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軼群在相當程度上是懂吳宓的，《吳宓的精神世界》（商務印書館二〇二三年版）把握住了所論對象的重要特徵。吳宓一生最注重的是構建自己的精神世界，這有他充滿了坦誠自省自白的海量日記為證。他的著述、講學、辦刊、發表主張，也都是這構建的一部分，同時又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外顯。他真正是學以為己，以心立言，做人和做學問相統一，這在中國現代文人學者中為數並不多。因此可以說，探究吳宓的精神世界實為吳宓研究之關鍵，而吳宓的精神世界本身也的確值得探究。

吳宓，原名玉衡，又名陀曼。中國現代著名西洋文學家、國學大師、詩人。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來源：bing.com）

全書共三章，即「吳宓與世界文學」「吳宓與宗教」「吳宓與《紅樓夢》」。其中，「吳宓與宗教」這一章是探究吳宓的精神世界的核心篇章，他對世界文學和《紅樓夢》的識見皆可由之得到說明。根據作者的論述，我認為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在豎軸上人類四大精神傳統的融合 ；二是在橫軸上文學、道德、宗教的緊密關係，這兩者構成了吳宓的精神世界之經緯。

二

人類兩千年來有四大精神傳統始終發生著巨大影響，即中國儒家哲學、希臘哲學、佛教、基督教，吳宓稱之為四大宗傳，他的堅定主張是四大宗傳之融合。他留學哈佛期間的導師白璧德把儒家哲學納入新人文主義的框架，作為解決現代問題的四大思想資源之一，這給了他很大的鼓舞。因此，五四時期當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孔子之時，他奮起反抗，力證優秀的中國古代傳統和世界其他古老傳統之間息息相通，欲救現代社會之窮，非回到這些共同的古代智慧不可。

就個人而言，在四大宗傳之中選擇何者為自己的信仰，吳宓的回答是「無妨隨緣而自定之」，換一種說法，「由二法 ：一曰事之偶然，二曰先入為主」。一般來說，出生地和成長環境往往起決定作用，但這並無不妥。作為中國人，自幼受孔子教化之薰染，信仰儒教實屬正常。他自己就屬於這種情形，所以，他表示，無論世人如何辯論，他仍將終身依從儒教。就中國整體而言，他認為，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於中國人之國民性尤為適合，因此四大宗傳的融合理應以儒教為中心。

以儒教為中心絕非排斥其他三大宗傳，在我看來，他立論的重點是融合，而融合的基礎是四大宗傳的共性，他稱之為「宗教之本體」，並說這才是他的「真信仰」。針對世人指責他維持中國舊傳統，他申辯正是通過研習西洋文化，他才更能夠了解中國文化之優點和孔子之崇高中正。他反對存「中西門戶之見」，對於所謂西洋重物質文明而中國重精神文明的流行論調嗤之以鼻，主張「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

正是基於對四大宗傳之共通價值的深切領悟，作為一個西洋文學專家，吳宓看文學的眼光是廣闊而通透的。他心目中的文學，不限於詩、小說、戲劇等體裁，而是包括了古今中外文史哲的一切精品，亦即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全部不朽之作。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開拓者，他對世界文學有全局性了解，能夠高屋建瓴，異中見同，而不是流於細枝末節的比較。

三

吳宓把自己的特長概括為「頗具宗教性」，同時堅信「宗教乃根於人之天性，故當人類之存，宗教必不能廢」。他反覆強調，他所看重的是宗教的內質、本體、精神，而非宗教的外形、教條、體制。根據他的闡述，宗教的本體，亦即宗教性，有三個要素。

《吳宓日記》（來源：douban.com）

第一要素是向上。吳宓認為，在人類精神活動的諸形態中，科學使人求真，道德使人向善，藝術使人愛美，哲學使人得全，而宗教的指歸和目標乃總結為一個「上」字，即引人向上，使人性上升於天性（神性）。凡使個人奮力實現其更高更好的自我、引人類走向完美人性之理想的東西，其中皆貫穿著宗教的精神。孔子的學說為中國人提供了「向上之鵠的，模仿之標準」，在此意義上也可視為宗教，因此吳宓每每以儒教稱之。

第二要素是主內。吳宓說，宗教的內質是一種尊敬虔誠的心情，如果具備這一內心狀態，則一切人、一切事皆可雲具有宗教性。宗教注重內心的建設，給人的心靈帶來快樂、滿足、智慧和安寧。他自己體會，孔子之教給他帶來了內心的節制、堅定和安樂。

第三要素是重「一」而輕「多」。對此有必要多說幾句，因為正如本書作者所說，柏拉圖的理念論是吳宓世界觀的一個重要基石。柏拉圖的世界二分模式把世界劃分為本體界和現象界，吳宓喜歡用的表述是「一」和「多」。他如此表述 ：宇宙及人生中有二世界，第一世界為一為真，第二世界為多為幻 ；第一世界永存不改，第二世界息息變換 ；第一世界為真理之所寄託，靈魂之所安居，第二世界為人世所翻滾之禍福利鈍、成敗得失、苦樂喜怒、榮辱尊卑。第一世界是宗教所關心和尋求的，科學對之不關心也無能觸及。現代社會的問題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區別被迷失了，輕重高低的關係被顛倒了，科學取代宗教成為主導社會和統治人心的力量。

四大宗傳的共性是重「一」而輕「多」。從儒家來說，吳宓認為，君子和小人之別就在於「君子重一，小人重多」，而中庸的本義即為「調和或折衷於一多之間」，一多兼具，但重一而輕多，是對一多關係的最完美處理。他自雲兼識「一」與「多」，且知「一」存在於「多」之中，但「宓之態度及致力之趨向」則注重於「一」，所以「宓之總態度可名為理想主義」，而「其他名詞或派別均不足以代表宓」。由是觀之，他在宗教性和理想主義之間是畫了等號的，他在宗教中所尋求的是可以為理想人生提供根據的根本信念。

吳宓日記（影印版，來源：bing.com）

在吳宓的精神世界中，文學、道德、宗教都舉足輕重，三者由宗教性所貫通，是一個有緊密關係的整體。他信奉的儒家以道德為本，他本人也極看重道德，而道德和宗教密不可分，共同的目標是向善向上。他的專業是文學，而對於他來說，文學是他發揚自己宗教性之特長的途徑。正如他關於宗教和藝術（包括文學）的關係所分析的，宗教精神是目的，藝術修養是方法，藝術借幻以顯真，由美以生善，其效果是誘導人於不知不覺中向上。

吳宓斷言，宗教性是所有偉大作品的共性。他的《紅樓夢》研究，著重討論的也是貫穿其中的宗教精神，尤其運用了「一」和「多」的世界二分模式。大略言之，該書以太虛幻境示「一」之世界，以大觀園與賈府示「多」之世界，而如賈寶玉、林黛玉、惜春、紫鵑等角色，則演示了離棄「多」之世界而歸入「一」之世界的解脫之道。

四

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新文化運動代表變革和進步，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吳宓和學衡派則被貼上了守舊和倒退的標籤。然而，不可不細察的是，吳宓反對的是什麼，又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反對的。他看重四大宗傳的價值，看重宗教和道德的價值，所堅守的正是人類偉大的精神傳統。站在這個立場上，他敏銳地覺察到，在世界科學化、工業化的潮流中，物質主義興起，中國的思想界也受到了影響。在科學和民主的口號下，新文化運動把宗教和傳統道德都當作反科學反民主的東西予以否定。「中國人今所最缺乏者，為宗教之精神與道德之意志。於此二者，直接、間接極力摧殘，故吾人反對之。」要造就真正的新文化，就必須糾正這個偏向。很顯然，他是立足於人類永恆的精神價值，反對時代與之違背的錯誤傾向。

吳宓與家人的合影（來源：bing.com）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界向西方尋求救亡圖強之真理，目光始終聚焦於科學和政治兩個領域。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貧弱，原因只在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的落後。無論清末民初的新學，還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皆局限在這個思路之中。在同一時期，西方思想家已經在批判現代文明所造成的物質主義和人性異化之弊端。吳宓由於其精神世界的格局，能夠與後者一拍即合，從而超越前者的局限。這裡似乎發生了一種時代的錯位，在一個剛開始以實現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中，他以一個批判現代化之弊病的智者的面目出現，於是被視為守舊。換一個角度看，他何嘗不是超前。在激進主義占上風的時代，能夠從總體上觀察時代的走向並預警其偏差的清醒之人，往往出自所謂保守主義的陣營。在一個有底氣的保守者身上，古代智慧閃放出了現代主義的光彩。

本書作者提及錢鍾書對吳宓的一個評論 ：吳宓壓根兒不是一個迂腐的保守派，相反具有一種本質上的現代性。這個評論可謂獨具慧眼。作者還提及吳宓在日記中的一個自我認識，說在五四運動時期，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健將像百科全書派，而他像盧梭，相像之處是 ：用感情、想像 ；重宗教、道德 ；復古，保守 ；獨行，毅然自行所是，與時人反背。他以盧梭自比實在有趣，兩人不但在個性上和精神追求上有相像之處，而且在遭遇上也都受到主流改革派的打壓或排斥。

依據周軼群的著作，我講述了我對吳宓的精神世界的理解。最後我想說，在吳宓建構其精神世界的過程中，他的哈佛導師們固然起了引路的作用，但是，決定性的因素卻是他自己的個性和精神特質。像他這樣一個盧梭式的人物，終歸會走出一條原本屬於他的路。

*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絡

* 文中圖片未註明來源均為作者提供

《吳宓的精神世界》

周軼群 著

商務印書館2023年6月出版

內容簡介：

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然而，

時至今日，吳宓的學術成就和主張仍未得到深入細緻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於臉譜化和標籤化。有鑒於此，本書集中選取了三個點：吳宓畢生用力甚勤的一個領域（世界文學），甚為重視的一個問題（四大宗傳）和甚為喜愛的一部文學作品（《紅樓夢》），通過細讀其日記、詩文、年譜、書信和講義，力圖呈現出吳宓學術和思想的具體內涵與多重維度。作者用大量篇幅將吳宓與同時代的一些重要學者進行對比，以彰顯他對於古今、中西、新舊之間的關係，四大宗傳在人生和文學中的作用，以及文學與人生的關係等問題的獨特認識。由此，我們得以理解在何種意義上吳宓作為一個忠於傳統的開創者、一個高度開放的保守者和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理想主義者，是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

作者簡介：

周軼群，史丹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古典系兼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臘與中國比較、女性史、明清小說。著有Festivals, Fea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劍橋大學出版社, 2010），其中譯本《蘋蘩與歌隊：先秦和古希臘的節慶、宴饗及性別關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