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在台湾去世，他生前为自己做的小结关键词就是“挨骂”——“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确如此，胡适出道以来就不断挨骂，而且不断获得新的骂名，乃至1949 年后更是被骂为“列强走狗”、“人民的敌人”……
一个公众人物挨骂不可怕，被骂的人可以依然故我。然而，可怕的是， 在谩骂声中，不仅属于公众人物那本真的东西被颠覆了，污名化了，而且由公众人物所承载与传播的那些有价值的思想、理念与精神也被颠倒黑白，搞得面目全非了。
胡适如何回应责骂他的人呢？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损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 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胡适情愿挨骂，以至于以偏激思想着称的李敖说：“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理性知识分子却认为胡适所倡导、坚持和信仰的那些精神为人们指引了一个心灵的天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 文学家、哲学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 年他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另外，他还拥有惊人的 36 个博士头衔。
海归的胡适博士刚一回国就声誉鹊起、名满华夏，随之就开始被人骂了。当时有人大骂新文化运动，将陈独秀与胡适放在一起骂：“陈匪独秀胡适之，看你俩往哪跑？”青年毛泽东在谈及言论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时，胡适之是放在陈独秀之前的。
当时，胡适被骂主要是有人觉得他的个人主义味道太重了。学术可言“兼容并包”，政治岂能“思想自由”？有人批评道，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胡适反唇相讥说这是个大笑话。难道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
五四时，知识分子最时髦的便是大谈“主义”，胡适却泼他们一身冷水， 由此引来“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胡适认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 却去高谈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朴素道理。而在当时，却被批判为“个人自由主义”，遭到李大钊等人的口诛笔伐。
胡适的理想国是什么样的呢？曾经首倡“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他， 到了 1922 年，开始改变不关注政治的初衷，因为他看到了陈炯明在广东的联省自治搞得风生水起，正契合他渐进式改良主义的思想。
陈炯明作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的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陈炯明要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他所推行的县级自治、司法独立、裁兵减政、大办教育等等改革措施，都令胡适等公共知识分子眼前一亮，大加赞赏。
这一年，丁文江与胡适共同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他们心目中的“好政府”概念基本就是陈炯明所搞的联省自治。比如“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等等，都是陈炯明正在一项一项精心落实的施政纲领与改革措施。
然而，就在胡适等社会精英群体对陈炯明声援支招的同时，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政见矛盾却激化了，“六一六事件”使陈炯明这个摸着宪政石头过河的改革先行者成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范省”理想，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又一次失去通过一省自治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实现宪政共和的大好机会。对此，胡适虽在北方隔岸观火，却发表文章认为，孙文是在搞“倒行逆施”。胡适改良主义的泡影也就此破灭了！胡适先生这位当时的意见领袖，一直敢于批评有权势的人，其思想言论较为超前，曾屡次被人骂作“胡说”。
1929 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 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提案，提出法院审理政治犯太重证据，使“反革命分子”漏网，主张有中央党部的证明，就可以定罪。针对这一有违法治的提案，胡适严词批评：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人民都可以控告。
随即陈德征回了一篇名为《胡说》的文章，斥责胡适不懂得党，不懂得主义，不懂得法律，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胡适看了《胡说》批道：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有党治。胡适历来崇尚以个人自由为起点，以民主宪政为基石，推动社会进步，看到所谓“党治” 有堕落到法西斯的倾向，甚为失望。
他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刊载在《新月》上，直接叫板国民党：“其一，国民党当国，一切法令公文，都用文言，不用国语；其二， 国共合作，造就绝对专制，使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
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 “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他甚至不留一点情面，直接指出“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1929 年 4 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直接批评孙中山，否定国民党的既定国策；10 月，又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再批孙中山和蒋介石。不久又将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公开出版，并在序言中说：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接连不断的尖锐批评，令国民党政府大为难堪和头痛。
这期间，在胡适劈头盖脸地执着批评下，国民党确有不少改进。比如胡适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切“鬼话文”，公文法令改用国语，次年，教育部就通令全国实行国语教育，通令本身用的就是白话文。再比如，胡适坚决反对训政以及搞武装暴力，指出：“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力专制政府”，对此，国民党答应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胡适以后再接再厉，更是大谈特谈政治，发表了批判国民党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章。胡适去世后被国民党人称为“文化圣人”，与这一期间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