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崇寒
1987年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重现令法门寺名声大噪，作为大唐皇家寺院，其地宫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随之出土的上千件奇珍异宝更是创下多项之最，解答了一些长久以来学术界只知其名不知何物的考古问题。将文字记载实物化，使人肉眼得见，领略其中的人文精神，是法门寺考古发掘的最大魅力。
可现存诸多中外交流产物中，习近平为何偏偏选择法门寺琉璃器——看似和当代玻璃碗盘相似的寻常物件来诠释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用“法门寺伊斯兰琉璃器规格之高、数量之众、造型之精美、年代之久远全球罕见”来解释恐怕再合适不过。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有类似的琉璃器，但都没有法门寺出土的品类全、品相好、出土地明确和纪年清晰。若是以“震惊世界”形容法门寺地宫埋藏千年的大唐宝藏，其中最能担当此誉，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重大发现的，当属一件罂粟纹黄色琉璃盘，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釉彩琉璃，它的出土，把世界生产釉彩琉璃的时间，从12世纪提前到9世纪，足足上推了300年。
中国制造琉璃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有许多琉璃装饰品，但技术不够成熟，透明度不够，汉魏之际有很大进步，光泽之美却赶不上“西方来者”。当时琉璃制造工艺发达之地在罗马，顺着丝绸之路，那些光色映微的琉璃迅速占领中国市场，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中国琉璃地位不保，愈发不受重视。琉璃的魅力不仅在晶莹剔透的光泽、变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是供佛修行的圣物，故被唐僖宗选来供奉佛祖，放置地宫后室，物账碑上记载有瑠璃钵子、瑠璃茶碗、瑠璃碟子等物。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些琉璃器物均有气泡，说明为人工烧造而成，国产琉璃器有两件：淡黄绿色茶碗（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国产琉璃茶具）、淡黄色茶托，其余皆为早期伊斯兰琉璃。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法门寺地宫出土
为什么这么说？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是琉璃制造工艺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就已开始生产琉璃，之后的腓尼基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等掌握了精湛的琉璃制造技艺，罗马帝国衰亡后，波斯帝国进入强盛的萨珊王朝时期，琉璃制造业空前兴旺。无论是罗马还是萨珊琉璃，绝大多数器物呈无色、淡绿、泛黄或翠绿色，很少有法门寺琉璃器所呈现出的蓝色（以深蓝为主）。这一点，只有在伊斯兰琉璃器中极为突出，而后者在继承罗马和萨珊传统基础上，又形成了贴花、釉彩、刻纹、彩绘、描金等独特的工艺体系，将伊斯兰文明中特有的图案如菱形方格、枫叶、团花、半圆形、连弧形等赋予其上，为出土琉璃实物打上伊斯兰的标签。最能证明其伊斯兰特色的当属两个蓝琉璃盘（四瓣花蓝琉璃盘、枫叶纹描金蓝琉璃盘）中心所绘的“米哈拉布纹样”，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语音译，即清真寺大殿中的“壁龛”，也称“凹壁”，下边为长方或正方形，龛楣为尖拱形，而两盘中均刻有四瓣花，形似四个尖龛楣，共用一个正方形方室，巧妙构成了四个“米哈拉布纹样”，透露出庄严肃穆的气息。
这批琉璃器出土前，国内已知最早的伊斯兰琉璃出自11世纪30年代建造的瑞安慧光塔和安徽无为塔，比唐僖宗供奉给佛指舍利的时间晚了160年。它们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唐长安缺少伊斯兰文化遗物的空白，而且为鉴别早期伊斯兰琉璃提供了重要标尺。” 据载，自唐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大食（即阿拉伯帝国）遣使来朝者计39次，贞元十四年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阻滞，此后77年间，一直到僖宗元年（874），大食再无遣使朝贡的记录，有学者推测，这批琉璃很可能经海上交通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输入中国，而后被唐僖宗选定同国产琉璃茶具一道礼敬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