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愈演愈烈，劳动者薪资问题成为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面临的关键性难题。
即便是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下，也仍有许多抗议者走上街头，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使政府站到劳动者一边。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温饱不能自给比感染新冠更加煎熬，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奋力一搏。
而在中国，“996”的工作模式也成为了打工人热议的话题。是选择超负荷劳动获取高薪还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维持温饱，这是当代年轻人的困局。
但对于国家来说，“全面小康”、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是长久目标，解决悬殊的贫富差距则只是时间问题。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清华五道口紫荆商学院教授洪灏在其十月份出版著作《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提出了“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中国避免西方衰退陷阱的关键”这一观点，这也为我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洪灏
如果以劳动者收入作为衡量标准，那西方的劳动者工资显然比我国高很多。但从近几年的数据统计和国际形势来看，西方世界的经济颓势却难以逆转。
已经走过廉价劳动力时代，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都走在世界前列的西方世界为何难以发力？在经历多次改革都收效甚微后，似乎也只能用制度弊端来解释了。
如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就避不开“私有制”。私有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最终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
因此，资本主义的自救也必须围绕着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展开，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的行动也都是在践行着这一理念。
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西方，由于有工人运动的传统和历史，且在选举方面劳动者也握有一定的选票来影响政府的产生。所以以法国“黄马甲”为代表，欧洲和美国总是通过游行示威、抗议活动等方式，由工人、劳动者机构组织相关活动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国“黄马甲”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斗争方式，是工人阶级在以自身相要挟，要求政府充当协调者和保障者的角色来倒逼收入的提高。这也反应了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政府作为调解者的介入，只能在一定阶段缓解矛盾，却不能做到根治和消除。
而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政府部门则更乐意自上而下进行变革。以日本为例，日本对加班薪资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以劳动换取财富就显得十分合理。这种措施也催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健康。且中产阶级也能提供足够的购买力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
因此，这种改革手段显然成果更为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仍不能解决财富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这一关键性问题，只是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而已。
所以说，西方资本主义衰退是现实也是必然，即便仍可能有回暖的一天，但也只是回光返照，不能长久。但其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却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劳动者
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正面临着由劳动者收入过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模式正在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的优化升级。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甚至存在着农民工比大学生更有竞争力的状况。对这一现状的质疑听起来似乎很残酷，将没有知识的农民工排除在了基本薪酬之外。
但如果一个经济社会要实现健康发展，那势必中产阶级和掌握技术的人能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报酬。在当下，廉价劳动力看似能得到还不错的收入，但相对于其付出的劳动来说，薪资与劳动并不相称，而这也一定会影响后续的消费水平和供需平衡。
另一方面，中国正慢慢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制造业大国向以消费为主导转型。因此，构建消费社会就成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基础，而消费社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购买力问题。但是，高度分化的收入水平却并不能带来最大力度的购买力。
中国工人
所以，提高劳动者收入势在必行。只有提高劳动者收入，才能使劳动者在保障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增强购买力，刺激消费，并实现以需求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构建起内循环的经济模式。
在当前疫情严重，对外出口严重受阻的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建立内循环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说，当前的国际环境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绝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是我国摆脱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利器，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
出口贸易
那么，在提出“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一方针后，如何才能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的哪一部分收入？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
与西方提高劳动者收入相比，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大的方面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财富属于全体人民，虽然在现实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性质却始终未变。
而从小的方面讲，我国国家干预、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强。这就更能淡化市场经济的劣势，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基于社会现实，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力图从两个层面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具体来说，初次分配主要指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从表面来看也主要是指初次分配的薪资。因此，提高劳动者收入，就要确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并责令企业严格执行。
工厂工人
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像日本一样建立严格的加班薪酬规定，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成为现实，以劳动致富的手段激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使其从劳动机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主性。
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逐步建立了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这些专业名词看起来似乎和提高劳动者收入关系不大。但实际上，正是有了这些手段，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政府以强制力保证税收就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让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通过国家再返回劳动者手中，让劳动者获益。具体来讲，基本的国计民生都需要政府兜底，像医疗、教育等关键性的领域，只有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而逐渐完善的各种保障制度，就是在逐步提高劳动者的“隐形收入”。
当劳动者不必为了生计发愁，能做到教有所育、病有所医之时，其劳动收入就能更多的用于消费，继而实现经济增长，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不幸的是，即便国家正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而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的问题。
工资收入
我国改革开放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方式，一方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过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地区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在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和经济水平足够高，当地社会便能先一步构建起消费社会，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地为劳动者争取利益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在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经济水平不够，当地政府就必须通过招商引资的手段先促进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政府不可避免地与
所以归根结底，从廉价劳动力向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转变，不论在世界上还是在国内都是必然。只是受限于制度的不同，我们能做的要比西方国家多得多。而只要政策得当，也必然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廉价劳动力
从经济的角度讲，提高劳动者收入是为了经济更好发展，这样能避免像西方一样经济停滞衰退。而从社会、精神的角度看，提高劳动者收入也同样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人的价值和尊严，让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从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技术异化”起，人就始终在与机器、技术作斗争。但技术本身没有罪，是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使它成为了最终奴役人的异己力量。
当劳动者在被“996”的工作模式压迫着，当基本的生活需求变成消费狂热、变得虚假时。
所有人都应该停下来反思：劳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在西方国家，劳动者迫于资本的压榨正逐渐丧失人的自主性。但在中国，在不存在私人资本的前提下，一切还有可能。
每一位劳动者都有重新获得尊严与个人自由的机会。而一种自由的文明和精神，才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