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距今5000—4000年前是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时候有许多著名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如黄帝、炎帝、蚩尤、太昊、少昊、颛顼、帝俊、尧、舜等。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个时代正处于氏族部落向国家形成的过渡时期，因此该时期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萌芽阶段。本文试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上去进行了一些探究。

一，私有制萌芽和氏族公社的解体

在氏族公社时代，人们过着“小国寡民”的生活，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社会等级，人们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孔子将这种原始的状态称为“大同”，现在可以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然而这并非真正的美好乐园，这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种“大同”社会就逐渐走向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的社会，孔子称为“小康”。

随着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便出现了剩余产品，这位私有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以大汶口文化为例，当时这里的饲养业初步发展，因此大汶口遗址中有三分之一的墓葬中存在以猪骨随葬品。家猪是大汶口时期人们的重要财产，它们最初是归氏族公有，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家庭私有财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各类生产工具、陶器、艺术品等都逐渐成为了财富积累的对象。如在大汶口遗址中往往有几十甚至上百件的陪葬品，这说明私有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私有制的出现必然带来贫富分化，进而产生阶级的分化。在大汶口发现的133座墓葬，可以分为普通小墓、中等墓葬和少数的大幕，其中小型墓葬的的随葬陶器一半不超过5件，而中等墓葬的随葬品能够达到几十件，大型墓葬的的随葬品将近300件，还包括精美的象牙和玉器，甚至还发现了一件玉钺，这是权力的象征。

私有制的出现使得传统社会组织——氏族公社走向了解体，而新兴的父系家族制度出现了。因为战争的影响，男人的地位提高，形成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家庭。在父系家族中，男人是家长，而女人则地位较低。这一点从墓葬中可以体现。过去的墓葬基本以多人合葬和同性合葬为主，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合葬墓，多以男左女右为主，尊卑观念十分明确。

二，国家行政体制的萌芽

当氏族公社走向解体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聚落出现了——城市。城市在古代被称为“国”“邦”“邑”等，是考古学上证明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三大标志之一。在距今4500年—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共发现了50多座史前城市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比较著名的有章丘城子崖、天门石家河、四川宝墩、太湖一带的良渚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等。这些城市遗址一般都有护城河等军事防御工程。

修建这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证明了社会已经拥有了组织管理、工程管理、资源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和实力。能够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并有效地完成这些庞大的工程，其前提是社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管理体系的指挥系统，这些都是国家产生必不可少的条件。据史料记载黄帝时期有“万国”，尧舜时代有“万邦”反映了当时氏族部落向城邦国家过渡的局面。

列宁曾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些机器里面就有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史载黄帝时期“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说明黄帝已经初步建立军队，以征伐诸侯。黄帝又“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也就是黄帝为了控制各部落，开始设置官员。

到了尧舜时期，国家体制进一步得到了发生，出现了更多的官员。主要的官员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舜设置了四岳，四门，十二牧等机构以论政务；设置了司徒、后稷、土、工、虞、秩宗、典乐等机构来管理各部门。刑法也在这时候开始出现，尧时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可见当时的刑法有“五刑”等。

三，王权和社会等级的形成

钺在中国古代是军事权力的象征，最早的钺是玉制的，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汉字中的“王”字就是从钺的形象发展而来。因此，钺的出现反映了王权已经开始萌芽。王最开始是负责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由氏族会议推举产生，在中国古代叫做“禅让制”，在西方叫做“军事民主制”。但在战争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王的权力不断增大，逐渐从军事长官变成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已经说明了黄帝已经是事实上的部落联盟领袖了。

随着王权的增强，古老的“禅让制”开始遭到冲击。一些军事首长或氏族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大。他们逐渐由氏族成员的公仆，变成为特殊的显贵。首领职位的继承已不再是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凭借权力斗争产生，甚至试图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但这又遭遇了其他部落的反对，因而在部落内部时常会发生权力斗争。古本《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淮南子·天文》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这些都反映了远古时代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王权逐渐增大，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甚至拥有了生杀大权。《五帝本纪》记载尧曾“流共工于幽陵，放讙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为了使得确立王权的权威，王族开始垄断宗教祭祀，将王权神权化。《国语》中记载颛顼时期“绝地天通”，使得“天地相分，人神不扰”。

此后王就成为了沟通天人的权威。这种“绝地天通”的现象在考古学中得到了证实，例如在良渚遗址中，出现的祭坛往往和贵族墓葬一体分布。祭祀中所用的玉、璧等礼器就成为了宗教神权的代表，往往成为贵族的随葬品，《周礼》载“璧琮以敛尸”。神权和王权和合一代表了阶级社会的产生，以是中国礼制的萌芽。中国礼制的核心便是贵族之间的等级名分，强调上下、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秩序，以确保王权的独尊。不同等级的贵族所用的礼器都必须和身份相匹配，“名贵贱、辨等级”。在山东龙山文化墓葬中，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四个等级。

结语

什么是“文明”，195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叫克拉克洪的学者提出了三个考古标准：城市、青铜器、文字，这一个标准很快被世界学术界所公认。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文明的英文单词为civility，有国家和城市的含义。城市、青铜器和文字三大标志是来考证一个地方是否出现了国家。在中国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在五代时期，中国就朝着国家体制过渡了。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大禹最终建立了夏朝，后来又确立了世袭制，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出现了，中国进入了文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