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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灵魂的历史”
文学史的编撰绝对不是作家生平和其文学作品的简单介绍和机械堆砌，优秀的文学史作背后总是有某种理论学说作支撑，或历史学、或社会学、或心理学、或美学、或政治学等，换句话说，有没有理论支撑，便是衡量一部文学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里，理论是史观，是方法，也是文献史料的黏合剂。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优秀的文学史作概莫能外，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以心理学理论为支撑，通过“流亡文学”“德国的浪漫派”“法国的反动派”“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六个部分检视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概貌。作者在《引言》中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说：“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欧洲文学中某些作家集团和运动的探讨，勾画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轮廓。”接着，他不无极端地定义：“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虽然这种著史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以一种理论思想来主导著史思路，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勃氏的这部史作已成为中外文学史家的必读书目，并且逾百年而风靡全球，畅销不衰。
勃兰兑斯（左）
再如王国维通过西方美学中的悲、喜剧理论考察宋元戏曲史、鲁迅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讨中国小说史等，这些都是编著文学史的典范。如不赘述。可见，如果没有相关的理论学说统摄繁杂的文献史料，文学史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一盘散沙，阅读这样的文学史，既不能“管中窥豹”，也无法“知汝远来”，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憾。
对于文学批评，我们要杜绝“强制阐释”，但是文学史的编撰必须强调“理论预设”，因为有了前在“理论”主导， 编者在着史的过程中才能对史料的选取有裁度和依凭的标准，才能在“理论”的指导下为我们有效展示出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生命个体的价值，所著之史便也能立得住。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西部新文学史》的出版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参考。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
丁帆/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这部作品由知名文学史家丁帆担纲主编，马永强、管卫中担任副主编，贺仲明、李玲、黄轶、陈霖、李兴阳等二十多位资深专家团队编撰而成。撰写阵容之强、时间跨度之长、文献资料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西部文学的重要学术收获。其鲜明的优势就在于，以文化学为视角，在“文化西部”的理念指导下，对1900到2017年这100多年间诞生在西部的具有代表性的四百多个作家和展现西部的两千多部（篇）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梳理，在学理上第一次对西部文学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呈现。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以历史为轴线，依史理文，因文化史，通过“文化”的视野，探讨西部文学的独特性，在学理上增加了这部作品的厚度。正如编者在《序言》说：
“
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并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
”
如1979—1992年“西部新文学的繁荣期”，我们既看到西部文学立足西部、不断开拓的文学自律，如对边地人生的悲歌、家园故土的不懈吟唱，英雄豪情的赞扬等，也体会到西部文学创作对全国文学发展思潮的呼应，如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等都在这一时期的西部文学的创作中看到受其影响的痕迹。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文化则是文学的内在灵魂，诞生在“西部”这一时空中的文学必然浸染着西部文化的底色，承载着西部文明的精神，而“西部”又是中国版图上的“西部”，所以，西部文学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各时期不同思潮的影响。
正是关注到西部文学既有自身的美学特色又呼应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搏这一双重性，《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就不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文学汇编，也不仅仅是一部一般意义上适合于大中专院校文学教育的教科书，而是一部以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严谨的态度对文学所反映的西部的自然、历史、民族、战争、乡土、民俗、宗教、工业、农耕等元素多彩呈现和学术探讨的厚重之作。
相对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而言，在此基础上修订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除了将时间段延展至2017年外，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纬度”上凸显了西部文学的美学特色：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而在布局列纲中，将西部文学的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生态主义、现实主义等精神气韵灌注其中，这在整体上让我们能更有效地了解西部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美学追求、题材演变、文体创新等基本发展脉络。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也扩大了我们对“西部文学”的理解视域：即西部文学，不仅仅是西部作家创作的反映“西部”的文学作品，也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作家在暂居、游历、考察等过程中书写西部的文学作品。前者如刘亮程、张贤亮、杨显惠、阿来、叶舟、雪漠等的作品介绍，后者如斯文·赫定、井上靖、金庸、萧乾、王蒙、杨牧、张承志、马原、陆天明等人的“西部”书写。这种开放、包容的选材态度，打破了我们惯常所谓的“西部文学”就是“西部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固化理解，实现了“西部文学”和“文学西部”的辩证统一。以“史”的方式编撰西部文学，最终导向了对西部文化、西部文明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学术智趣，为地域文学史的编撰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反思：地域文学史何为？
左起：王蒙、张贤亮、阿来、张承志
前面谈到，因为有了前在的“理论”依据——文化学，《中国西部新文学史》面对庞杂的文学史料就有了采选的标准和依据。例如何华在西部文学史上的价值就是通过《石化魂》《共和国长子》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反映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历程，是工业文化题材的书写代表。虽然其作品有很多不足，但在西部“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严重缺位的客观现实”中，何华的写作无疑具有文学史价值。再如金庸武侠小说的西部书写，王蒙的西部边疆系列、九叶派诗人代表唐祈的西北吟唱，张恨水的西北考察纪行等，将这些域外作家纳入《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一方面，这些作家的关于“西部”的作品是西部文学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作品是西部这片土地上生发出来的文学硕果。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西部的不同经历、不同感受恰恰因为“文化震惊”再一次挖掘出西部文化的新质，丰富了“西部文学”的内涵。他们理应在“文化西部”的西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言而喻，《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在文化学的视野中考察不同题材、不同主题、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便是对西部文化、西部文明的文学呈现，也是在宏观上对西部形象、西部精神的巡礼。这是这部地域文学史作的文化价值所在。
《中国西部新文学史》的编撰视阈是宽阔的，不仅梳理了西部文学在各时期的发展状况，而且开辟了四章的篇幅考察了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学、西部口传文学及其现代传播、现代西部文学制度与文学思潮。这四个部分突出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对于西部文学的贡献，超越了惯常文学史为书面文学作品著史的局限，通过现代西部文学制度与文学思潮的回顾，展示出西部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这种“补充”也是对中国古代著史方法和思想的继承，是当下文学史的编著应该借鉴的。
综上，《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作为地域文学史，不仅仅适用于大中专院校中文学的教科书，其更深远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一地域人文精神、独特审美、思想情感的纵向展示。理论是著史的方法，文学史编撰者良好的理论素养是其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正如福斯特所说“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有了理论的指向，所著文学史才能在辨章学术中为我们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一个视角。
最后，西部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需要文学去深挖精耕。而《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可以看作几代作家对西部文化的开发史，他们的吟忧叹唱，就是对后来文学创造者的一种召唤。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对于未来西部文学创作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新媒体编辑 张滢莹 图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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