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意思是,皇帝喜怒无常,在皇帝身边的人随时有杀身之祸。
雍正皇帝就是一位喜怒无常的皇帝。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很勤奋,事必躬亲。文武官员呈上的折子,他都要亲自审阅、批复。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吴县知县陆生楠的折子,“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便特意将他招到京城进行“面试”,看他是否胜任知县职位。
陆生楠,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瑶上村人,1705年考中举人,后任职吴县知县。陆生楠见了雍正皇帝后,或许是因为过于紧张,在雍正皇帝诘问的时候,“默然不能对”。雍正皇帝火冒三丈,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
如果是聪明的官员,听到雍正皇帝的教训后,会表现出心悦诚服的样子,以此衬托领导的英明神武。陆生楠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被雍正皇帝批评一通后,心里不服气,又从脸上显露出来,“多愤懑之色”。
旁边的大臣们都替陆生楠捏了一把汗。幸运的是,雍正皇帝转眼一想,或许此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没准有那么一点小才华(其人或小有才)?因此,雍正皇帝不仅没有处罚他,还将他留在京城,由正七品的知县升任为正六品的工部主事,试用一段时间,“办事学习,以冀悛改”。
主事属于部院司官,负责日常公文的处理与消息的上传下达。在正常情况下,地方上的知县要经过多年锻炼,取得一定政绩后,才能升迁为主事。陆生楠以举人身份,刚刚进入官场,就被雍正皇帝提拔为工部主事,理应随时谨记皇恩浩荡。可他倒好,每次觐见雍正皇帝时,依然表现得桀骜不驯,“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这让雍正皇帝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1726年,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刚刚上任的直隶总督李绂对河南巡抚田文镜进行弹劾,斥责他“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田文镜不甘示弱,反指李绂私下结交“科甲朋党”。直隶总督和河南巡抚互相弹劾,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就在这时候,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也来凑热闹,弹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犯下10大罪行。雍正皇帝有心偏袒田文镜,将谢济世的奏折掷还。谢济世却不依不饶,再次上了一道折子。雍正皇帝一边看谢济世的奏折,一边突然想起,谢济世是广西全州县人,李绂在广西做过广西巡抚,他们不约而同弹劾田文镜,岂不是有“朋党”嫌疑?
也是该陆生楠倒霉。雍正皇帝思前想后,很快就想到工部主事陆生楠也是广西人。陆生楠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桀骜不驯,不就是“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
雍正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将李绂降职为工部侍郎(后革职问罪),将陆生楠和谢济世一同革职,流放到阿尔泰军营里效力赎罪。
陆生楠因为籍贯问题就莫名其妙地被革职流放,这种事情毕竟上不了台面。于是雍正皇帝补了一套说辞,说让陆生楠流放到阿尔泰军营里效力,目的有3个:“一则令其观满洲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凛。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淳朴之风、如此其诚实。”雍正皇帝希望他通过这次流放,“化去私邪,勉于自新”,总之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到了阿尔泰军营后,陆生楠闲着没事儿干,研究起历史来。那时候,清朝历史属于禁区,陆生楠自然不敢触碰,就研究前古代史,写了17篇文章,集结为一本《通鉴论》。
管理阿尔泰军营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看到了陆生楠这本《通鉴论》,如获至宝,当即向雍正皇帝进行告发。雍正皇帝看后,怒不可遏。在他看来,陆生楠这本书“借托古人之事迹,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雍正皇帝非常重视,发布了一篇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谕旨,对《通鉴论》里“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论人主”“论相臣”“论王安石”“论无为之治”8条内容进行逐条批驳。
最后,雍正皇帝以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提出将他正法于阿尔泰军营,“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1729年底,在经过九卿翰詹科道审议后,陆生楠被交于王锡保,在阿尔泰军营前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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