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山禅与中华茶道

郑炎贵

摘要：从隋代三祖僧璨首开禅门禅茶风气到唐代从谂接受舒州投子大师启迪而创立“赵州茶”这一修心之术，从宋代圆悟克勤受皖山禅教而成为世所公认的茶道祖师到茶道精神特征渊源于宋代皖山白云守端禅师门人的创造，无不足以证明皖山禅对中华茶道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影响，皖山是中华茶道发源地之一。

关键词：皖山；禅宗；茶道

茶道出自禅宗，以茶喻禅是古代中国禅师的创举。那么，作为中华禅宗开基立业的摇篮与传承圣地的皖山（天柱山）地区，与中华茶道的创立有何关系呢？笔者几经钩沉稽考，欣喜发现：皖山地区竟然就是中华禅文化与茶文化并帝俱兴之乡！

一、皖山茶禅缔德缘

以天柱山为古岳正脉的皖山地区，历史上禅缘久远，世所崇隆。早在北魏末年，慧可大师于崇山得达摩袈裟真传，成为中华禅宗二代传人，为避法难，遁入舒州皖公山，隐居于其腹地司空山，于隋开皇之初授衣钵于僧璨，是为三祖；璨公正式驻锡皖公山麓山谷寺，作《信心铭》，弘扬心性思想，并传衣钵于道信，是为四祖；信师旋归蕲州黄梅破额山传法二十八年，付法与弘忍，弘忍创“东山法门”，是为五祖；五祖传六祖慧能，开顿悟宗风，继而“一花开五叶”，遂使禅宗风靡天下。在此漫长的创立发展过程中，禅宗六代祖师中就有二、三、四祖以及后来“五家七宗”的许多大师均在皖山地区修习弘法，皖山于是便成为禅文化的根基之山、发脉传承之山！正如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所言：“郁千余年……（皖山）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中国茶史悠久，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见陆羽《茶经》）。虽然有学者认为公元四世纪前文人雅士饮茶活动中就已有了茶道思想的萌芽，但中国茶道的建立与成型还是发生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当然不可否认这之前经过六朝与隋代的酝酿。以目前了解的关于“茶道”一词的最早记载，则见于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茶的饮用所以在唐朝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源于佛教禅宗的流行。“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诗），说的就是茶禅结合之道。禅师坐禅修行，旨在静虑悟道，而茶极益于禅修：其一能破睡提神；其二能帮助消化；其三能使人不思淫欲，是故“茶有三德”之说。茶味之先苦而后甘的过程与问禅渐入佳境相似；茶味之苦与佛教的青灯苦寂相吻合，或者说茶的本性与禅理有诸多贯通之外。禅茶的由来，传说源于一祖达摩。达摩在嵩山少林面壁九年，因久坐疲累，眼皮无法张开，遂撕下眼皮弃于地，不日其地竟长出一株矮树，一天弟子在树旁煮水以备汤饮，一阵风吹来，树上的绿叶掉进锅里，达摩喝了精神特好，打坐不再瞌睡，自此禅门饮茶之风大兴。此虽为传说，但禅宗重茶入道确是事实。

隋唐以降，作为禅宗立宗发脉圣地的皖山地区禅茶逐渐蔚然成风，首开风气之先的有驻锡皖山南麓山谷寺的三祖僧璨禅师，他在授衣付法于道信时，作偈云：“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意思是说，再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收获，禅修必须生活化，“作”“坐”并举，除了打坐，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生活问题。这就为日后马祖与百丈立禅门清规、创农禅之举、兴寺门种茶之风作了铺垫。三祖僧璨率先在皖山禅林把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融入佛家活动；唐代天柱寺还专辟“茶林庄”，以为禅茶之用。历代诗文对皖山禅茶之风都有记载与反映，如唐代独创“天柱家风”的崇慧禅师因乐于汲泉煮茗而留下了“独步千峰顶，优游九曲泉”的诗句；宋·林逋题《山谷寺》诗云：“茶版手擎童子净，锡杖肩倚老僧闲”；通判谢明《宿司空山无相寺》诗云：“行舆入暮驻禅门，……春茗新烹老衲蹊”；清代康熙朝太湖知县王庭《四面山》诗云：“乘兴扣禅关，新茗烹初就。”诗中所提到的天柱寺、山谷寺、司空山无相寺、四面山寺（即太湖县大中寺）都是唐宋以来皖地闻名遐迩的禅林古刹。史料证明，皖地的禅僧们是我国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人群之一，他们以自植的佳茗款待香客友人并自饮之，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遂使皖山茶禅之风大行其道。

二、舒州泽被赵州茶

“吃茶道乃修心之术，与万法相通”，“若不懂禅味，便不懂茶味”。以茶喻道是禅门接引学人的方便法门，唐代赵州从谂大师创立的“赵州茶”就是这方面的杰作。据《五灯会元》记载，有一次，一个僧人来到赵州和尚处，赵州问他：“曾到此否？”僧答：“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请用茶！”又有一僧来，赵州同样问道：“曾到此否？”僧答：“曾到。”赵州也说：“吃茶去！”立身一旁的监院不免满腹狐疑，来问赵州为何让两僧全都吃茶去。“院主”——赵州出乎意料地大喊。监院惊讶之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吃茶去！”——赵州不容院主作想，紧接着说。

曾到、不曾到、监院为什么都要吃茶去？这一唐代赵州和尚留下的公案，其真正意义是什么？

笔者以为，公案的主旨在于通过“吃茶”这一平常事，让参禅者获得一种精神自悟：自心是佛，外无一物，禅静心境，不作丝毫分别和我执妄想，一如茶之味，只是如实自然而已。禅心茶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公案充分体现了禅宗善于变革佛教规戒，使之简约化、生活化的自我领悟精神。

“赵州茶”为代表的这一和尚门风其实曾受到过舒州禅风的有益影响。

今日安徽省西南部的安庆一方，唐宋时代属舒州地域，州治皖城，即今潜山县城。其以古岳天柱为正脉的皖山禅寺林立，高僧辈出。山之东的桐城县境内有山名投子，因三国时东吴军师鲁肃战曹兵败后投其子于山中为僧而得名。唐代舒州大同禅师便相中此山而结茅驻锡之。同师为本州怀宁（今潜山、怀宁二县在唐代为一县，县治在今潜山县城）人，俗姓刘，幼岁出家，后谒翠微山法席，证得南禅宗顿悟之旨，旋归故土舒州，隐于投子山庵院。一日。赵州从谂和尚至桐城，大同禅师亦出山，途中二人相遇未识，赵州潜问俗土，才知所遇者是投子大师。于是回身赶上前问道：“莫是投子山主么？”大同师未直接作答，而是说：“茶盐钱布施我”。赵州先到庵中坐，大同师后携一瓶油归。赵州说：“很久就向往投子大师，等到来时，却只见个卖油翁！”大同师说：“你只认识卖油翁，却不识投子。”赵州问：“如何是投子？”师提起油瓶说：“油，油！”

从这段史料可看出，赵州和尚对舒州投子大同禅师是向往已久的，通过请教，舒州禅风对赵州的启示是极富顿悟意味的：投子师对赵州开示不是“茶盐”，就是“油油”，显然体现了没有造作的南禅宗风。何谓禅心？恰如茶盐油一样更深，以平常心，行本分事，扬眉瞬目，无非是道！无怪乎投子师还切切嘱咐赵州“不许夜行，投明须到”，暗示要以不生一物的本来面目，来观照日常生活的瞬息变化，坚持平等不二，不二信心，不浮不燥，不卑不亢，无凡无圣，无执无著，心无羁绊，自然就彻明如万里晴空。赵州对大同师心悦诚服，赞叹道：“自尔同道闻天下，云水之侣竞奔凑！”此后当自己门僧有惑时，赵州即向其荐举投子为师。一次，他以炭火为喻说禅，门僧不解，赵州便说：“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礼禅，问之，必为汝说。”

皖山投子大同师以平常之事说明自性平常，这与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是相通的。作为南岳系禅师赵州和尚还善于与青原系禅师交往，特地跑到舒州皖山来请教大同禅师，果然从“往来激发请益者常盈于室”的投子山主处得到有益的启迪：“原来佛法无多子，吃饭吃茶又着衣。”赵州和尚正是融“平常心”之道于茶事中，才使得“赵州茶”名满天下。茶道的最高境界便是和禅的境界融为一体，智者悟禅，清茶一杯；迷者问禅，佛经万卷。由此，赵州茶与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一起被奉为禅宗著名的四大门风，影响久远。

三、碧岩茶道源皖禅

位于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城东南十二公里处，有一因“两山对峙，一道中通”而得名的夹山寺。这里云遮雾罩、景色清幽，晨钟暮鼓，禅缘千古。由于该寺是佛教禅宗“宗门第一书”《碧岩录》的结集圣地，故而成为誉满海内外的茶禅祖庭。中国茶禅学会理事长吴立民先生题词云：“茶禅一味夹山寺，茶道源头《碧岩录》。”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是我国茶业经济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中国茶道建立成型于唐，那么唐代便是大大扩充茶道影响与文化内涵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修行类的茶道在宋明移植到韩国、日本等国，成为日韩茶道的源头。尽管在唐代有皎然和尚提出“三饮便得道”、赵州唤僧待三次“吃茶去”，其旨亦在以茶喻道，借茶行道，使品茶与参禅相融相系，但真正直接地、明确地提出“茶禅一味，梵我一如”思想，并从理念上发扬光大者，则是两宋时期的圆悟克勤禅师。

圆悟克勤（公元1063—1135年）乃宋代高僧，四川彭县人，俗姓骆。幼年出家，后至法演大师（太湖县白云山海会寺）处修行，蒙其印证，嗣其法，成为一代宗师。宗徽宗政和年间，受澧州刺史之邀，入住夹山灵泉禅院。在此期间，他应参学门人之请，评唱五代重显禅师雪窦的《颂古百则》，门人记录汇编成《碧岩录》十卷，遂使该书成为中国禅门临济宗的主要典籍，得“宗门第一书”之誉。圆悟克勤在夹山潜心研习禅与茶的关系，以禅的观念和思辨来品味茶的奥妙，大得证悟，挥笔写下了“茶禅一味”四字，后奉迢迁金陵、镇江等地，于东南沿海名刹传碧岩宗法，授碧岩茶道，声名大震，影响垂沐吴、楚、越、闽大地，远及朝鲜、日本等国。

在禅宗思想史上，圆悟克勤是一个有继承又有创新的重要人物。在其厚积薄发的修学过程中，曾受到皖山禅风的熏陶与教益，对其影响较大的就是杨歧派传人法演大师，尽管圆悟后来作绕路说禅之举而有违演师原旨，但他仍然坚持杨歧传法演的“无修之修”思想，提出“了取平常心是道，饥来吃饭困来眠”之说（见《佛果禅师语录》卷一），而这正是其“茶禅一味”思想的基础。

史载圆悟克勤早在儿时即出家，但转身禅宗修习则是在一次重病痊愈之后，并由此而出蜀东行求师。遍参诸多尊宿大师后，通过亲身体会比较，发现自己所参，除法演大师外，都无勘验，于是二次返回至演师处，正式归于法演门下。

时法演师正在舒州境内弘传杨歧宗风，上承临济正脉，发扬其师——舒州白云守端的“但愿春风齐着力，一齐吹入我门来”的精神，将禅宗各家乃至佛教各家加以融会，以图中兴临济法道。因演师最终弘化去了湖北黄梅的五祖山，故典籍中往往称其为“五祖法演”，使得演师在舒州皖地的重要经历与贡献少为人知。

其实，演公在舒州弘法时间最长，如其自述：“初参迁和尚得其行，次于四海参见尊宿，得其皮，后到舒州浮山（今安庆枞阳县）圆鉴老处，得其骨，再到白云（时属舒州，今安庆太湖县）端和尚处，得其髓，方敢承受与人为师。”（见《古尊宿语录·黄梅东山（法）演和尚语录》）此后便依次在舒州四面山（今属安庆太湖县）、太平山（当时属舒州州治皖城城郊，今属安庆潜山县）、白云山（今属安庆太湖县）相继弘法授徒，培养出一大批“振世卓然之豪杰”，遂使杨歧派势力与影响远远超过黄龙派，成为禅宗主流力量，直到八十岁时才受请往蕲州东山，即湖北黄梅五祖山。演公曾自述云：“在舒郡二十七年，三处住院”。“淮甸三十载，今作老黄梅。”其实演公后到五祖山任住持没几年即圆寂，因禅宗五祖弘忍开创东山法门影响广大，人们便传演公为其后身，如此便导致知五祖法演者多，知舒州白云海会（寺）法演和尚与舒州太平（寺）法演和尚者少。特别应予勘误的是，演公并非至五祖山才收受培养包括圆悟克勤在内的“佛门三杰”。只要仔细检视相关典籍，即可发现，克勤佛果同慧勤佛鉴、清远佛眼一起，早就投拜在舒州弘法的演公为师，《灯录》与《语录》中分别有关于他们“造舒州太平演禅师法席”，“太平（演师）将迁海会”，清远又与圆悟克勤追随至海会（今太湖县小池镇海会寺村），最后三人又追随演公赴五祖山等记载。“三佛”出师后，除圆悟克勤佛果外，慧勤佛鉴仍住持舒州州治皖城北的太平寺而“法道大播”，被尊为舒州太平慧勤禅师；清远佛眼住持舒州万寿寺、天宁寺、龙门寺（太湖县城西乡九井溪龙门寺），“道望尤振”，被尊为舒州龙门清远禅师。

包括圆悟克勤佛果在内的“佛门三杰”在舒州皖山地区受演师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有“天下第一等宗师”盛誉的法演开示方法十分灵活，“随机答问，因事举物，不假尖新，自然奇特”（朱元衬语——转引《五祖寺志》）。每日起来，拄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拍，提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曾自问自答：“还有实头处也无？”自云“有！”“如何是实头处？”“归堂吃茶去。”传给弟子最精粹的示语有“会尽诸方五味禅，何似山僧吃茶去。”这里的“吃茶去”虽非演公首创，当系赵州和尚宗风，但因演公“反对向外执求”、与其“在寻常景物及平凡生活会得妙处”的思想是相通的，故也成为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法演禅的重要话题，并且更加富有皖山禅的哲理特色——为了强调自然而然，还禅以“本分事”之面目，法演分别以皖地的“太平境”与“白云境”来作说明：

僧问：“如何是太平境？”

师云：“数层宝塔侵天起，万本乔松匝地寒。”

僧问：“如何是白云境？”

师云：“七重山锁潺湲水。”

又：

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讴歌，渔人鼓舞，笙簧聒地，鸟语呢喃……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

上堂：“此个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诸人出气。”

演公所举皆舒州皖山景物风光，以此证见禅之于自然万象之诗情画意般感受，说明禅本来就不是虚玄的、神秘的，而是平易的、生动的，正如“遇饭即饭，遇茶即茶”一样本分简单。“皖公山下长流水，今古滔滔彻底清。”（演公诗）唐人以煎茶声为“至清之声”，宋人亦然。佛家以禅为万古清风，这两股清流融为一体，即为茶道，在佛教而为禅，在百木而为茶，茶是本分事，用平常心去吃，禅也本分事，用平常心去修，禅中有茶叶，茶中有禅道，故圆悟克勤佛果大师写下“茶禅一味”四字箴言，概括出茶禅文化的这一最高准则，并且通过对《颂古百则》的评唱，从理念上对此真谛进行了较全面的具体阐发，形成了特有的碧岩禅风与茶道，如“谁家无明月清风”、“不风流处也风流”、“脚跟下放大光明”等思想精义无不与演公禅“在寻常景物及平凡生活会得妙处”的思想相贯通，应该说圆悟克勤大师就是皖山禅熏陶与教益出来的茶禅大师、茶道祖师之一，碧岩禅茶道与皖山禅茶家风乃至东山禅风都是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的，没有皖山禅风茶韵的滋养，就不会有碧岩茶禅一味的证果。

四、茶道精神传千古

茶之道，可通禅。从我国古代经验看，茶道是品茶至“得道”时的心理感受，包蕴着深刻佛教禅理哲学意味，甚至还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感情。从当今的研究看，只有当饮茶活动与人文精神、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社交礼仪、艺术创造等精神需求相结合时，饮茶活动才能进入茶道的范畴。笔者认为，无论当今茶道以何种形式演绎，包括宗教的、民俗的、仿古风雅的、艺术表演的诸种形式在内，其茶道的精神特征，即保持一种“和敬清寂”的氛围始终是占主导的倾向，其实质就是保持一种天真自然、直心超脱的禅意。茶道如月，人心如江，得茶以度，心地澄澈，达观豁朗。

当今日本茶道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但从中仍然可以窥见中国古代茶道的精神特征。据日本伊藤古鉴先生介绍，日本茶道的先祖珠光把茶道的精神特征定为“谨敬清寂”，茶圣千利休则称之为“和敬清寂”，其渊源皆自中国——原来在中国宋代白云守端禅师门下有一位叫刘元辅的人在讲丛林茶禅四要谛时，曾用“和敬清寂”四字来说明禅茶的真谛。所谓“和敬”，源于中国禅宗的“六和敬”，僧人因此被称为“和合众”；清净的、不掺杂利害观念的闲寂不动之心，被禅语称为“寂静无为之心”。闲静枯淡的禅意、知足安分的生活，是茶禅共同所有的“三昧境地”。

史料表明，宋人刘元辅所皈依的是舒州白云守端禅师。端师系临济宗正派——杨歧派法嗣，在焚书坑儒歧方会的十二名弟子中，以白云守端之成就最大，声望最高。守端，衡阳人，俗姓葛，从小聪颖过人，文学造诣颇深。自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参杨歧方会得法后，先在江州住持承天、圆通二寺，均时间不长。二十九岁时即应舒州太守邀请，来舒州皖山，在州治皖城及太湖县境内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四寺并圆寂于海会寺，生年四十有八。因海会寺位于白云山麓，故史家称其为白云守端，其墓在海会寺前木鱼包，灵塔不幸在文革中被毁，所幸尚有塔座保存完好，现珍藏于海会寺中。笔者曾前往瞻仰，见其为六方形石质底坐，上刻“白云端祖之塔”六字，据说为法演所止。

白云守端在舒州驻锡近二十载，“所至众如云集”，但最值得其欣慰的是在自己一喝之下，门下高徒法演即有所悟，得其法印。法演培养出包括被日本春为茶禅一味之祖的圆悟克勤在内的“佛门三杰”而成为“天下第一等宗师”。

白云守端不拘泥于释迦经典，提出四弘誓愿：“饥来要吃饭，寒到要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凉风吹。”这种参禅无处不在的“平常心”，这种没有造作、朴素简约的思想正是茶道境界的精髓，无怪乎其门人刘元辅能在距今近千年之前便提出“和敬清寂”这一囊括茶道精神的箴言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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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炎贵，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安庆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