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面对高速增长的写作现场,文学批评如何踩准自己的节奏?| 新批评

2019-11-30   文学报

以新媒体为标志的文学新时代已经到来,文学批评却似乎没来得及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学批评该如何突破林林总总的陈旧理论模式,激活其本该具有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文学批评又该如何打破圈层化,把影响力和观念触及更多读者?

值此新批评创刊八周年之际,本报编辑部约请相关评论家、作家从各自角度出发作出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改善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有所助益。

新批评创刊八周年

新时代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定位和趋向

最好的评论家,或许在今天不是那些媒体中出镜率最高、参加会议最多的人。批评的敏感与批评的深邃,需要时间沉淀和独立思考。

当代文学批评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有着漫长而深厚的思想渊源。今天的文学批评,最近的参照之一,是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十年的文学批评。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批评,尽管有1980年代以来一波接一波的青年评论家的不断刷新,但最为深厚的批评积累,还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以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为例,像钱钟书、施蛰存、王元化、钱谷融等名家大家的影响是那么的直接,不仅在批评的声势和气象上,这些人的文字和观点,成为今天文学批评对标对表的历史标杆,而且他们身上鲜明的个性风格,也成为后来者仿照和追求的对象。

图 / 上世纪90年代,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

“这些人的文字和观点,成为今天文学批评对标对表的历史标杆,而且他们身上鲜明的个性风格,也成为后来者仿照和追求的对象。”

相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拥有更为丰富的人员组合。以上海为例,像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贾植芳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是新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灵魂式人物,他们的存在,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荣耀,他们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增加了厚度和分量。其次是上世纪50年代后逐渐走向批评世界的学者和评论家,像王纪人、吴中杰、徐俊西、李子云、潘旭澜等,尽管人数不多,但都是国内文学批评领域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承上启下上,做着最切实的工作。

第三方面的批评人员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的青年评论家,在新世纪初,这些人创造力不减,思想锋芒依旧,极善于抓住重大问题,组织大规模的研讨活动。像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等大型文学活动等,显示着这些青年评论家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第四方面的文学评论家是上世纪末涌现的。当时的《文学报》曾开辟“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栏目,对这些新锐评论家有过介绍。新世纪以来,他们是文学批评领域最为活跃和勤奋的群体,与此前80年代的青年批评家相比,这些后来者似乎更加专心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此后,是一些“70后”或更为年轻的评论家。他们与此前90年代活跃的批评家相比,共同点是学院背景,几乎清一色的大学研究生毕业。不同点是90年代的青年评论家似乎高校教师居多,倾向于校园生活;而新世纪以来新成长起来的评论家,媒体、出版机构、作家协会等等,遍布各地,有着蓬蓬勃勃的生长热情,批评视野也超越了大学和书斋,延伸得更加广阔。

图 / 上世纪末陆续在本报发表评论的李敬泽、陈思和、杨扬、张新颖等人

“《文学报》曾开辟“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栏目,对这些新锐评论家有过介绍。新世纪以来,他们是文学批评领域最为活跃和勤奋的群体。”

新时代的文学批评或许与此前的新世纪之初的十年批评相比较,又有自己的特征,只是这种特征较为模糊,一般读者不太会特别关注,但事实上这种分野十分重要。毕竟前面我们所说的新世纪之初五类评论家共存的文学世界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或许可以像一些人士所说的: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结束了。那些文学批评名家大家的批评风范,曾经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吸引着社会公众对于文学批评的无限信赖。但当这些名家从批评领域逝去之后,人们还会敬仰当代文学批评吗?

传媒时代,文学批评混迹于媒体之中,但批评家不是要与媒体人的身份无限接近,诸如电视教授、媒体红人的批评指责,放到评论家身上,几乎都是负面的、贬抑的。所以,批评家即便是在媒体中亮相,专业的身份认同还是必要。最好的评论家,或许在今天不是那些媒体中出镜率最高、参加会议最多的人。批评的敏感与批评的深邃,需要时间沉淀和独立思考。说到底,批评家有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特点。对照文学批评的工作节奏,新时代的批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我们有自信说,今天的文学批评文章总量已经超越了前人。作家论、作品论、现象分析等,何止是“成千上万”?新时代批评家的工作环境,似乎也在变化,微信和各种媒体的出镜频率,让很多评论家无法像过去那样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独立思考问题。

“微信和各种媒体的出镜频率,让很多评论家无法像过去那样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独立思考问题。”

当然,当今文学批评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没有一个批评家跟得上快速增长的文学出版节奏。以往,很多批评家是阅读了一个阶段的差不多所有新发表的作品后,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做一个分析、总结。像1950、1960年代茅盾对当时短篇小说的评论,像1980、1990年代国内诸多评论家对中长篇小说的评论。但大数据时代,要阅读完新发表的作家作品,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但对于批评家来说,阅读和感受当代文学作品,从中提炼创作经验和理论范式,这曾经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工作任务,在今天几乎是被“腰斩”了。最勤奋的批评家忙于阅读作家作品,忙于发表片段式的阅读感言,甚至忙于向公众推介最新发现的作家作品,而批评的理论归纳和提炼,似乎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些批评家可能会认为,经过后现代的理论洗礼,批评家们更愿意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打交道,更愿意像古典文学研究者那样梳理作家作品和思想脉络的历史渊源和来龙去脉,而那种理论提炼和范式的探讨,似乎是形而上的整体性时代的思维和产物,到了今天不再是文学批评追求的目标了。

“最勤奋的批评家忙于阅读作家作品,忙于发表片段式的阅读感言,甚至忙于向公众推介最新发现的作家作品,而批评的理论归纳和提炼,似乎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在我看来,面临快速变化的现实,批评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适应这种变化的思想阐释支点。对应的,是不断涌现的作家作品的新的开掘,也还没有一种稳固坚实的文学基础在支撑着。因此,文学批评的症候与创作现象在思想和艺术层面表现出来的问题是相似的。文学批评需要沉潜和深思,文学创作也需要更多的积累和沉淀。

在今天这个作品数量空前巨大的情况下,要让作家们冷静下来,将写十部长篇的精力集中到写一部作品上,似乎有点难度。要让批评家在这种高速增长的写作疯狂面前,保持冷静,以合乎文学写作节奏的要求来思考问题,看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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