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他乡
2016年4月1日，我和孩子的妈妈背上行囊，再一次来到昆明。昆明的天，还是这样蓝。城市变化比起重庆这十多年来的变化，好像不大，但多了一些大厦，多了一条作为这座城市标志性的大道即北京路。
北京路原名太和路，因1966年贵州到昆明的铁路通车，昆明市民奔走相告：从这条贯穿昆明城南北的大道，直通昆明火车站，云南人就可以坐火车到北京了，于是这条路就称为“北京路”。在北京路的沿线，有由比利时传教士在1935年主持修建的天主教堂；有建于1936年的震庄宾馆，它的前身是龙云公馆；还有美国飞虎队纪念馆。
这条路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而且几乎每天傍晚，我们都要在这条路上散步，很容易想起2016年4月1日，那天儿子、儿媳妇开车把我们送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们从重庆来到昆明，从此居住在北京路旁边。
1999年9月，在重庆老家，我的一个朋友问我去过云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愿不愿意去云南一边打工一边旅游？我说可以。可能是我这个人率性惯了，也刚好那时所在的企业可以停薪留职，我就决定“南漂”了。几天以后，我独自乘飞机来到了昆明，在昆明一家教育集团上班。至今，这家教育集团已在云南省内外创办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私立学校。郭总在1994年从一所公办学校辞职走上独立办学的路，那时，他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靠自己一铲一铲地平整场地改建的。
从1999年9月到2005年6月，我见证了民办学校办学之艰苦，见证了民办学校教师对工作的敬业守责。我曾经在重庆做过县属中学教师，在县教育局中教科工作过，也当过重庆一家军工企业子弟校的校长。两相比较，在云南，我看到了一群具有民办教育情怀的人，是如何在编织着他们的教育梦想。
我喜欢一个善于合作的团队，喜欢一种向上的集体氛围。当然，利用节假日我也去了香格里拉、西双版纳、曲靖彩色沙林等地方。或许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在昆明工作了五年的理由。
2005年6月，由于原单位转制，我不得不回重庆了。当我第一次告别云南，真的还有了一种不舍。在11年后，我再度回到了云南，再度回到了这家教育集团。时过境迁，人是物非，我发现这家教育集团最大的变化是管理上的飞跃，完全可以套用一句“从粗放到规范、从外延到内涵、从模仿到创新、从同质到特色”来表述这种飞跃。
到2020年4月1日，我在这里又工作了四年。
记得四年前的今天，郭总在云南省教育厅大门处接到我们，带我们参观了集团总部，还开车去了昆明空港经济开发区，参观了集团所属的一所现代化完全中学。惭愧的是，那天在学校大门口，我把该校校长撰写的学校赋中的“庠序”读成了“痒序”。尽管我知道“庠序”在过去泛指学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郭总纠正后，我不觉脸一红。当然，我也记得他请我们在一个有池塘有荷花的地方用了午餐。
又是一个四年了，其中难免有工作的艰辛，甚至不被人理解的委屈。身处边疆，我虽然没有李杜诗人那种遥寄明月的伤感，但也不时挂牵着在重庆工作与生活的孩子。有朋友问过我多次，你又不缺什么，何必漂泊他乡？
确实，以我们的消费兴趣，我们不打工早已足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了。因为按照国人喜欢用房子来估算生活处境的话，我们两个人在重庆合川区、江津区，在贵州习水有四套房子，小的有38平方米，大的有176平方米，总共应该有360多平方米吧，都是不拎包就可以居住生活的，而今全部空着，我们却在昆明北京路旁边挤在一间约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对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样的日子，有时我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我想到十多年前，有一次，郭总对我漫不经心地说：“房子再多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再好的山珍海味，也只能一日三餐。”当时，我认为他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现在，我想来真还有一些道理。
我觉得，尽管自己漂泊他乡多年，在生活里确实失去了什么，但是我想到能够在一群人成功的事业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当是人生的另一种愉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