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

1980年7月，张丽珠代表中国妇女出席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并于会前（7月9日—13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变革社会中的创造性妇女（Creative Women in Changing Societies）”国际讨论会。在研讨会上，张丽珠作了题为《回首往昔，展望光明未来（Reminisces of the Past and a Bright Outlook on the Future）》的英文报告。在报告中，她回忆了自己的教育经历，以自身为例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妇女在家庭、事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讲述了自己同时兼任妻子、母亲、医生多种角色的经历以及其中的冲突，同时也回顾了“文革”期间的情况以及中国医学发展的状况。

报告内容丰富，充分展现了一位中国女医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心路历程。报告原文为英文，现译为中文以飨读者。

张丽珠（1921—2016）

著名妇产科学家。1921年1月15日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赴美国、英国进修、工作，主攻妇科内分泌学、局部解剖学和肿瘤早期诊断。1951年回国，次年就职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后参与创建北医三院并长期领导该院妇产科。数十年来致力于我国妇产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培育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医界同行和广大患者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我的教育背景

我1921年生于上海，父亲（张耀曾）在中年以后是一位律师。他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并成为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他辞去在北京的官职，移居上海。他经常向我们讲起从政生涯中的失误和困难，并展望心目中繁荣强盛的未来中国。这些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使我在长大后认识到自己与中国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相连，并且对我们的祖国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

父母只有四个女儿，而且很不巧，我是第四个。在我出生的时候，可以想见他们是何等沮丧：又是个小丫头片子！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看到我做针线而不是去学习的时候，父亲生气的样子。这显然违背了他的愿望。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当秘书或是打字员。在我刚读完大一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年仅54岁。很多亲友赶来悼念，其中一位在悼文中写道：“他英年早逝，实在太不幸了，更何况身后没能留下儿子继承家声，这更是令人同情。”在此后许多年里，旧社会的这种传统观念如同无法摆脱的重担，一直压在我心头。

我的父母都曾多年在国外留学，他们在子女教育中注重“健康的身体孕育健全的头脑”。在他们鼓励下，我参加了多项球类运动，并且取得过一项至今仍令我得意的成绩：在1935年的全国运动会上，作为主力队员与队友们一起夺得全国排球冠军。在整个高中时代，我过着积极向上、快乐活泼、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女子学校的舞台剧表演中，由于身量较高、性格外向，而且开朗直率，我经常被分派扮演男角。我曾被选为“1937年度全面发展女孩”。在毕业纪念册中，同学们都认为我将来会成为空军飞行员。

那几年，在加强战备以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中，我积极响应“航空救国”的倡议，高中毕业时选择报考中央大学航空工程专业。但是，由于日本侵略，这所学校从南京迁往了大后方。尽管我反复争取，父母还是不允许我长途涉险奔向不确定的未来，理由是我还太小，又是个女孩。后来，听那里的一些学生说，他们当初都曾盼着能见到航空工程系唯一的女同学。由此我只能留在上海等待，最终机缘巧合入了医学这一行。然而，我一旦选择了它，就会对其发生兴趣，努力沉下心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医学院毕业以来的36年里，我从未离开过岗位，并且决心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了7年，先后获得理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在日寇占领时期，我一心学习，远离政治和宗教事务。因为在医学院的成绩优秀，我在1944年获得“最佳毕业生”称号。男同学们抬头看着我，互相说：“她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冷酷。”在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并认真考虑作为一名女性在社会上的劣势和限制，最后决定在妇产科学领域工作，以便为妇女的福祉而奋斗。

到美国进修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1946年我去了美国，随后又被英国的“社会化医疗”吸引，于1949年前往伦敦，并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卷入其中。这令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身处英国朋友之间却深感孤独绝望。

当我决心回祖国的时候，却遇到诸多障碍。当被告知拿到祖国的入境许可才能预定回家的船票时，我感到怒不可遏。随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了我们的新政府发来的“欢迎回国”电报，我感到大获全胜，忍不住赞叹新中国的高效率。

1951年夏天，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挚爱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珠江的小船上，心中欢欣鼓舞，不禁泪流满面。尚未意识到前方道路的曲折。我重新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满怀希望和憧憬，准备全身心投入祖国的建设。

身兼三角：妻子、母亲、医生

我31岁结婚，那时刚回到上海不久。当时的上海，一切看起来都平稳祥和。我丈夫（唐有祺）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我们曾经同船赴美。他回国的时间和我差不多。婚后我离开上海和他一起去了北京，这不是因为夫唱妇随，而是因为我作为医生，到哪里工作都一样。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北京医学院工作。

现在我丈夫是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和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他从没要求我离职回家，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专业人才。在这点上，我俩都一样。有些朋友有时会跟他开玩笑说：“永远不要娶助产士，因为她会在午夜被叫走。”

有段时间，我们雇了两位保姆做家务、照看孩子，所以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这上面。我生了一儿一女。我们抛弃了让我多年耿耿于怀的旧传统，让男孩随我姓张，女孩随我丈夫的姓。这也表明在我们家夫妻是平等的。归根结底，让孩子姓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属于全社会。

我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曾经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在午休时让幼小的一双儿女躺在两侧，这边看看女儿，那边看看儿子，心中充满了母爱和满足。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刻啊！

直到现在，我那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还会笑话我：“你一点都不像个母亲。”然而，我知道，我为其他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了很多，并且通过我的行动，我给我的孩子们带去了良好的影响。

女儿小时候写过一篇极好的文章，内容是“妈妈半夜被电话叫去抢救危重病人”。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被选去参加乒乓球集训夏令营。他受不了那里的管理，一个人跑回来了。我非常生气，因为他没有完成训练任务。

几年后，他在16岁的时候和其他许多学生一起被送到北大荒的农场干活。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个冬天，饥荒降临了。很多人无法忍受饥饿和寒冷，跑回了北京，但我的儿子坚持了下来。他写信回来说：“亲爱的妈妈，我还记得你那年夏天的谈话，你一定要相信我，作为一名战士，我永远不会从战场上逃跑。”不，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坚定地站在那里，作为前线的战士，敢于战斗，敢于求胜，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有信心。

如何用我受到的西方训练为中国人民服务

1958年北医三院创立时，我被任命为妇产科主任。在医疗工作中，我一直以科学为基础进行临床实践；在教学工作中，我要求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培养独立思考和推理的能力。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要求住院医师进行详细的术前讨论和术后总结，以确保诊断的真实准确，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接触到的每一个病例真正得以成长。要培养他们对病人的责任感，这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要成为一个好老师，首先要做一个好学生。由于一直在大城市成长和接受教育，中国的乡村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陌生。1965年，我参加了以卫生部部长为首的北京巡回医疗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任务是走村串户地照顾病人、进行卫生宣传、培训赤脚医生。这符合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政策。

说实话，当第一次被叫到一个农民家里去帮助一位难产的妇女时，我非常害怕。有两三个接生婆曾试图接生，但没有成功，她们都离开了。在一旁焦虑的准爸爸的注视下，我终于成功地帮助产妇把孩子生了下来。当小男孩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以宣布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浑身都是汗，甚至可能比那位感激不尽的父亲更幸福、更欣慰。

还有一位58岁的老大娘，卵巢上长了一个重达60磅的巨大肿瘤。由于腹部的沉重累赘，她好几年都只能跪在炕上。由于我们得到了医院领导集体的全力支持和鼓励，事先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并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手术在基层卫生院顺利完成。几周后，病人在亲戚的陪同下回到了村里。走进大门时，她挺胸收腹、一身轻松。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

还有一位病人，因13年前第一次分娩时难产导致阴道膀胱瘘，常年漏尿。由于村里缺少医务人员，她只能独自承受病痛折磨。冬天，她的棉裤裤裆被“尿冰”冻得硬邦邦的。在基层卫生院，经过我们细致的手术修复和术后的精心护理，她的瘘管得以治愈，使她恢复正常生活。

难怪农民们会把送医疗队到身边的党和毛主席当成救星，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才能得到如此高质量的免费医疗。

在医疗实践中，我们必须通过反复训练来完善我们的技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我们学习它，不仅仅是通过书本，还要在实践及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我就是这样走进广大群众和农民中间的，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所思所想。不了解他们，怎么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呢？在谈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之前，首先必须把大多数人的痛苦放在心上。

将中西医结合以形成一种新医学，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医学发展指出的方向。探索祖先留下的中医药学宝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以很高兴地说，我是最早在针刺麻醉下成功进行剖腹产和卵巢囊肿切除的少数人之一。此外，我们在用中药治疗月经失调方面也初见成效。最近，北京市中医研究所的一位妇科医生来我们科室工作，我们一起开展医疗和跟踪病例工作。这样，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医生就能更紧密地团结和合作。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亲力亲为，因此我们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生，通过实际工作让他们完成一定时间的培训。我自己也到边境地区开展短期培训和技术指导。医院不仅要成为治疗的场所，而且要成为人民的保健中心。我们经常走出医院去做癌症的大规模普查，帮助附近的其他诊所治疗较轻的疾病。

我们永远谨记将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每年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出来的高层次研究生，会接受高等科学训练，从事与临床重要问题有关的研究工作。

对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短期停留期间由特林德（1894—1989）、诺瓦克（1884—1957）、伍德瑞夫（1912—1996）等教授那里得到的教诲，我极为珍视。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的斯特朗癌症防治室前任主任莱塞皮朗斯博士如果听到大规模的防癌体检项目不仅在妇产科设立起来，还被推广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定会很高兴的。

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预防第一”。我衷心地感谢英国伦敦海克内医院的格拉迪斯·道兹小姐、玛丽医院的玛丽·吉尔摩小姐，以及我在英、美两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其他帮助和鼓励过我的老师们。他们当时一定深感跟一个背井离乡的外国留学生和睦相处是何等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了，但是要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我可以为我们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也正是有了他们，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得以推进。我相信这种友谊将会天长地久。

很遗憾，我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么多年，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弥补失去的光阴。有许多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比如1948年我在纽约的癌症医院遇见的那个挪威女孩，1951年我们在巴黎再次相遇。后来她给我寄了一顶法国帽子到上海，我却没能给她任何回应。我多么希望能在奥斯陆见到她，向她致谢，并当面道歉！

我如何渡过“文革”

1966年10月从巡回医疗队回来后，我看到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被要求“靠边站”，赶出了革命群众的队伍。我们被叫做“臭老九”，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1968年下半年，我的丈夫也遇到了麻烦。我被认为不再适合做一名医生，只能做些医疗勤杂工作，并被要求不停地写交待自己“罪行和错误”的材料。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解放”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但我们必须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知识来维持生活，于是在1969年，我被要求和几个医学院的学生去山区工作。

背着沉重的包袱，心头也是沉甸甸的。翻山越岭，除了毫无反顾地往前走，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心里暗藏着这样的担心：一旦进了山谷，就再也出不去了。

放下包袱，我两腿还在抽筋，就去看第一位病人。这是一位老大娘，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阴道壁完全倒转。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她已经多年不能离开村子了。我和学生们一起，首先设计了一个手术台，使用马镫来吊起病人的腿，然后把茅草屋变成了一个新的手术室。手术时间很长，病人术后血压一直很低。整晚我都和病人一起待在她的炕上，一直没有合眼。因为病人一直焦躁不安、不愿配合，我要一直按着她的腿，以保证静脉滴注的针头不会移位，就如同我们两人的生命都悬在那根针上。最终她恢复了健康。这位卧床多年的病人得以出门散步、观赏杏花。于是，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知道村里来了个有本事的女人。

我们走出山谷之时，天正下着雨。我沿着湿滑的山路往上爬，身上背着同样的行李，但心中一片光明。山的另一边天空放晴了，我看见一条平坦、顺畅的大路在前方伸展开去。我松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因为我又克服了一个困难，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1971年，我的两个孩子也被送到农场。人们指着在地里干活的女儿小声说：“这个女孩一定是为了替父母赎罪才来这里劳动的。”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逝去了。还记得1963年我们一家人有次去颐和园，在湖里划船和游泳，当时我那年幼的女儿还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中国画报》的封面女孩，象征着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女孩的幸福童年。光阴易逝，一切都变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极左路线的纠正，党正在努力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的两个孩子付出自己的努力和毅力，成功地通过了竞争激烈的高考。我相信他们很清楚要珍惜受教育的机会。

展望光明的未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所有方面都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我充分理解，只有在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重新焕发生机后，我已经加入了迈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行动，决心更加努力地为妇女健康工作，提高医学教育的水平，推动妇产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全世界的同行和朋友们携手共进！ （陈丽娟译）

为获得平等的性别地位而奋斗

陈丽娟

张丽珠作这次报告的时候，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开始，从她的遣词用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许多时代痕迹，但通篇洋溢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女性解放的关切，以及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如文末所说，她此后“更加努力地为妇女健康工作”，除开展大量日常诊治工作外，出于医师治病救人的责任感和作为母亲将心比心的悲悯情怀，她于1982年决定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此后一直致力于此，取得了丰硕成绩。

回顾张丽珠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一直在为获得平等的性别地位而奋斗，其中有牺牲也有妥协，最终在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通过她的经历，结合与之相关的政治、社会、教育、家庭等因素，我们可以探讨在20世纪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她们在职业选择、人生规划中遇到的困境、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张丽珠的青少年时期正逢西方女权主义兴起，中国在大城市里也自上而下地兴起了男女平权运动。社会上层有部分人士得风气之先，积极鼓励女性独立自主。但总的来说，当时社会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上都还没有作好大量女性走出家庭的准备。所以虽然在教育上女性得到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并展现出不逊色于男性的成绩，但在就业方面却受到极大限制。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张丽珠最终选择了医学专业并从事妇产科工作，这既属无奈之举，也未尝不是合理的选择。

女性在就业方面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还是要到1949年之后。一方面思想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建设急需大量人力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政府为了充分解放生产力，努力宣传男女平等，即“妇女能顶半边天”，大力安排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在这种形势下，的确大大促进了女性就业，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让妇女与男性从事同样性质、同样强度的工作，夫妻俩都在外奔忙，无暇分身料理家务，这也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对于长期在医院工作的张丽珠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总的来说，1949年后的妇女解放与民国时期有着很大的差异。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是一种小众运动，更加强调个性解放、思想独立，却与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1949年后的男女平等拓展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放妇女，更多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让妇女走出家庭，顶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要的是一大批合格的“螺丝钉”，而不是造就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两相对比，民国时期的新女性是仰面直冲玻璃天花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们则是埋头硬挑千斤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