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术，读书人又很少，所以许多书籍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没能流传下来。
孔子的时候，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诗》和《书》已经残缺不全了。为此，孔子感叹说：“文献不足故也。”为了补救这个危机，他对古代的经典进行了编纂和整理。按朝代顺序，重新编排了《书》和《礼》；又删除重复冗余部分，精选了《诗》和《乐》。晚年还专门为《易》写了注释性的《传》。这样，古代的五部经典通过孔子的编排、精选以及注释，得以逐渐普及开来。不过仅仅有文献存在，这还不足以确保它们能够流传后世，还需要有传诵的人才。因此，孔子兴办讲学，广收弟子，通过教育的方式，将古代的文化传承了下来。
在孔子之后，出了两个著名的模仿者，一个是西汉的扬雄，另一个是隋朝的王通，也就是文中子。
历史上的好古之士层出不同，但能名传后世的却不多。在西汉末年，扬雄“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于是模仿六经来著书。他的《太玄》仿照《周易》，《训纂》发自《仓颉》，《州箴》参照《虞箴》，《广骚》源自《离骚》。这些书大多都没有流传开，只有一本《法言》为世人所知，而这本书也是模仿《论语》来写的。
扬雄之后，在隋朝，王通也想要扬名后世，成为孔子的又一个模仿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扬雄是“仿六经”，而王通却是“续六经”。王通死后，后人为他写了一篇《文中子世家》，其文字颇类《孔子世家》。
根据《世家》的记载，王通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他生平事迹跟孔子非常像。王通在开皇十八年外出云游，“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二十岁时，王通西游长安，得到了隋文帝的召见。隋文帝读过他写的《太平策》后说：
“得生晚矣，天以生赐朕也。”
然而当时的公卿大臣都不喜欢王通，而且他也察觉到隋王室即将有萧墙之衅，知道自己得不到重用。于是选择退隐，从此朝廷怎么征召他都不肯出来。
王通(584年—617年)，号文中子
退隐后，王通开始模仿孔子编定五经的做法，进行了续经的工作。他仅用了九年的功夫，便基本完工。具体成果如下：
跟扬雄一样，王通所写的书中，只有模仿《论语》的《中说》广为流传。而《中说》里却耐人寻味地说：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
这样，唐朝初年的名臣几乎全都是王通的门生。王通死于大业十三年，年仅三十三岁，却已是桃李满天下，弟子皆能图像凌云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文中子世家》是模仿《孔子世家》而作的，里面说王通的弟子“不可胜数”，李靖、房杜、魏征等都出其门下。然而，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居然不见于《隋书》。《旧唐书》在李靖、房杜各传里，也没有提到他们曾师从王通。房玄龄与李靖都比王通大十多岁，魏征与杜如晦则与他同龄，辈分相当却持弟子礼，除非其人名扬天下、道术高超，否则不至于此。
《文中子世家》中的毛病也非常多，例如说王通生于开皇四年，而记载到九年的时候却说“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又说开皇十八年，文中子游学于四方，曾问《礼》于关朗（字子明）。而《文中子·关朗篇》里又记载王通的话，说：
“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
说明关朗生活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死于499年，王通生于584年，相隔了近百年，他怎么可能问《礼》于关朗呢？
王通的后人又编有一篇《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里面说王通的弟弟王绩曾做监察御史，弹劾过侯君集，因此得罪了长孙无忌。王绩与陈叔达是好友，陈叔达编纂《隋书》时，王绩给他提供《文中子世家》做材料。但陈叔达畏惧长孙无忌，所以不敢把王通写进《隋书》里。这篇文章编得几如儿戏——《隋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且魏征是全书的主编，他连对唐太宗都敢于直谏，难道也会畏于长孙无忌的权势而不为自己的老师立传吗？
因为《文中子世家》里漏洞百出，所以宋朝时就有人认为王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且他的书大多都已失传了，究竟有没有“续六经”这一回事，也成了一个谜。
王通的事迹大多不可信，他未必见过隋文帝，也未必广纳三千弟子，扬名一方。《中说》里的内容也可能是虚构的，文中子或许没有说过那些话；就连他的弟弟王绩的文章真实性也不高。《旧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传》，在里面加一句附言，说：
“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
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王通传》。有关隋朝及唐朝初年的史料里，很少有涉及王通的地方。直到中唐以后，刘禹锡、皮日休、司空图等人才提到他。皮日休专门写了《文中子碑》，盛赞王通是“可继孟氏者”，然而他比王通还晚了二百五十多年，可信度也不高。
从历史来看，东汉末年，郑玄死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儒、真儒了。魏晋南北朝的纷乱，使玄学、佛学先后畅行，儒学虽然是官方思想，却处于守势。隋唐一统天下，却也没有改变儒学的窘境，这两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人备出，但缺少开一代学风的思想家，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都难以担此重任。中唐以后，时代愈发需要出现一名大儒来改变学风，因此，韩愈在《原道》中就感叹：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隋朝时的隐士、儒者王通就被搬出来，进行偶像化。“续六经”反映的是中唐以后，儒者渴望延续道统的心理。那时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形如东周，可谓君不君而臣不臣；兼以佛老二教盛行，使儒者产生了偶像崇拜的愿望。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中就说：
“唐世文学之士，传其书者，盖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
王通“续六经”很可能是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编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中说》既不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弟子记载其言行的实录。因为里面有许多王通不可能说的话，例如《王道篇》说“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然而《通鉴》说李德林死于开皇十年，按《文中子世家》的说法，那时王通才七岁而已；《魏相篇》又说：“吾闻礼于关生”，这跟《世家》一样谬误，关朗与王通并不在同一个时代；书里还有许多预言性的言论，如王通说“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见到李密时又说“乱天下者必是夫也”。故事写得神乎其神，反而不可信。
北宋时，有弟子问程颐说王通究竟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
“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附会，不可谓全书。”
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王通应是隋朝时的一名儒者，他或许有点名气，并且也曾想过要“续六经”；他虽然发表过一些议论，为人熟知，但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力，以至于魏征等修《隋书》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未将其列入《儒林传》或《隐逸传》。
在中唐以后，古文运动兴起，复兴儒学的思潮暗流涌动，人们急需一名大儒来作为精神领袖，承继已经断绝多年的道统。在这种背景下，造神运动悄然展开。这些儒者将隋朝的隐士王通塑造成一代大儒，为了拔高他的地位，便把他的生平事迹描绘得跟孔子类似，并且将唐初的将相名臣都说成是他的弟子，更有一些儒者想“帮”王通完成“续六经”的伟业。正因为这个形象出自众手，所以关于王通的史料才互相矛盾、漏洞百出。
王通与诸儒最终都没有完成“续六经”的梦想，都没有成为第二个孔子。因为时代变了，孔子修六经的目的是为了保存文献，避免“文献不足”的厄运，王通等却没有这种初衷，他们只是想模仿孔子的样子来复兴儒学。
在春秋时期，书籍的保存与流传都十分困难，故而需要精选与传诵。汉朝之后，造纸的发明，已经克服了这种困难。在梁元帝时，江陵就藏有图书十四万卷，到了隋朝，嘉则殿更是藏书三十七万卷。在卷以浩瀚的书海中精选出“新六经”来，这是单凭个人之力难以做到的；其次，魏晋六朝时期，好书寥寥，有价值的典章、诗文又不多，近乎于无精可选。
所以程颐说文中子“续六经”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何足记”，二是“何足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