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鱼港
在博贺，海雁渔委会的李孔春带我们去找他的两个老朋友：68岁的杨伟珍和72岁的李兴礼。作为老博贺人，他们的一生，都写在了海上，见证了博贺渔港第一个渔民大会的成立、第一个码头的建立和第一次油补的获得；见证了博贺渔船由少变多、由木变钢、由小变大的过程；也见证了博贺渔民生活的变化。尽管平均年龄已经七十多岁了，看起来仍精神矍铄，说起那些船上的日子，他们都很兴奋。
杨伟珍
连家船上异常艰苦的海上生活
“我从小就生长在渔船上，懂事起就跟着父母打渔了。那时候条件差，跟现在没法比，全家近十口人都挤在一条小木船上生活。”杨伟珍告诉记者，从记事起他就随父母在连家船上生活，全家随船逐浪以捕鱼为生。
杨伟珍回忆起连家船上的生活，感慨颇多。他说，那时候对博贺的渔民来说，渔船就是他们的房子。一条木船大概只有3米宽，长度5~8米不等，一般在中间平阔的船身处，用竹篷搭起一个遮蔽的棚子作为船舱，也就是日常起居的地方。白天开船出海捕鱼，晚上则回港停靠，由于远看大小高低不同的船停聚在一起，像连成排的浮船，渔民形象地称之为连家船。“一般一条船就是一个家庭，渔民吃喝拉撒睡以及日常捕鱼劳作等都在船上。”
“在连家船上长到9岁我才上岸去读书，住在镇上爷爷家，15岁读完小学遇上文化大革命，就没读书了，跟着船队出海捕鱼。”体验过陆地安稳与平静的生活后，年少的杨伟珍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岸上有自己的房子，全家不用再挤在夏不遮阳、冬不御寒的连家船上过日子。
“以前出海的辛苦，现在的人真的想不到呀。一条木船上，劳动干活、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在海上十天半个月也见不到山，有时候吃饭一个浪过来，饭菜全泡了水也照样要吃下去。船上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就一直对着茫茫的大海，最开心的时候是能碰上白海豚。”采访过程中，李兴礼也感叹当年艰辛的海上生活。
“6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船上都没有导航，哪里有鱼，哪里下网，全部靠经验。船上的劳动强度十分大，刮风下雨也没地方避，木船上的淡水储量不够了，每个人一天就分到3杯水，喝、洗身子都包含在里面了。”李兴礼描述说，当时的船一般有15个人左右，13名劳动力和2名煮饭的妇女。“我们当时都偷偷贿赂炊事员，让她们把淘米水给我们留一点，用来洗脸。”说起此事，李兴礼哈哈大笑。
“1974年，我们建起了第一个民办公用码头。”李兴礼回忆说，当时资金紧缺，没有吊车和运输车，就动员全镇的劳动力，“当时我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镇里每个人都分到了任务，还有上山下乡的学生，每条船也抽出一个劳动力，去抬石担沙，往返好多次，石头硌得肩膀都流血了。”
李兴礼
经营体制改革，渔民各显神通
“博贺这里，当时除了渔业，很少有其他的行业，也很少有人走出去。”李兴礼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合作社，博贺随之出现第一个渔民协会，把生产资料收归集体；之后根据各地拥有船只特征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大队，海雁大队中型船多，海鹰大队大船最多，海燕大队小船、连家船比较多。
“当时实行合作社生产方式，私人的渔船都按价入股了合作社，成立了渔业大队，渔获物卖出后要统一分配，人均年收入在200~300元。”杨伟珍补充说。
1985年，广东省实行“以渔船为独立生产经营单位的体制”，渔民获得渔船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极大提高了博贺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李兴礼表示，“私人化之后，大队里的船就被大家买回来了，大家出海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博贺捕捞业一片繁荣昌盛。”
在机动化还不够普及的时候，技术至关重要。作为老渔民，李兴礼也跟记者分享了一些他们积累下来的经验。“所谓停风头追风尾，就是8级台风的时候要回来，缓到6级的时候可以出去，渔获量很好，那时候就是技术越好钱越多。”
从木到钢，出海安全性逐渐提高
两位老人回忆说，60年代的渔船大多是木帆船，一个航次10~20天不等，动力全靠风，没风就动不了，航行100海里就要花3~4天时间，出海归期不定。船上也没有雷达、定位仪、避风仪等设施，为了搞清木船在海上的位置，渔民自己想出来一个办法，“我们就用绳子绑着工具放到海上取泥，根据取上来的海底泥判定位置。”杨伟珍说。木帆船最怕的是台风，由于没有准确的海上预报，出行全凭老渔民的经验，遇到台风多半是开不回来的，常常出事故。“行船走马三分险，当年渔民都是拿命在讨生活。”
“70年代开始机动船多起来了，可以开到更远的海域捕捞，一个航次时间在10~30天，但是又常会遇到柴油供应不上的情况，没油了只能停航。那时一个船队4条船就配一个收音机，用来接收台风警报，台风来了大家就都开船回来。80年代之后，出远海的都是机械化的船了。”杨伟珍说，随着技术进步，渔民出海捕鱼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安全防范能力也逐渐提高了。
同时，为了提高捕捞生产力，博贺渔民积极把木帆船改机船，小船改大船，木船改水泥船、钢壳船，配套船用动力柴油机为主副机，配置起网机、锚机、舵机和助渔导航仪器，并采用网产高的新型底拖网、围网、刺网等，更新改造船网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在经营体制改革那股浪潮中，李兴礼没有选择买船，“我当时觉得，那些船都太落后了，动力不够，去维修的话成本也高，我就去装新船，我是海鹰大队第二个装新船的人。”说起这事，老人还是一脸骄傲。“俗话说得好——‘有拖无拖在于网，拖多拖少在于机’，造新船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船只数量的上升，为了规范化管理，博贺成立了5个渔委会，分别是海雁渔委会、海鹰渔委会、海燕渔委会、新海渔委会和新港渔委会。
90年代的博贺渔港，已经有很多的机船，当时为了筹集资金，很多博贺人采取入股的方式，由一户或者多户投资，采取股份制的方法建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族里几个兄弟凑钱造了一条17米长的木船，大家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活，捕鱼卖了点钱又买条好一点的船出海。”杨伟珍告诉记者，他靠着生产换船，稳扎稳打地走下来，逐渐累积了一定的资本。2014年，他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钢质船。
“之前我们去香港澳门，看到人家的船，‘油光水滑’的，十分羡慕，10年之后，就是他们羡慕我们了。”李兴礼笑言，博贺的渔船更新改造大概用了8年时间，就把木船改成了大船和铁船。“那段时间，经常有金融机构的人来博贺，这里船多，他们看到了商机，开始不停有资金投入，加工、运输等其他行业也纷纷进来。”
“博贺最好的时代，
就是捕捞政策最好的时候”
“在我看来，1985年到1990是一个阶段，生产体制改革；随后又是一个阶段，那时候船多，生产方式和工具都发生了变化；2010年之后，博贺渔港的船就很多，而且抗风浪能力强的铁船远远超过了木船，生产总值和生产总量都显著提升。”李兴礼说。
“博贺最好的时代，就是捕捞政策最好的时候。”2006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渔业燃油补贴政策，博贺也进入了捕捞业的黄金时代。李兴礼表示，最巅峰期时，他的朋友一条40米宽、60米长的船，每年补贴达到210万，行情好的时候还有生产纯利润100多万，“2008年到2014那几年，都说博贺的渔民有钱，除了船东，工人的待遇也有所提高。”
“渔民的日子真正好起来，是2006年国家实施渔业燃油补贴政策以后，这幢楼也就是3年前才盖的。”忙了半辈子，杨伟珍也终于实现了在博贺镇盖小洋楼的梦想。据了解，在杨伟珍、李兴礼所在街巷安家的大多是当年连家船里的上岸渔民。现场所见，都是漂亮的小洋楼，有气派的大门和宽阔的街巷，春节时挂上去的小彩旗还在风中飘扬，孩童在追逐打闹，妇女在晒衣聊天，懒散的猫狗在太阳底下睡觉，随处透露着宁静祥和，很难想象这样富裕宁静的村巷是由当年那批上无片瓦遮日月，下无寸土可安家的渔民所建。3年前，杨伟珍将船长一职完全交给儿子，正式退休上岸，结束了他50多年与风浪搏斗的日子。杨伟珍说，“如今一同出海的老兄弟也都退休了，闲来无事我们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除了我们的居住条件，现在船上的条件也越来越好，船上有房间、有厕所，有北斗定位系统，船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也清清楚楚。每个工人的床头都有空调电视，船上也有卡拉OK等娱乐设施。”李兴礼说，现在的船，机动化程度都很高，10多个人，10天来回，船上的储量都够，船员也有人均1500左右的补贴。
捕捞效益下降，渔民寻求改变
上世纪末，广东近海生态环境污染日重，加上近海渔船增加过剧，捕捞强度过大，加速了海洋渔业资源衰竭，再加上北部湾重新划界，广东省捕捞渔场范围收窄，“还有一些渔民素质比较低下，电鱼、炸鱼等行为也对海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博贺“船多鱼少”的矛盾逐渐凸现。
“现在好多优质鱼都捕不到了，带鱼、鲳鱼也少了很多，鱼肥（做饲料用的小杂鱼）反倒很多。”杨伟珍告诉记者，在上世纪50、60年代时，渔船没有冷藏设备，远海捕回的鱼都是用盐腌制保存，那时以“担”（100斤/担）为计量单位；现在渔船都有冷藏功能，采用冰鲜的方式保存渔获，以盆（50斤/盆）为计量单位。“以前一天能打100~200担，现在捕到的多是沙丁鱼等小杂鱼，好的时候一天能有3000~4000盆，不好的时候捞不上几条鱼。”
“我的两个儿子早年都跟着我出过海，小儿子坚持下来了，大儿子不太适应出海环境，就负责陆上补给和销售工作。2016年底我退休了，就交给小儿子开船了，他第一年独自掌舵开船收益并不理想，在2017年亏损了300多万元，除了客观的原因，也因为他操作还不够好，没捕到多少鱼。经常撒空网不行啊，毕竟出海成本高，一次航程单油费就上百万。”杨伟珍表示，这也是博贺渔民典型的家庭经营模式。
“在我看来，休渔是十分有必要的，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重要举措。”李兴礼说，渔民现在也渐渐意识到养护海洋的必要性。目前因为捕捞效益的下降和发展形势的改变，博贺渔民家庭也在寻求着新的改变，选择走出去或者试图结合市场，做餐饮或者休闲旅游。
来源：《海洋与渔业》
记者：罗茵 李奕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