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意思是，皇帝喜怒无常，在皇帝身边的人随时有杀身之祸。
雍正皇帝就是一位喜怒无常的皇帝。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很勤奋，事必躬亲。文武官员呈上的折子，他都要亲自审阅、批复。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吴县知县陆生楠的折子，“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便特意将他招到京城进行“面试”，看他是否胜任知县职位。
陆生楠，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瑶上村人，1705年考中举人，后任职吴县知县。陆生楠见了雍正皇帝后，或许是因为过于紧张，在雍正皇帝诘问的时候，“默然不能对”。雍正皇帝火冒三丈，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
如果是聪明的官员，听到雍正皇帝的教训后，会表现出心悦诚服的样子，以此衬托领导的英明神武。陆生楠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被雍正皇帝批评一通后，心里不服气，又从脸上显露出来，“多愤懑之色”。
旁边的大臣们都替陆生楠捏了一把汗。幸运的是，雍正皇帝转眼一想，或许此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没准有那么一点小才华（其人或小有才）？因此，雍正皇帝不仅没有处罚他，还将他留在京城，由正七品的知县升任为正六品的工部主事，试用一段时间，“办事学习，以冀悛改”。
主事属于部院司官，负责日常公文的处理与消息的上传下达。在正常情况下，地方上的知县要经过多年锻炼，取得一定政绩后，才能升迁为主事。陆生楠以举人身份，刚刚进入官场，就被雍正皇帝提拔为工部主事，理应随时谨记皇恩浩荡。可他倒好，每次觐见雍正皇帝时，依然表现得桀骜不驯，“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这让雍正皇帝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1726年，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刚刚上任的直隶总督李绂对河南巡抚田文镜进行弹劾，斥责他“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田文镜不甘示弱，反指李绂私下结交“科甲朋党”。直隶总督和河南巡抚互相弹劾，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就在这时候，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也来凑热闹，弹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犯下10大罪行。雍正皇帝有心偏袒田文镜，将谢济世的奏折掷还。谢济世却不依不饶，再次上了一道折子。雍正皇帝一边看谢济世的奏折，一边突然想起，谢济世是广西全州县人，李绂在广西做过广西巡抚，他们不约而同弹劾田文镜，岂不是有“朋党”嫌疑？
也是该陆生楠倒霉。雍正皇帝思前想后，很快就想到工部主事陆生楠也是广西人。陆生楠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桀骜不驯，不就是“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
雍正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将李绂降职为工部侍郎（后革职问罪），将陆生楠和谢济世一同革职，流放到阿尔泰军营里效力赎罪。
陆生楠因为籍贯问题就莫名其妙地被革职流放，这种事情毕竟上不了台面。于是雍正皇帝补了一套说辞，说让陆生楠流放到阿尔泰军营里效力，目的有3个：“一则令其观满洲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凛。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淳朴之风、如此其诚实。”雍正皇帝希望他通过这次流放，“化去私邪，勉于自新”，总之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到了阿尔泰军营后，陆生楠闲着没事儿干，研究起历史来。那时候，清朝历史属于禁区，陆生楠自然不敢触碰，就研究前古代史，写了17篇文章，集结为一本《通鉴论》。
管理阿尔泰军营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看到了陆生楠这本《通鉴论》，如获至宝，当即向雍正皇帝进行告发。雍正皇帝看后，怒不可遏。在他看来，陆生楠这本书“借托古人之事迹，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雍正皇帝非常重视，发布了一篇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谕旨，对《通鉴论》里“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论人主”“论相臣”“论王安石”“论无为之治”8条内容进行逐条批驳。
最后，雍正皇帝以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提出将他正法于阿尔泰军营，“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1729年底，在经过九卿翰詹科道审议后，陆生楠被交于王锡保，在阿尔泰军营前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