADHD在兒童期就有所表現，對其常見誤解之一就是「小孩病」。2013年5月，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SM-5）中把ADHD列入「神經發育障礙」的範疇，強調其是一個需要在全生命周期中關注的問題。兩年後，中國首個成人ADHD診斷指南《中國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於2015年12月發布，強調成人ADHD的臨床表現與兒童期ADHD相似，但多動症狀會隨年齡增長而減輕，代之以內心不安的主觀體驗。另據《中國成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2023版）》，有30%～50%的ADHD患兒症狀會持續到成年期。

深圳市康寧醫院兒少精神科主治醫師王中磊告訴我，隨著公眾對精神衛生認知的發展，成人ADHD的就診量有所提升。過去成人因為兒少科的年齡限制，患者往往要現場等待或電話預約，今年深圳市康寧的成人精神科門診增加了一個成人多動症亞專科的門診，可以線上挂號為兒少科分流，給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錢秋謹同樣表示，近10年成人ADHD的就診率逐漸提高。「其實大家來就診的主要原因，還是在學習和工作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有的人丟三落四，容易忘事；有的人比較拖延，什麼事兒都到最後一刻才完成。前期大把的時間也沒有真正很痛快的娛樂休閒；有的人總是容易發脾氣不耐煩，影響了人際關係；有的人很衝動，比如衝動消費或者是衝動地發表意見……方方面面主要還是圍繞著ADHD的核心症狀。」

並非有注意力不集中等體驗就能被診斷為ADHD。ADHD患者遇到的困難要嚴重、頻繁許多，而且這一切並不是可以自主控制、用意志力克服的，它關乎大腦的生理結構。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正常的。」王中磊表示，「正常」到「障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往往是處在從頭到尾的某個中間階段。大眾所言的「病了」，在醫生看來稱作「障礙」更合適。「障礙就是有東西阻攔你了，損害到你的社會功能了，比如已經沒辦法完成學業，經常被批評，社交產生矛盾，職場受挫。決定要不要就醫，要感受它有沒有給你帶來切身的痛苦。」

《精神病也會迎來清晨》

當代碎片化的信息流、共現抑鬱障礙、焦慮障礙等疾病，也會造成人們難以集中注意力。區分後天引發的注意力問題和ADHD的標準在於，判斷這些症狀是否在小時候就已經出現。錢秋謹告訴我，目前ADHD沒有類似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的生物學指標，以面診訪談為主，依照通用標準DSM-5做描述式診斷。

成人ADHD確診，除了需要分別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動和衝動」條目下，各滿足9條中有5條對上的症狀標準外，還要排除情緒因素、生活事件的干擾，防止過度診斷。「病程在成人期至少要有半年以上，然後追溯到小時候，這個病是發育的問題，12歲之前要有症狀，滿足兒童期ADHD的診斷（需要分別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動和衝動」條目下各滿足9條中有6條的症狀標準），確診機率才比較大。再追問一下有無其他共患病，整個診斷才會比較完整。」

03

時尚單品？

在哈佛醫學院任教20多年的注意力缺失領域權威專家愛德華·哈洛韋爾，在《分心不是我的錯》一書中寫道：「診斷是希望的起步。和其他病症不同，注意力缺失症只需要確診，並經過治療，患者就可以有明顯的改變。對其他醫學疾病而言，診斷只是指點治療方向的工具；而對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診斷本身就是治療的一部分，診斷帶來極強的解脫感。」

老袁確診ADHD的契機，是同她合作的導演發現她粗心大意劇本里總有錯別字，提醒她可能有ADHD。「我當時都不知道ADHD是什麼，很生氣，我想如果你覺得我寫得不好就開除我，為什麼要說我有病呢？」

好在導演太太是心理學方面的博士，給老袁打電話解釋了ADHD的特點。老袁「軸勁兒上來了」，一定要去最權威的醫生那裡搞明白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她和一群小孩在北大六院候診區「一起看了很久《小豬佩奇》」，醫生說她高度疑似並推薦她加入了六院針對成人ADHD的團體CBT科研小組，為此她又跑了兩趟醫院，做了診斷會談、認知功能檢查、腦誘發電位、腦電波測試等等檢查，最終確診。

她看著「衝突監測能力受損」「執行控制能力邊緣」「額葉認知功能異常」這些描述，開始明白ADHD不是一種單純的「心理疾病」，人的認知能力、行為特點、性格特質等都和人的大腦發育、結構有很大關係。

大腦中有約1000億個神經元，神經元通過穿越突觸的化學神經遞質在大腦內傳播信息，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負責控制大多數ADHD症狀中的行為。ADHD患者的大腦，雖然和其他人一樣製造了這些化學物質，但是它們功能失衡，不能在突觸間有效地釋放和回收，所以患者很難去控制自己的行為、情緒和注意力。

ADHD研究專家巴克利教授講解ADHD（多動症）的本質

另外，每個人的「出廠設置」有所不同，前額葉控制人的執行功能，幫助人們完成計劃、分類、重要性排序、輔助記憶和評估結果等方面的重要任務，而ADHD患者大腦的前額葉發育不良。

老袁透過ADHD重新看到了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小時候她好動，5歲的一個夏天穿壞了4雙涼鞋；小學被送去老師家託管，扭來扭去把老師家木椅子坐壞，父母給她買了專屬鐵質桌椅；中學她不能專心聽講，愛跟同學說話，老師覺得她打擾所有人，安排她跟垃圾桶坐在一起。

「經常有這種事情，我跟一個小孩玩得特別好，然後他有一天走過來跟我說：『我爸媽說不能跟你玩，因為你是壞孩子。』」她不明白，自己只是單純不喜歡上學而已，哪裡壞了？老袁在青春期格外敏感，因為交不到朋友顯得孤僻，把劉海留得特別長，窩在角落寫小說和日記，覺得自己「天生就應該從事憂鬱的藝術工作」。

後來她才發現「天性憂鬱」也可能是ADHD的典型表現之一。「ADHD特別容易共現抑鬱症狀，因為周圍來的反饋特別差。我覺得ADHD尤其是混合型，它是一個前所未有和道德品質聯繫的特別緊密、不容易被理解和認同的病。」

ADHD容易共現抑鬱症狀 / 《地球上的星星》

老袁和ADHD一起辛苦地長大了。她本科和碩士都在名校，但她高考和考研都考了兩次，還因為寫不完論文，碩士延畢了一年。興趣對ADHD患者而言至關重要。「很多人可以做到，他不感興趣但知道這個東西是必要的，所以就很努力地集中注意力去做它，能做到及格甚至七八十分。我不行，我會努力，但不感興趣的東西對我來說只能是0分或者負分。」

ADHD影響人的工作記憶，可以理解成大腦的緩存，讓人能夠在做某事時仍然記得其他要完成的任務。老袁的工作記憶容量和調用準確性都有限——她收納困難，日常生活中只在意三樣東西：iPad、電腦、手機，最多再加耳機和錢包。之前要出國待三四個月，她穿著短褲背心背上雙肩包就出發了，「出現在機場的時候別人以為我行李被偷了」。

她不擅抗壓，情緒常有大開大合的波動，是那種「明天要春遊就註定徹夜失眠的人」。導演提出要開會，但三四天不找她，突然在一個她正享用美食的正午12時打來電話。她會因為這種未知的焦慮而做不了任何事情，「因為你知道他可能會在哪一天的正午時分找你，但你不知道是今天明天還是後天，那麼今天明天和後天都會被可能要來的電話毀掉」。

外界對「道德品質」的判斷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工作上會因為小錯，不斷被人指著鼻子問為什麼這麼不靠譜；生活中家裡人說她「這輩子完了，多賺點錢吧，爭取請三個保姆伺候你」。

老袁現在很怕別人說ADHD是一種帶有自我標榜性質的「時尚單品」，即使她已經由非常權威的醫生確診並結結實實為之痛苦，即使她受過很好的教育、閱讀了大量的文獻，清楚地了解到ADHD源於神經發育客觀的差異，每次看到這個詞的時候還是會陷入「我是不是在裝病，我是不是在表演」的內耗中。

《八月迷情》劇照

ADHD患者常有一種感受：我已經無法分辨我庸碌的人生是因為障礙，還是我本就如此。

「我問過醫生這個問題。」老袁告訴我，「她是這麼跟我解答的：『你不要去管什麼是病造成，什麼是你不行造成，你就去解決你遇到的問題。』」

04

眼鏡與腳手架

工作狀態最低谷的時候，米線連續兩次績效被打「B－」在組裡墊底，如果給到C就要走人了。

社會對於看不見明顯病變或身體缺陷的障礙，寬容度往往很低，傾向於拿意志力或者心態等說法將其簡化。「打一個極端的比方，可以認為ADHD是一種執行功能或者說做事情能力上的殘疾。」

他加入了青衫的社群，在與ADHD同伴的交流中獲取經驗。青衫在加州大學獲得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和神經基因組學認證後，在精神病學系工作，長期致力於ADHD與ASD（孤獨症譜系障礙，常與ADHD共現）的公益諮詢與科普。她告訴我，承認ADHD是一種障礙是第一步，但確診並非終點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有ADHD診斷，也不是說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做不了事情了。」

米線也認為，不必花費太多心力去區分「問題」到底是ADHD還是個體本身導致的。「不如把這些全都假定為ADHD世界裡的某種表征，你看一下，再去小心地驗證ADHD的一些改善路徑是否有效。」

米線正在同時應用三類改善方式：服用藥物、心理諮詢和尋求ADHD教練（coach）的幫助。對他而言，心理諮詢有著托底減負的作用，幫助他自我覺察，解決多年以來遭遇挫折所遺留的情緒問題，包括焦慮、抑鬱等等，保證基本健康的心理狀態。藥物提供基礎的動力，讓他能夠開始行動。而教練能夠協助優化學習、工作和生活的策略，提供具體落地的指導和及時的反饋。

循證醫學證實了藥物對ADHD的有效性。哈洛韋爾有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比喻：藥物好比是眼鏡，幫助人們看得更清楚。

看不清楚與努力和道德毫無關係，而是一種器質上的狀況。藥物能修正腦內化學物質的失衡狀態，使管理注意力、衝動和情緒的神經中樞得以正常運作，減少患者常有的內在衝突和焦慮感。

目前國內上市的ADHD一線治療藥物有兩種：中樞興奮劑哌甲酯緩釋片和非中樞興奮劑托莫西汀。托莫西汀對米線幾乎無效，而專注達（一種哌甲酯緩釋片）效果明顯，服用當天他「快哭出來了，好像兩個小時之內幹完了之前需要一整天甚至兩三天乾的活」，但繼續服用後，效果漸漸回落到了最初的三四成。

這是常見的情況，藥物治療的平均有效率可以達到70%～80%，但並不是每個患者都會對藥物產生反應。而且藥物只在短時間內作用於大腦後便代謝完畢，並不能「治癒」ADHD。

藥物也不能帶來技能，行為干預很有必要。「經常看到有人說我今天吃了藥，注意力非常好，然後我很專心地玩了兩個小時的手機。」青衫說。行為干預主要是通過技巧學習，幫助患者重新建立起生活習慣、找回信心，比如把事情安排進日程表，用手機日曆備份一下或者將紙質清單放到容易看見的地方，事情做好了就是一種進步，從而慢慢把有序的習慣和對自己的積極看法整合到一個人的生活和內在思維里。

「CBT（認知行為療法）是一個很常見的工具，諮詢師會指出你的一些錯誤觀點，比如說我這個事情一定做不好，或者說做日程表一定沒有用，因為我以前試圖用都失敗了；其次就是你可以採取什麼行為來改善心態和觀念，像coaching更偏向實操的層面，比如不知道這個任務怎麼合理地分解，coach可以教你或者幫你做幾次，今後你可以照著這個來。」青衫說。

米線嘗試過運動、冥想等方法，不少患者也是如此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症狀，但對米線來說見效有些慢。在科研任務緊迫的當下，他更需要coaching帶來及時有效的反饋。

我找到了米線的教練索索。ADHD coach這種新興職業，是life coach的一個專業分支，幫助來訪者發展計劃、組織和時間管理等技能。「比起心理諮詢更多聚焦在療愈過去，coach是更朝前看的角色，通常來訪開始時會有一個目標，結束時儘量達到這個目標。」索索告訴我。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們的工作遊戲化實踐。索索建議米線將任務拆分成一個個具體可完成的部分，設計相應的挑戰創造吸引力。就像玩一個大型的電腦遊戲，需要不斷通關才能升級。

對米線而言，快速完成挑戰是有趣的，那麼就設定目標時間，在執行時嘗試能否比設置時間更快完成任務，並給予自己成功的獎勵。如果沒有成功，再具體分析原因做出針對性的修正，從而逐漸形成一套完整有邏輯的工作路徑。

索索自己也有ADHD，在英國讀博時，她無法完成論文，陷入了與拖延症無休止的纏鬥，於是上網搜索如何戰勝拖延，但注意力很快被一個多動症量表吸引了過去。她看完後驚覺「這不就是我嗎」，隨即聯繫醫生確診了ADHD。

看到量表的時候，索索決定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這樣混亂的生活。她想尋求藥物治療之外的可能性，她的精神科醫生推薦她去尋求ADHD教練的幫助。

每次見面，教練都會鼓勵索索提出一個當下最困擾她的問題，一方面向內探究她自身有什麼樣的能力能夠利用，一方面向外提出與家人、夥伴合作構建支持性環境的建議，幫助她對自己的目標負責。

就像房子蓋好了，腳手架就可以拆除，構建起適合自己的生存策略後，重新接管自己人生的時刻就到了。索索在重新掌控生活的過程中，發現幫他人搭建腳手架也是自己真正熱忱的事情。她參與了ADHD coach的培訓和認證，並決定從博士課程中退學，成為了一名ADHD教練。

05

共存的長路

米線也在博士學習之外做起了ADHD博主，他察覺到ADHD正在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注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這與我們所處的信息爆炸的時代息息相關。

他非常喜歡《瞬息全宇宙》這部電影，導演關家永在電影創作過程中也被診斷為ADHD。一開頭，楊紫瓊飾演的母親在畫面正中，被無數雜物包圍，很快因為各種事各種人被拖去四處救火，不斷重複，毫無頭緒。光怪陸離的場景切換，正如ADHD人士腦海中那些瘋狂閃現又迅速湮滅的念頭。

《瞬息全宇宙》

哈洛韋爾在《ADHD 2.0》一書中指出，在電腦、手機、網絡、短視頻等各種海量信息的刺激下，許多人行為表現雖然並不能達到確診ADHD的標準，但卻實實在在有了類ADHD的體驗。這種假性ADHD其實是對信息過載造成倦怠的應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哪怕幾秒鐘不看電子螢幕，都會感覺魂不守舍」。這種對現代生活的適應並非器質性的，「大腦的硬體並沒有改變」。

碎片化的信息流這些社會文化因素不是病因，可以稱為一種誘因。王中磊表示：「高強度的學習工作是對人的考驗，可能會讓本身就有的ADHD暴露得更充分。」但成人的大腦已經發育到一定程度，信息流干擾不構成像遺傳、早期疾病等影響前額葉發育的因素，「它主要是目前社會生活方式與人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被界定為大腦硬體有所改變的ADHD也並不一定完全是一種「疾病」。青衫和索索都向我提及「神經多樣性」的概念。ADHD被納入神經多樣性這個傘狀術語之下，強調神經多樣人士生活在專門為神經發育典型人群設計的社會中，因而會遭受到各式各樣的阻礙和不便。

他們的神經發育與典型人群有所不同，但不同並不意味著「不好」，其特質有它的優勢和可貴之處。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尋找自己大腦的特殊運行方式。青衫說：「人們希望消除困難，但是，不會有人想要消除自我。」

老袁也在探索與ADHD的共存之道。如果把自己當個木桶，那麼她曾經一直有補齊短板的執念。但在經年累月的嘗試中，她覺得不舒服，她說：「我的人生願望就是當個二流角色，然後舒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雖然是精神病但是沒關係》

她最初披荊斬棘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導演系，班裡人少，每個人被投注的要求和期待都很高。「我發現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管理能力，既管理不了自己，更管理不了別人。」她的同伴們會規劃、去找這找那，但這些對她而言太難了，「我連自己的行李都收拾不了」。

老袁很早就決定她不要做導演，就去寫劇本。她很喜歡編劇的工作，而且做得也不錯，但一個影視項目在運作過程中常有不可控的情形出現，而她的ADHD共現RSD（拒絕敏感性焦慮），在被人批評、面對否認時，會產生強烈的軀體症狀，「痛苦程度就像滾釘板」。她形容自己「像一把玻璃制的劍，雖然攻擊性很強但一碰就碎」。

她的老師告訴她，食草動物是不可能變成肉食動物的：「如果你生下來就是吃草的，你怎麼訓練自己也不可能去吃肉，但你有望把自己練成一頭大象，這樣也可以抵禦來自肉食動物的攻擊。」

她開始分出一部分精力寫小說，尋找更適合ADHD的生存策略。「我情緒很容易起伏，所以我會儘量去保護我的情緒，我會有這種意識，這個事讓我不開心，那就別去碰了。生氣、沮喪是一種消耗，保護情緒就是保護精力。」她逐漸意識到一個事實：「開心很重要，但作為社會人更重要的其實是長期保持平靜，並能輕鬆地恢復內心的平衡。」

老袁最喜歡的動物是水豚，一種不著急也不恐慌，在今年突然被眾多現代人當作精神圖騰的大型齧齒動物。她2019年就在豆瓣成立了水豚小組，還在南京紅山動物園認養了一隻水豚。水豚淡定、放鬆的性情讓她青睞有加，雖然行動遲緩，但它們懂得遇到危險迅速跳進水中逃跑，用自己的方式守衛自己的生活。

老袁試著以一種像水豚一般平和的心態面對ADHD。「我沒有體會過成功，但已經習慣了失敗，感覺對失敗麻木是成功的第一步。」她堅持上完了12周的CBT團體課程，雖然對課程的記錄只堅持了兩周就暫時宣告放棄，目前她正在思考要不要試試藥物治療。「不過走得慢也有走得慢的景色」，老袁說，與ADHD共處是一生漫長的道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我的一隻腳已經穿上了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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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過度擔憂，與ADHD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