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澎湃新闻发表了我的访谈录，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在朵云轩见证木刻雕版书短暂恢复、首刻《共产党宣言》的经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是1972届毕业生，作为上海首批共青团员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这一年，上海出版界因为劳动力奇缺，招收了我们250位学徒，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集训半年，就于次年5月分配了工作。我随36位同学被分到朵云轩（当时名为上海书画社），由此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
事有凑巧，我在干校时担任学生排的副排长，排长是领队老师、来自朵云轩的周志高老师，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彼此有了了解。因为周老师的讲述，我在休假时找到南京路朵云轩门市，当时已书画满堂，古色古香，与我的性格十分相投。
后来，我被分配到朵云轩木版雕刻书部门。这个部门是1972年才筹建起来的；另一个部门是木版水印工坊，是个老部门。我国在隋唐发明了木刻雕版书，专刻古书，是单色印刷的。而在明代发明了饾版技术的木版水印，则是最早的彩色印刷，只是明代照相机没有发明，只能印信纸和书画（画谱），给人们学画的教材。
1974年，祝君波在朵云轩木刻板本书小组刻板
木刻雕版书原理与彩印的木版水印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部门主要专业人员都是从朵云轩调配的，负责人有茅子良、林岗，刻版有罗旭浩，印刷有张龙珠、杭文连，装订是戴荣生等。刻书和写书的则都是从上海各单位借调来的。
说起我国是世界印刷术的发明国，一般都会说到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其实最早的是隋唐时的木刻雕版书，一张纸双栏的文字是刻在一整块桃木版上的。这种技法比活字更为普遍，质量更为保证。世界上的印刷、出版，都是起于印宗教读物，我国也不例外。现在存世伦敦大英博物馆唐咸通九年刻制的《金刚经》残卷，上面刻有一个佛像，即证明此时已由唐人抄经转向刻经了。因为印本化身万千，传播效能扩大，对传教是有好处的，要不只有几个人掌握《圣经》之类，别的人就无法读到原作了。中国唐宋以后刻经及刻典籍盛行，玄奘由印度取经回来居住在西安大雁塔译经，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所以，雕版印刷术也盛行起来。宋元明清，这一农耕文明的印刷术功不可没，后来与造纸术一起由中东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引起了德国古腾堡借助铜活字和机器发明了现代印刷术。
我国的近代出版、印刷以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为起点，此后手工的木版雕版书日渐衰弱。它在晚清民国还依稀可见，刻书、刻家谱，还有用于刻印店家广告招贴（一块版一页，可贴墙也可在街上散发）和印毛巾的如“祝君早安”。
我们学徒时的师傅，可以说是民国的“遗老了”。有位秦师傅当时已70多岁，夏宏太也60多了，川沙的张师傅用三棱刀刻的，比较年轻一点。
第一本雕版书《共产党宣言》
朵云轩恢复木刻雕版书前后六七年，凑巧的是第一本也刻共产党的经典《共产党宣言》。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应有之义。
刻版首先要写字。《共产党宣言》的书写者是来自长江刻字厂的杨明华师傅，印象中他是无锡人，性子比较耐的。他的绝活是手写反字，当时人家去刻图章，他随手就写好，然后刻给人家，这是几十年训练的绝技。杨老师的书法娟秀、工整、规范，前后书写比较一致，这是很难的。一般的人写上百页，开始和结尾的字体会相差很大，这就不适合刻书、印书了。杨老师除了写正文，还写中文小字注释、英文以及德文、法文，比古人写雕版书麻烦多了。我看他是全心投入其中，反复揣摩。我的师傅罗旭浩是朵云轩的业务高手，也常与他切蹉交流。所以，杨老师写90多块版是很顺利的。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共产党宣言》（完成于1973年）
《共产党宣言》主要是师傅们雕刻的。我们去时部分已完成，我们的任务是学习磨刀、拉线、刻字。我国的雕刻与西洋雕刻不同，刻工只用一把拳刀完成。字不是一个个而是一行行刻的，先雕刻字的左半边叫伐刀，再换个方向刻完全部。好的刻工，即能体现书写者的基本特征，又能补其笔画不到之处，全篇统一，用刀干脆利落。
印《共产党宣言》虽是单色，印工都是最好的，而且用上好的墨汁，所以那时房间里都是墨香。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共产党宣言》内文
装订时用绢做封面。书名五个字是从宋版书集出来的，现在来看也很挺健。记得《共产党宣言》完成于1973年11月，印了两个版本。宣纸本是青色柿青纸的，毛边纸本是咖啡色的。应该说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出书带徒弟的任务也基本达到了。当时，此书定价7元钱，我买过一本2元钱的，后面盖个红印“内部学习，每本2元”，现在应该是珍稀版本了。《共产党宣言》我前后买过几本，其中有一本捐给筹建中的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捐赠证书第2号，第1号是巢峰同志捐的《辞海》。
恢复木刻雕版工艺成功完成《共产党宣言》，在今天来看是件很重要的事，但在当时非常平常，书上没有印任何个人包括杨明华、罗旭浩等的名字，也没有对任何人以表扬和奖励。
第二本《稼轩长短句》的刻制过程
刻完《共产党宣言》所有借调的师傅都回原单位，留下我们8个徒弟，后来又招了几个1973届的学生，一共10余位，参加《稼轩长短句》的刻制。
唐诗宋词，我国在宋代出了几位爱国词人，有名的是辛去疾和陆游，他们在北宋灭亡以后，都是主张打过长江、收复失地的，这里面还包括武将岳飞、韩世忠等。这形成了我国诗坛的一支主流。当时，我们刻了一本宋词，一函四册，时间比《共产党宣言》要长一些。结束在1974年12月。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宋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封面
这本书由李成勋先生书写。李先生是温州人，1933年在上海读美专，后回家乡教书、画画为生，20世纪50年代初再来上海，是绘制连环画的高手，自由职业画家。他的古装人物画得特别好，小楷也很显功力。在刻《共产党宣言》时，李先生已来上班了，他每天在练字、遂摸，我想他是要找到一种字体的定格。因为书法家大多有个性，而写雕版书的不能太有个性，要规范，但又不失艺术性。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宋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内文
李先生不会写反字，他的书法写在半透明的雁皮纸上，校对以后交给我们刻。我们把纸反贴在木板上，古代没有砂皮，传统是用麦秸草代砂皮磨去一层纸，把刻样清晰地显出来，我们依古法这么操作。这一技术与木板水印刻画版是相仿的，就是他们刻画，我们是刻字。李先生一人写，我们十余人刻，他也很辛苦，特别是当时没有空调，每天坐着写而且不能写错压力很大。应该说，他写得很好，秀逸、均匀、端正，便于我们上刻。同时，在罗师傅带领下我们也刻得很不错。因为领导要求高，不仅叫我们刻字，还让我们每周练字三个半天，所以学徒们技术进步都很快。此书完成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周叔弢（曾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写信给上海图书馆顾庭龙馆长，特地了解朵云轩是哪些人刻的。当获悉上海培养出一批新手时他大为惊叹，认为我国雕版术后继有人了。《稼轩长短句》由周慧珺题签，于1974年12月出版，售价28元，但当时卖得并不好。我此时月薪21元，领导同意我们刻工以四分之一即七元钱可以买一套留念，我也就留下了这么一套。
第三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
《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
1974年完成《稼轩长短句》以后，我们转向刻制《楚辞集注》。《楚辞》是屈原的原创，但中国有注书的传统，后代大儒做的一项工作，就是不断地给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原著作注解、注疏。而宋代朱熹则是这项工作的集大成者，《楚辞集注》就是他的著作。1972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田中角荣时，曾从书房拿了一本《楚辞集注》送给他。我们第三本选刻此书，应该与此有关系。但《楚辞集注》开刻未完成，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病逝了。不久，中央宣布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天安门广场建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内文
记得此时，杜淑贞同志调来我社当领导，当时全国正兴起向毛主席纪念堂献礼的高潮，加上1976年1月新发表了毛主席的《词二首》。这一切促使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刻印雕版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一年以后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而书写的任务则交给了许宝驯先生。
许先生是世家子弟，潘伯鹰先生的高足，他毕业于同济建筑系，但对书法、京剧入道很深。他原在某商业中专任职，记得我和周志高老师一起去四川中路商业公司把他调入单位，正好为写这本书。应该说，许先生更像个书法家，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所以当时我们在一起时，看他也是天天在写、在体味。记得我的师傅罗旭浩经常跟他切蹉，要他多考虑字的规范、入刻，不要太有锋芒。他后来写的毛主席诗词这本，字就比较端庄、敦厚、耐看。
我是1974年5月入党，在完成《稼轩长短句》后被借调出版局团委工作。但因喜欢刻版，经得罗师傅同意仍在车间保留了工作台，同时也允许我把木板及刀具带到团委，有空继续刻。所以，我参与《楚辞集注》《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的刻制是在团委、甚至带到家里去完成的。当时的年轻人与现在不同，我并没有因为调到大机关而高兴，那时的风气都是要学人生的一技之长，当干部也要下去劳动，不脱离生产一线。这也使我有机会参与到这4本书刻制的全过程。
《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完成前，我已由团委回到朵云轩，而我们部门的负责人、专家茅子良先生则调到出版局团委工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是翻盖盒装宣纸本，开本比较大。记得完成以后杜淑贞同志拟了一条新闻稿，附了一张照片，叫我送到报馆，好像第二天就登出来了，同时完成的有石拓本毛主席诗词书法手迹集，就是把手迹翻刻在大理石上用宣纸拓印销售，有墨拓，也有朱拓的，应该有十多种。当时统一拓了一套，裱好用锦盒装潢，派代表张锦标先生送去毛主席纪念堂。所以，这本雕版书是计划外的，是纪念毛主席逝世加刻的，但无意中成了红色雕版书的一个物证。此书当时定价为15.50元。
第四本《楚辞集注》的完成和团队的解散
完成毛主席诗词献礼以后，我们在罗师傅带领下继续刊刻《楚辞集注》。这本书仍由李成勋老师完成。此时，李先生通过实践，对雕版书有了实践和深刻理解，他写出的字样更厚实，符合法度。学徒们从1973年进来，到1976、1977年达到了技术的新高度，对书法理解到位，刀功也更好了。所以，印出来的效果很好。只是这本一函六册，正文之外，夹了大量的注文小字，刻的时间比较长，直到1979年10月才完成。此书由谢稚柳先生题签，大开版，版式非常古朴大气。由于装订人手不够，断断续续出货，此书没有形成大气候。更主要的是因为销路不畅，领导决定团队解散，项目下马，所以《楚辞集注》质量是最好的，但宣传、评价工作都没有跟上，颇为遗憾。但我以为，此书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红色雕版书的最高峰，版本价值很高。前几年，获知朵云轩尚有几十本存书，价格已标每部数万，我还是狠了心一气买下几部以作纪念。因为这是共和国出版史的一桩奇事，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为了收藏一段人生的感情。
最后，我想就刻工补充一节。雕版书写刻印装四个环节的关键是写和刻。一个称职的刻工，刻字不能依样画葫芦，必须理解书法的精神、结构。当时，每周有二、三个半天让我们练字。记得发下过一本颜真卿《多宝塔》，但也不强求临它，我就是选的欧体《九成宫》，欧体字迹清晰、端正。刻工的技艺一是学做拳刀。一个木把，一把刀条，简单实用。木把用黄杨木自己做，刀是金山山阳刀具厂打制的。而我的师傅罗旭浩自己尝试用钢锯条改制刀条，我也用过，效果很好。其次是磨刀，学会磨刀了，工具顺手了，活也好干了。但磨刀和刻字两项，没让我们少吃苦头，一不小心，刺在手上，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徒弟，手上都留有刀疤。字是反刻的，先把一行字的左半边都刻好，这叫伐刀，然后倒过来把右半边全刻好，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个字清晰地跳出来，心情是最好的。当然会刻不等于刻得好，要做到刀法娴熟，用刀干脆利落，还是要靠多年的积累。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再来看古人刻的宋刻本，才慢慢理解当时刻工的了不起。记得我们当时的定额每天只刻19个大字，但用心一点，是可以超过的。人们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字刻坏了怎么办？不必要整版废掉，只要在坏字的笔画上打个补丁，修好就可以了，这些古人都想得很周到。
版刻好了就是印制了。当时，全部用上好徽墨磨制墨汁，纸张用上好的白宣和毛边。主要的师傅是杭文连和张龙珠，还有几位学徒。他们左手持鬃刷，蘸墨后掸在版上，右手持扒子，在纸上来回刷，一张张就印出来了。当然，要印得墨色匀称，还是要有功力的。
最后一道工序是装订。这中间比较费工的是配页后的齐栏。古纸很软，要理齐很不容易。记得戴荣生、徐庆儒师傅以外，人手不够，还从上海古籍书店借来唐文兰师傅帮忙。齐栏完成就是刀切，后才可以用丝线将它穿起来装订成书。
朵云轩木刻雕版书由于销路不畅，产品积压，或由于当时没有收藏版本的市场，又得不到类似今天非遗资金的资助，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初，领导班子决定保留木版水印，放弃木刻雕版书。记得当时第五本版书《宋词集》已经在做准备工作，刻出了样稿，但最终还是下马了，这个部门也解散了。有点可惜，相信领导当时也是无奈之举。
我们徒弟十余人，被分到其他部门发展各自的新业务。我则在1979年5月至1980年5月到市新闻出版局就读首届编辑业务进修班，毕业以后转向出版管理和朵云轩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