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保加利亚“大远足”（The Big Excursion，保加利亚语：Голямата екскурзия）政策30周年。1989年，就在柏林围墙倒塌前几个月，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要求不愿顺应同化政策的土耳其人与穆斯林离开保加利亚，导致超过36万难民跨越铁幕边界逃入土耳其，堪称冷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此政策不仅让骤失劳动力的保加利亚农作减产，也令日夫科夫国际形象恶化，更见罪于苏联高层，最后在同年11月黯然下台，与共产政府并肩走入历史。
托多尔·日夫科夫
然而所谓“大远足”并非日夫科夫突发奇想的产物。保加利亚早自1956年起，便陆续推动同化土耳其人与穆斯林的相关政策，此波浪潮随后在1984年的“复兴运动”达至巅峰，忍无可忍的土耳其人纷纷上街示威、绝食、武装暴动，眼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这才有了1989年的大远足种族清洗。如今在保加利亚七百万人口中，约有62万是土耳其人，几乎与该国的穆斯林人口重迭，其他则有波马克人（Pomak，奥斯曼时代伊斯兰化的保加利亚人）、罗姆人（Romani，又被称为吉普赛人）等，虽说民族关系相对和谐、土保两国也有正常的外交往来，但当年的政策伤痕，却铭刻在几代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心中，有人就此落脚土耳其，有人则在共产政权垮台后重回保加利亚，于他们而言，土保皆是祖国，却又像都像异域。
1989年“大远足”中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图源：balcanicaucaso.org
奥斯曼和平与黑暗五世纪
1396年，奥斯曼大军在尼科波利斯战役（Battle of Nicopolis）中大胜，保加利亚就此进入近五百年的奥斯曼统治期。史学中有“奥斯曼和平”（Pax Ottomana）一词，用以形容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此时帝国不仅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强权，其版图内的巴尔干与中东地区也进入相对和稳的承平期，拜占庭帝国末年的大小内战已然告终，米利特制（Millet）也给了饱受高额赋税、官僚主义、腐败之苦的人民喘息机会。
然而在如此浪漫的描述下，帝国内部却不乏压迫情事。首先是奥斯曼帝国于巴尔干推行的血税制（Devşirme，奥斯曼土耳其语：دوشيرمه），定期强征该地一定数量的8-18岁基督徒男童，逼其改宗为穆斯林，学习奥斯曼土耳其语，进行军事与文书训练，待其成年后再分发到宫廷、文书、宗教与军队四大部门，有能者可成为大维齐尔（相当于帝国宰相），例如扎格诺斯帕夏（Zaganos Pasha，1453-1456）便是第一位出身血税系统的大维齐尔，之后尚有10几位大维齐尔同出此道。血税制的概念源于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任内，当时帝国内部满是战功赫赫的突厥贵族，令苏丹如坐针毡，故而有了自基督教世界征集禁卫军（Kapıkulu）、佣兵的念头。
描绘基督徒男孩登记进入血税制场景的奥斯曼细密画
血税制在巴尔干施行之初曾遇强烈抵制，有的父母为留住孩子，不惜痛下重手将其打成残废，以躲过政府征召；但随着此制发展逐渐完善，加上渐有血税制出身者跃居军政高位，巴尔干的民心终于松动起来，例如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就相对乐见自己的孩子被征入血税制，甚至留下贿赂官员的历史纪录；阿尔巴尼亚人更因普遍贫穷，故而发展出“假冒经济”，即以阿尔巴尼亚男孩冒充其他不愿被征入血税制的巴尔干基督徒之子，以获取经济报酬，一来得以改善家中境况，二来提供孩子阶级流动的机会。然而由于此制仍具一定的压迫性，故在今日巴尔干诸国的历史书写中，血税制多被描绘成帝国剥削的铁证，保加利亚也不例外，将其定调为“帝国邪恶奴隶制”里的一环。
另外看似宽容的米利特制，也有其压迫之处。奥斯曼米利特制可说是帝国版的宗教治理主义，约在19世纪才由中央系统性成形，在此之前各区歧异甚大。其依据信仰将非穆斯林划分为不同的社群，包括：东正教徒（时称millet-i Rûm，意指罗马人）、亚美尼亚人（共有使徒、天主教、福音等三个米利特）、亚述人（被基督教所排斥的叙利亚东方教会）、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等，各社群得以依照本身的宗教法自治，自行征税并分配税款，一旦出现跨米利特的纷争，则以受害方的法律为依归。
然而这套制度的不公之处在于，各米利特只要与穆斯林发生冲突，该案件立刻自动适用伊斯兰法；此外非穆斯林虽得以享有宗教自由，却得负担额外的人头税（吉兹亚，阿拉伯语：جزية），而17世纪后的帝国税赋又逐年上涨，逼得大批巴尔干东正教徒纷纷皈依伊斯兰，以逃避针对非穆斯林的重额人头税，保加利亚人也不例外。上述发展或许有些出乎奥斯曼政府的设想，毕竟巴尔干是帝国的经济核心，就财政层面而言，奥斯曼当局反而不希望大批巴尔干非穆斯林前来入教，以免造成税务损失，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七圣人教堂（Seven Saints Church），其前身为奥斯曼帝国建筑师米马尔·希南（Mimar Sinan，1490-1588）设计的索菲·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Sofu Mehmed Pasha Mosque），但此清真寺在保加利亚独立后即遭废弃，更一度被当作军火库与监狱使用，直到20世纪初才改为教堂。
此外，奥斯曼时期的人口政策也大为改变了保加利亚的人口地景。奥斯曼帝国征服保加利亚后，为彻底歼灭当地反抗势力，以及建设战后百废待举的村落，采用了移民实边政策，而移到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除了开垦民外，还有流放（sürgün）过来的罪犯与叛将，这些土耳其穆斯林成了往后的保加利亚统治集团，并配合帝国中央推行的城镇建设计划，迁入了保加利亚的沃野、大城与战略要津上，原居该处的大批保加利亚人则被迫退至山村与偏远处。在帝国有意识的人口安置政策下，保加利亚的经济有所起色，但各大城也日渐伊斯兰化，加上人头税的上升，催生了一批名为波马克（Pomaks）的族群。
1932年的波马克人，图源：国家地理杂志
波马克人（Pomaks，保加利亚语：Помаци）今指奥斯曼时期伊斯兰化的保加利亚人，如今人口约有1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保加利亚、北马其顿与希腊，奥斯曼末年三帕夏制里的塔拉特帕夏（Talaat Pasha），便来自保加利亚的波马克家族；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的妻子丽塔·威尔逊（Rita Wilson），也是半个波马克人。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奥斯曼末年，保加利亚陷入准无政府状态，史称库尔贾里斯特沃时期（Кърджалийство），无数匪兵（库尔贾里，Кърджалии）肆意流窜，导致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农民外逃，俄国势力也趁虚而入，煽动保加利亚独立建国，内外压力排山倒海之下，催生了1876年的四月起义（Априлсковъстание），最后以奥斯曼血腥镇压收场。在这波动乱中，波马克人选择与帝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镇压保加利亚人，起义之火虽过月余即遭扑灭，却替未来的屠戮埋下伏笔。
库尔贾里斯特沃时期（Кърджалийство）的匪兵复原貌，图源：Танас Гавраилов
4月起义虽是场失败的革命，但俄国事后的报复性宣传，却引发西方政界与知识界的无限共鸣，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奥斯卡·王尔德，维克多·雨果和朱塞佩·加里波第等都出面谴责奥斯曼，并要求欧洲各国介入巴尔干，好从奥斯曼魔掌中拯救保加利亚人。在这波热潮下，俄土战争（1877年）应运而生，挟带着十字军东征的既视虚伪感与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经历无数鏖战后，保加利亚终于在1878年成为自治的公国，但南部却同时独立出坚奉奥斯曼为宗主国的东鲁米利亚（Източна Румелия）；然而波马克人也担心自己在四月起义的镇压行为会招致保加利亚人报复，故也在东鲁米利亚内建立塔拉什共和国（Тъмръшка република）。这种国中之国状态，终究随着保加利亚一统而烟消云散，然而独立后的保加利亚为摆脱“奥斯曼黑暗五世纪”的政治遗产，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国内穆斯林与土耳其人的身份问题。
保加利亚统一前的割据状态，深橘色为保加利亚公国、浅橘色为东鲁米利亚、下方左棕色为塔拉什共和国。
从同化政策到大远足
在保加利亚建国初期，由于大规模的土地没收政策，导致许多土耳其人大举逃回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语（Osmanlıca）也从官方语言降为少数民族语言，然而保加利亚仍允许奥斯曼资助境内学校的土耳其语教学，毕竟当年的保加利亚官方档案几乎全是奥斯曼土耳其文，若无相关人才协助，国政一时之间难以交接；而境内的土耳其人短时间内也无法立即上手保加利亚语，故维持土耳其语教学仍有其必要性。但为避免土耳其借此过度干涉保加利亚内政，甚至在教学过程中触发新一波土耳其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在土耳其建国初年推行文字拉丁化改革时，便强制国内各校仍需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字母的教学系统，不得改为拉丁字母，以免“同步”土国思潮，结果反令保加利亚成了土耳其境内反拉丁化改革者的避难天堂，但即便如此，此时保国的文化政策主轴，仍是打压土耳其人与穆斯林的文化权。
以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的保加利亚Medeniyet周报，图源：islamansiklopedisi.org.tr
1944年苏联红军进入索非亚，保加利亚就此赤化。1946年其改国名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PRB），由保加利亚共产党（BCP）主政，保国的土耳其人因而迎来短暂的春天，可惜即便春光如海，到头来仍是春寒料峭犹胜冬。依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理念，共产政府应支持少数族裔权利，故BCP一上台便废除过去“法西斯政权”的反穆斯林、反土耳其举措，重建关闭已久的土耳其学校，新宪法也出台许多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条文，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权和文化发展权，国会更进一步立法要求发行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教科书，并分配土耳其语广播电台的播送时间，许多本被取缔的土耳其语报也重新开放，包括《祖国报》（Vatan）、《光明报》（Işık）、《新光明报》（Yeni Işık）、《新生活报》（Yeni Hayat）等。
然而上述种种针对土耳其人、穆斯林的优惠政策，不过是共产理念暂压民族情绪的一夜昙花，几年后共产政府便领悟，与其跟土耳其人改善族际关系，不如直接将其同化为保加利亚人，一劳永逸；另一方面，铁幕另一侧的土耳其政府也在1949年新修了移民法，大举削减来自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波马克人移民份额，形同断了这两大族群通向“庇护所”与“祖国”的道路。1956年后，保加利亚政府便改行同化政策，力度更甚前朝的“法西斯政府”，波马克人首当其冲，土耳其人尾随其后，这波进程持续了30多年，直至共产政权崩解。当时政策主要有几大方向：
1.取缔涉及伊斯兰字汇、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的人名，强制其另取保加利亚语新名。
2.禁绝奥斯曼时期留下的波马克、土耳其传统服饰。
3.查缉穆斯林的宗教行为，例如作礼拜、共聚读经等。
4.禁止《古兰经》研究。
5.关闭清真寺。
6.禁说土耳其语。
起初波马克人强烈抵抗，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共产政府先是镇压示威群众，再将反对者送进贝勒尼劳改营（Belene Labour Camp），结果在一千余人的劳改营内，因反对同化运动而被送来的波马克人几乎占了半数。波马克人屈服后，接着遭殃的就是占全国10%人口（90万）的土耳其人。
贝勒尼劳改营，图源：budnaera.com
在保加利亚政府眼中，土耳其人的危险性远高于波马克人，一来土耳其人的出生率高，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信息，低出生率的保加利亚人将于1990年面临人口负成长的窘境，如此一来，土耳其人反客为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二来邻国土耳其于1974年发兵地中海，支持北塞浦路斯建国，保加利亚不觉心惊胆跳，担忧自己即将沦为下一个土军干涉的对象，那么国内的土耳其人自然都成了想象中的“第五纵队”。故其于1984-1989年大力推行针对土耳其人的“复兴运动”（Възродителен процес），标举要“复兴保加利亚文化”，其实意在抹去“不纯粹”的国家元素，并认为只要将国内的土耳其人“去土耳其化”，则上述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但土耳其人的反抗力道远比保加利亚想的复杂。起初在坦克与军警枪口下，各土耳其村村民不得不配合；时间久了，有的土耳其人便暗中筹组极端武装组织，于保加利亚各火车站、酒店进行恐怖袭击，结果反让民族冲突越演越烈。此外，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裔知识分子则采非暴力示威路线，方式包括静坐、绝食、向外界传递土耳其人遭受迫害的惨状等，结果消息一出，1989年的东欧共产阵营便紧张起来，当时的政治氛围本就相当诡谲，共产势力朝不保夕，此刻保加利亚民族内乱一出，形同火上浇油，当然令苏联高层与其他东欧领导人反感不已，纷纷施压日夫科夫，其这才被迫出台“大远足”的猛药。
1989年5月29日，时值复兴运动第四年，被施压多日的日夫科夫终于宣布－“不愿在保加利亚生活的人可搬到土耳其去”，同时要求土耳其开放边界，接纳难民，结果随后共有超过36万名土耳其人仓皇出逃，史称“大远足”。上述过程看似是执政者的恩准，但这趟远足却非人人心甘情愿，例如首波难民多是被强行驱赶出境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地方意见领袖、被关押在贝勒尼劳改营的土耳其人、穆斯林，以及其家眷亲族。他们在运输车队来临前，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另外也有些人是在激进土耳其武装份子恐吓下，被迫一同搬离保加利亚。
进入土耳其的难民往往先去投靠亲戚，但许多人无家可依，只好暂居街头、旅店与红十字会难民营，结果土耳其终究不堪人口压力，在1989年8月21日紧急关闭边界，强制截断移民潮。从结果来看，大远足政策首先导致保加利亚损失数十万劳动力，从而重挫其生产周期与经济环境，因边界关闭而被迫留下的土耳其人则几乎全被同化；而出逃成功的土耳其人却多有适应不良的政况，这不仅牵涉文化、风俗的水土不服，也包括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迁徙至市场国家的陌生疏离，结果同年11月共产政府垮台后，又有15万名土耳其人重返保加利亚，其余的20几万人则决定留在土耳其开始新生。20年后，保加利亚政府这才正式承认，当年的“大远足”政策实为种族清洗，并对受害的土耳其家属道歉。
因大远足而人满为患的土耳其难民营，图源：24chasa.bg
保加利亚模式
受当年同化政策与大远足影响，如今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虽几乎全是穆斯林，却多过着相对世俗的生活，其中约有41％的人从未去过清真寺，且有高达79.6％的土耳其人表示穆斯林妇女在校园蒙面是“不可接受的”，更有超过一半的人“可接受”婚前同居；在饮食习惯上，约有39.8％保加利亚土耳其穆斯林表示自己“会吃猪肉”，坦承“会喝酒”的则有43.3％之多；而认为应将伊斯兰法引入争端调节机制者，仅有不到0.5%。
而在民族关系上，即便保加利亚人与土耳其人有过深仇大恨，但后者似乎在同化与大远足又重返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保加利亚认同；故在共产政权垮台、保加利亚转型为多党制国家的过程内，土保不仅没有爆发严重的民族冲突，土耳其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党－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党（保加利亚语：Движение за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и，ДПС；土耳其语：Hak ve Özgürlükler Hareketi ，HÖH），甚至一度与保加利亚政党联合执政。
与民族冲突剧烈的南斯拉夫相比，现今的保加利亚模式可谓东欧的民族典范；然而在过往长达30多年的同化运动、大远足种族清洗下，却不可能一滴血都没流，许多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亲族因大远足而离散在土保两侧，也有不少人在迁徙的混乱中失去亲人，静态的苦难既漫长，又巨大。
当一个多民族帝国裂解为现代民族国家，似乎就注定要落入歧视、浪漫化、同化、压迫与民族冲突的轨迹，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希腊人、希腊的土耳其人等客居的跨界民族，无一不经历民族格局定型的阵痛，无一不身印流离失所、被迫同化的伤痕。对他们来说，梦想中的祖国模糊又美丽，却在亲临之后成了新的异域；而原本客居许久的压迫之国，反倒成了午夜梦回的心之所向。历史情结与分群心理，始终是人类难以超越的两大课题，从而铸下无数痛苦与矛盾，时间一久，便成了历史常态，而在这片常态的咸海中，人类能选的岸，或许向来只有两种：苦难多的，与苦难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