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則新聞登上熱搜——
《你好，李煥英》將被好萊塢翻拍，並由賈玲擔任監製。
消息一出，許多網友都為其叫好。
這兩年，女性導演越來越受到關注。
也誕生了不少熱門爆款，或高口碑佳作。
內地除了賈玲，還有邵藝輝的《愛情神話》、楊荔鈉的《媽媽！》等。
國外，則有格蕾塔·葛韋格的《芭比》票房橫掃全球。
今年的坎城電影節，還有一位女性導演大放異彩。
要知道，這次坎城主競賽可謂大師雲集，競爭非常激烈。
是枝裕和、肯·洛奇、努里·比格·錫蘭、凱瑟琳·布雷亞、托德·海因斯、南尼·莫萊蒂等世界名導都帶來了新片。
沒想到，最終由70後女導演茹斯汀·特里耶拿下坎城金棕櫚大獎。
影片最近上線網絡。
在國內也獲得很好的口碑。
豆瓣上已經有2萬+人打出8.4高分。
甚至被許多人認為是年度最佳電影之一。
事不宜遲，魚叔就來說說它——
《墜樓死亡的剖析》
Anatomie d』une chute
恰如片名，故事一上來就是一場墜樓案。
嫌疑人，正是女主桑德拉。
她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
她和丈夫、兒子，再加一條狗，住在阿爾卑斯山的木屋裡。
除了他們，很少有人踏足這裡。
某天，兒子帶寵物狗出去散步。
回來時，卻發現樓下躺著一具屍體。
正是桑德拉的丈夫。
自殺？
好像不是。
經過法醫檢驗，丈夫的致命傷雖然在頭部，但與墜樓現場的血跡噴射路徑並不相符。
因此，他很可能是被人敲擊頭部後推下樓的。
這是一間坐落於雪山深處的小木屋。
除了死者，只剩一個視力障礙的小男孩，一條寵物狗，和一個成年女性。
誰的嫌疑更大？
答案不言而喻。
起初，警方懷疑是桑德拉與丈夫發生衝突，失手造成對方墜樓死亡。
兒子卻證明，父母二人關係和睦，且出門前並未聽到有爭吵。
經過警方驗證，案發當天，有一名敬仰桑德拉的女學生到訪過小木屋。
兩人相談正歡，樓上突然傳來聒噪的音樂。
聲音之大，直接打斷二人的對話。
桑德拉解釋說，是丈夫正在工作，但並沒有讓丈夫停止放音樂的打算。
女學生只好改日再約。
離開的同時，兒子也帶寵物狗出去散步。
此時，音樂仍然喧鬧地播放著。
兒子出門，應該無法聽到樓上是否有爭吵。
因此，警方認為，兒子是為了保護母親而做偽證。
以涉嫌謀殺的罪名，將桑德拉告上法庭。
隨著警方深入調查，桑德拉殺夫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首先，桑德拉夫妻二人關係並非看起來那般恩愛。
他們實際上已經是無性婚姻，平日也是分房睡。
造成這樣的原因，是桑德拉曾經出過軌。
四年前，因為一場意外，兒子的視力受到了損害。
之所以會出意外，則是因為丈夫疏於照顧。
雖然表面上已經翻篇，但這件事兒始終像一根刺一樣扎在兩人心中。
其次，桑德拉在證言中欺瞞了一些事實。
比如，她隱瞞了丈夫曾經因為抑鬱症試圖自殺的事情。
比如，她的手腕上一塊烏青。
說是自己不小心撞到的。
其實是與丈夫發生爭執時，被對方掐傷的。
之後，警方更是提供了一個關鍵性證據——
一個U盤。
裡面保存了，丈夫錄下的二人爭吵音頻。
音頻中，丈夫處於一種崩潰的狀態。
他不停訴說著自己因為要照顧生病兒子，辭去工作，同時還要承擔經濟壓力。
而桑德拉卻不願意幫自己分擔。
音頻中，桑德拉卻始終認為，一切問題都是丈夫沒有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時間。
與其在這裡浪費時間抱怨，不如直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夫妻之間也不存在什麼互惠概念。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桑德拉是一個善於偽裝、冷漠、高高在上的女人。
人們很難不去懷疑，如此形象的她就是殺夫兇手。
通常，一部懸疑片的核心任務就是尋找兇手，揭開真相。
可實際上，真相卻是這個案件最不重要的東西。
片名中對於墜樓死亡的剖析，從來就是不是案件本身。
而是身為妻子的桑德拉。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本片的導演茹斯汀·特里葉曾說：
在為這部電影做研究時，我發現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應擁有與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選擇而言，如職業選擇或性開放，女性都往往會受到負面的對待。
在為這部電影做研究時，我發現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應擁有與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選擇而言，如職業選擇或性開放，女性都往往會受到負面的對待。
在我看來，使用「剖析」二字，已經是導演一種柔和美化的說辭了。
事實上，整個故事都是對桑德拉的一場自以為是的道德審判。
在她走上被告席的那一刻，有罪的身份就已經坐實。
檢察官、陪審團、旁觀者，乃至整個關注這件事情的社會。
他們都在用自己的道德觀念與對女性的認知來判定桑德拉的罪行。
罪行一：不忠且放蕩的妻子 。
不忠是指桑德拉早年的出軌經歷。
在法庭上，桑德拉表明自己有主動向丈夫說明。
且在婚姻初期，就坦誠過自己對於性開放的態度。
丈夫沒有表示反對。
不過，檢察官通過兩人爭吵的音頻認定，丈夫是被迫接受這樣的關係。
放蕩則是指，桑德拉引誘來採訪的那位女學生。
因為桑德拉是雙性戀。
法庭上，作為證人出席的女學生，呈上了當天的採訪錄音。
檢察官發現，桑德拉總是對提問顧左右而言他，而對女學生本人更感興趣。
於是，他便認為桑德拉就是想和女學生發生不正當的關係。
至於丈夫播放擾人的音樂，只是為了提醒並制止她而已。
罪行二：不負責任的母親。
丈夫總是抱怨桑德拉對兒子關心不夠。
出於自己的疏忽，兒子視力受損，丈夫愧疚在心。
於是他辭去工作，專心陪伴兒子。
這導致了丈夫在事業與個人發展上停滯不前。
倍感壓力的他，希望桑德拉也可以從寫作中分出更多的時間照顧兒子。
丈夫還認為，自己與兒子的聯繫遠比桑德拉與兒子更加緊密。
罪行三：傲慢的成功女性。
與桑德拉一樣，丈夫同樣也在寫作。
但兩人的事業成果完全不同。
桑德拉已經出版了數本小說，小有名氣。
丈夫則始終沒有寫出一本成品。
還聲稱，桑德拉的其中一本小說是「剽竊」他的創意而來。
妻子成了有名作家，而自己只能囿於家庭之中，這讓丈夫很受打擊。
而且，自己身為法國人，一家人也定居法國，妻子卻堅持用英語交流。
所以，丈夫一直認為，桑德拉是因為事業成功，強逼自己與兒子接受她的規則與理念。
一場又一場的審判。
檢察官咄咄逼人的質詢。
法官數次「請說法語」的要求。
還有在兒子面前公開的各種錄音。
桑德拉被赤裸裸地拉到大眾面前，將自己的婚姻和最隱私的部分剖出。
再被各種女性獨有的「污點」釘在恥辱柱上。
可事實真就是這樣嗎？
電影中，法官曾勸兒子不要旁聽桑德拉的審理。
她擔心過於殘酷的事實會傷害到孩子的心理。
庭審的重點不是關於你能聽到什麼。
是要還原事實真相。
但值得玩味的是，幾乎所有人對於桑德拉判定的真相，都是依據自己的想像。
在所有審判中，最核心、最明確、最絕對的證據，就是丈夫偷錄下來的錄音。
幾乎所有冠在桑德拉頭上的罪名，都在以此作為依據。
可實際上，這段錄音也不是一個直接證據。
首先，這段錄音中的內容並非發生在事故當天。
雖然音頻後期的確發生了扭打。
但除了桑德勒被丈夫的口不擇言激怒，刪了對方一巴掌外。
之後所有打擊聲都是丈夫自己敲打自己發出的。
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每次丈夫在情緒不好的時候，就會發生類似自殘的行為。
甚至還為此弄傷了手指。
其次，錄音內容本身並不完整。
錄音是從對話的中間開始的。
這場對話如何開始，又是由誰挑起的，並不明晰。
最後，它只是一個音頻。
雖然我們在觀看電影時，導演以一種情景再現的形式將錄音內容呈現在我們面前。
但法庭上的眾人都只是通過聲音來想像畫面如何。
如此一來，所有結論都存在其他可能性。
實際上，這段錄音也的確被檢察官斷章取義地使用了。
他只是聽到出於盛怒狀態下的丈夫，指責桑德拉出軌、剽竊、盛氣凌人。
就直接斷定桑德拉的確做過此事。
然而，我們都是知道兩個詞彙：
失去理智與口不擇言。
在爭吵中由於情緒激動，誇大某些事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這樣的語言，又如何能作為謀殺的鐵證呢？
更可笑的是，檢察官因為桑德拉會將一些個人經歷融到小說之中，就將桑德拉小說中描寫妻子想要殺死丈夫的情節作為判定依據。
這種過度解讀，亦如他通過女學生的錄音，就認定桑德拉是在引誘女學生一樣。
可就如同女學生本人的反駁那樣：
你很難解讀一個你看不到的人的意圖。
還有丈夫的精神醫生。
他在法庭上作證，丈夫一切的精神壓力和生活失衡都來自桑德拉。
也許從丈夫的角度的確是這樣。
可說到底也只是一面之詞而已。
就像桑德拉所言：
你來這裡。
也許是帶著你的個人觀點，然後告訴我：
塞繆爾是誰，以及我們正在經歷什麼。
但你說的只是整個情況的一小部分。
有時，一對夫妻就像是一團亂麻，剪不斷，理還亂。
有時我們並肩戰鬥，有時我們獨當一面。
有時我們彼此對抗，這都是常有的事。
如果我去看心理醫生，他也可以站在這裡說塞繆爾的一些很難聽的事情。
但說的那些就一定是真的嗎？
每個人都完全脫離了實際發生的真相，圍繞著某種可能而製造出不同的虛構故事。
實際上。
桑德拉與兒子的關係，並非丈夫所言那樣疏遠。
桑德拉為了丈夫離開德國，定居法國時，丈夫身邊的朋友都看不起她。
而她之所以堅持說英語，是為了給這個家庭找一個中間帶。
因為我不是法國人，你也不是德國人。
我們創造了一個中間地帶。
所以沒有人必須走到對方的地盤上。
至於剽竊，更是無稽之談。
丈夫放棄了自己的想法，桑德勒卻從中發現了亮點，並將其寫成了作品。
這算得上剽竊嗎？
另外，丈夫抱怨是桑德拉影響了自己的寫作。
事實卻是丈夫自己能力不行。
所以，另一種可能性是，丈夫只是因為夫妻關係與性別位置的錯位，惱羞成怒而已。
就像桑德拉的律師所言：
桑德拉唯一的罪名，只是在她丈夫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戲中的桑德拉，與戲外的導演也產生了互文。
無論是故事結構，還是視聽語言，本片都可以用「精彩」來形容。
甚至有人將本片稱之為「教科書一般的電影」。
茹斯汀·特里葉，也成為坎城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櫚的女性導演。
然而，有人卻依舊覺得導演只是吃了女性身份的紅利，是政治正確的選擇。
女性導演，好像很容易引發各種非議。
而且，這些非議總是來自電影之外。
要麼是被人說「政治正確」。
像是今年爆火的《芭比》的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就被很多人指是利用女性紅利，「貶低男性」賺取女性觀眾的錢。
要麼焦點乾脆與作品本身無關。
導演的外貌、緋聞、家庭...都可以成為被指摘的對象。
像是之前在坎城拿到短片金棕櫚的中國女導演陳劍瑩。
人們對於她容貌的關注度，遠高過她到底拍了什麼。
像是賈玲，在「中國票房最高的女導演」之外，她還有一個「中國最胖女導演」的標籤。
還有許鞍華，無論她在電影領域有著怎樣的成就，總會被人說「又老又丑」與未婚問題。
為何如此？
說白了，還是離不開「女性」二字。
實際上，將「女性身份」已經被定義為一種「紅利」，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與曲解。
電影中的法庭，就像是我們生活一種具體寫照。
在這裡，一個故事，一句話甚至是一個詞彙，都隨時可能強加於我們頭上。
你需要開始看清你自己。
從別人可能會怎麼看你的角度。
審判的重點不是關於真相。
全文完。
如果覺得不錯，就隨手點個「贊」和「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