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认为决定人们命运的根本差别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人的自身”，包括健康、美德、气质等人格因素；第二是“身外之物”，包括钱财、土地、房产等财富因素；第三是“他人的评价”，即荣誉、知名度等名声因素。
这三个因素依次递减，人格因素内在的决定了人是否过得幸福，财富因素外在的影响了幸福的指数，至于名声因素则只是最后的补充，能为幸福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名声相对来讲，是无足轻重的！
叔本华著《人生的智慧》
韩非子说：“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求名就是为了求利，如果知名度扩大了，就能够多捞一笔，增加财富。他们虽然看似庸俗却也明白事理，知道对于幸福而言，名声比财富和生命次要得多。士君子却并非如此，他们把“名”和“利”割裂开来，认为“为利求名”是庸俗之见，要纯粹去“为名求名”。
因此，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申徒狄谏而不听，就背着石头跳入河底；晋文公赏不及介子推，他就带着母亲逃入山林，终生不见；尾生跟女子约会于梁下，女子不来，他也不走，一直等到水涨上来把自己淹死。伯夷叔齐求忠义之名，申徒狄求直臣之名，介子推求高士之名，尾生求诚信之名，他们都把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真正是“为名求名”。然而《庄子》却讽刺说：
“此数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认为他们都不知道，名声相对于生命来说只是附录和补充，并非目的。
在《伊利亚特》里，命运女神曾跟阿喀琉斯说过，如果参加特洛伊战争，他将赢得荣誉、获得名声，可是却不得善终，年纪轻轻就得战死沙场。阿喀琉斯权衡之下，依然选择了参战，他认为美名比生命更重要。《奥德赛》中，当奥德修斯在冥间看见阿喀琉斯的鬼魂在哭泣时，他说：
“阿喀琉斯，没有人比你更荣耀了，
生前，你是众人瞩目的伟大英雄，
如敬神般看你，死后，你又成为
冥府中众多灵魂的首领，你没有理由伤心落泪。”
不料阿喀琉斯却回答说：
“我在这样阴暗的地方痛苦不堪，
即使是作所有死人的灵魂的首领，
我也不想干，我倒愿意活在阳世，
家境贫寒，身无分文，辛苦地为别人耕作。”
荷马也告诉我们，名声对于生命而言，仅仅是一种补充，一种完善，它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名声只是我们在他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表象”。
《荷马史诗》
人们常有这样的误会，认为生命会随着肉体的腐烂而消失，名声却能够万古常存、永垂不朽，因而蔑视肉身而追求名声。桓温就曾说：“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们把名声视得如此之高，是因为误解了名声的本质。
名声真正说来只是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它就像一张遗照一样，虽然在我们死后还能持续存在，供人点评，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名声并不是客观的东西，它依赖人他人的心理，人们根据“这是谁”以及“他拥有什么东西”来对一个人进行评价。他们会观察我们的外貌、神态、性格，打听我们的生活事迹，主观判断我们的人格；然后再根据我们的穿着打扮、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来推测我们的财富数量，最后根据个人喜恶做出评价，给予我们好的或坏的名声。
只要我们看破名声的本质，明白它只是“表象”，也就知道其无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别人怎么评价我，都无法改变我的人格，增加我的财富。名声是求不来的，而是他人给予的。就算我修行成了圣人，照样免不了诽谤、嫉妒与侮辱，改变不了他人的观念与偏见。如果我们理解了名声的主观性，也就对一切评论置若罔闻了。其次，这些发出主观评论的人一般也都是些无能之辈，叔本华说：
“当我们终于充分了解到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面，都是些肤浅、表皮的思想，思维狭隘，情操低下，见解谬误百出、是非颠倒，那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的评论淡然处之了。”
《世说新语》说阮籍德行优越，“未尝臧否人物”。对于那些有见识的人来说，对他人评头道足乃是轻薄之举，他们知道任何人都不具备评价他人的资格。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补充说“名声是好事者给予的评价”。无法用来它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功绩，相反，它只是价值与功绩的附带产物，如果说钱财是身外之物，那么名声就是身外之物的身外之物了。
“越名教而任自然”
叔本华认为人性里存在虚荣的弱点，人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思虑得过多，总是渴望得到好评，获得尊重。但是这种好评和尊重对人的幸福影响十分微弱，更多只是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已。对于“虚荣心”，他说：
“‘虚荣心’这个词恰到好处地表达了那种追求没有实在价值的东西的心理。”
为了获得他人的好评，我们不惜在人前穿金戴银、浓妆艳抹、装腔作势，让自己活得很累。可是他人的评价毕竟是无用的东西，它在人生幸福三要素里排在最末位，甚至可有可无。如果我们为了它而活，反而使自己身心疲惫。
幸福不在于他人怎么看，如果人们夸赞我们过得很幸福，可实际上我们体弱多病、生活拮据，家庭还不和睦，那么在迷人的表象之下却是无尽的烦恼，这种评价又有什么意义呢？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全力去营造自己的幸福，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
渴望受他人尊重往往会使我们忽略了对自己德性的修行，想要通过人设、装扮等表象来骗取他人的评价。相比这些无用的评价来说，我们的损失未免太大了。
有弟子问王守仁，如果被人毁谤、污蔑，败坏了名誉，应该怎么办？他回答说：
“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这话说的高远，让人觉得不接地气。别人都毁谤于我呢，为什么我不去还击，却还在讲进德用功呢？然而，试问我们要如何还击呢？是以毁谤还之于毁谤吗？是去向毁谤者、轻信者辩解自己的清白吗？
如果用毁谤还之于毁谤，不正像抓起牛粪还击敌人——先脏了自己的手么？如果去向毁谤者、轻信者辩解，那不正是对牛弹琴么？对于群体而言，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是非，只是想找点热闹看，消遣一下而已。苏格拉底深谙此理，所以，当他被人踢打后，人们鼓动他去报仇，他却说：“难道他踢了我，我就应当服从驴子的习惯吗？”当他的妻子克珊西帕在集市上撕扯他，熟人们建议他还手时，他又说：“是的，以宙斯的名义发誓，如果我们真打起来，你们每个人都会说‘打得好，苏格拉底！’‘好样的，克珊西帕’！”苏格拉底曾把泼妇比喻为烈马，幽默地说：
“正如他们驯服了烈马后，就能轻而易举地驾驭其他马匹，我也一样，和克珊西帕待在一起，使我学会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其他任何人。”
同样，如果我们能够淡然应对小人的毁谤，也就能驾驭一切人的评价，做到“宠辱”两方面都“不惊”，真正把名声视为次要的东西，重视人格的修行，进德修业。
叔本华认为名声在人生幸福中处于附属地位，否定过分拔高它的做法，但是同时也肯定名声对于幸福具有积极的作用。名声乃是锦上添花，只要“实至”，就会有“名”来归——也只有这些基于事实的名声才是最可靠的。获取这种名声，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行动业绩，二是思想作品。
在历史上创立丰功伟绩，或者在生活中为道义而做出行动的人，都会给人们留下记忆，获得名声，垂于竹帛。而且这种名声是基于荣誉之上的名声，有实绩作为根据，有荣誉作为基础。它有力地克服了人们的主观好恶，得到公正的评价。
另一条途径是思想作品，作品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不断流传、不断产生影响。它们不像行动业绩那样，仅仅存在于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叔本华说：
“最高贵的行动业绩也只具有暂时性的影响，但天才的作品却能传之久远。”
秦始皇与亚历山大帝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们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和若干记忆；而《论语》、《老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仍然活生生的存在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观念。
所以，我们不为名则已，如若想为人生锦上添花，获得美名，也需先修行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