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论文衡史
汤红绂译〈无人岛大王〉，《民呼日报图画》第30号（1909年6月13日）
四、文类形态的重构：以晚清冒险家传记与女豪杰传记为模范
如前所述，汤红绂从事翻译，动机在于倡导爱国。在此视野下，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完全无视原著文类形态，将三篇作品改造为体式一致的“短篇小说”[101]。对于她而言，翻译小说的使命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军事冒险谭、家庭讲谈与童话的文类分别并无意义。问题在于，汤红绂重塑译文体式必须有所依傍，那么她向何处寻求原型？
在晚清的语境下，可供译者藉以翻译域外小说的本土文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翻译，承袭自《史记》、《汉书》的叙事传统。另一类则是白话章回体，延续《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的典范[102]。取汤译小说与两者相对照，却会发现其体式另有所本，参考的乃是晚清冒险家传记与女豪杰传记。众所周知，晚清中西英雄传记风靡一时，其中尤以梁启超开创的新体评传最受瞩目。此一新文类长于记录英雄事迹，倡导英雄崇拜，宣扬爱国精神，梁启超著译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1902)之类女杰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2)之类爱国英雄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1903)之类冒险家传记皆是典范。其体式取法明治日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开篇有绪论，收尾有结论，叙事过程中也随处评论时事与人物，而国族论述与女权论述恰恰是此类议论的主要思想资源[103]。
汤红绂化用传记体式译写“短篇小说”，明显是有意为之。一方面，汤译小说与晚清传记颇为相似。就故事来源而言，汤红绂深知战争文学具有传记性，将〈旅顺土牢之勇士〉与〈女露兵〉合称作《旅顺双杰传》，即可显现她的用心。就主题而言，汤红绂着力展示日本儿女英雄、俄国女英雄以及英国航海家的勇气与热情，塑造国民典范，与晚清英雄传记异曲同工。另一方面，虽然小说被梁启超推上“文学之最上乘”的宝座，但是从传统角度来看，传记文类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引评传入小说，不仅能够强化译作的传记色彩与意识形态功能，更足以提升其格调。不过，汤红绂绝非将小说彻底改造为传记，她主要是在开篇与结尾处用力。
在小说开篇，汤红绂的译写方式为添加论述文字，以引出小说叙事。此一体式的来源即是评传的绪论，功能在于论述传主展现何种道德精神[104]。汤译小说亦步亦趋仿效之，开宗明义建构了小说文本与国族论述、女权论述的关联。笔者发现三部译作的开篇各有所本，其中〈无人岛大王〉模仿一九三年《大陆报》刊载的冒险家传记〈支那航海家郑和传〉。此传绪论以中西历史文化比较为视野，将郑和(1371-1433)与欧洲探险家相提并论：
今试问世界各国，其最有功于世界之文明者，何国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是已。又试问古今豪杰，其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何人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是已。故西班牙、葡萄牙、和兰、英吉利诸国，其领土皆露布于全球。哥仑布、汲顿曲诸贤，其声名皆洋溢乎后世，此高加索人种之所以自豪于天下者也。[105]
事实上，这段绪论又源出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梁启超以设问句开篇：“古今人物之与世界文明最有关系者何等乎？曰辟新地之豪杰是已。”[106]强调探险家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功臣，随后以开辟美洲的哥伦布士（今译哥伦布），发现澳洲的伋顿曲（今译库克船长,CaptainJamesCook,1728-1779），以及探险非洲的立温斯敦（今译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1813-1873）为代表。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就提倡“冒险精神”与冒险小说，他撰写冒险家传记，动机亦在于此。
顺着此一思路，汤译〈无人岛大王〉开篇即论述鲁滨孙如何承载“冒险精神”：
波涛数千万顷，握坤枢而旋转之，而灌输五洲之文明，是何耶？曰海，海。岸然挺身出与波涛战，与飓飚战，与暗礁战，与蛮族战，与严寒酷暑、毒蛇猛兽、烟瘴疫疠战，战而胜则生，不胜则葬波涛，饵鱼鳖。是何耶？曰航海。吾于是披西籍，更仆数航海大家，而哥崙波，而伋顿曲，而阿麦，而玛可波罗。彼其携罗盘，冒百险，精神事业，灿灿焉垂史宬，赫赫然挂后儒齿颊者，曰此航海家，航海家。读者诸君，得无倾慕是而遐想是乎？试与诸君详克禄苏轶事。[107]
显而易见，自问自答的设问句与梁启超的笔墨一脉相承，只是更为繁复。前文已经论及，开篇的排比亦化用梁启超〈论进取冒险〉之字句，旨在凸显航海家的“冒险精神”。汤红绂翻译〈无人岛大王〉时，虽然将译作定位为“冒险小说”，却未与家喻户晓的《鲁滨孙飘流记》相联系。她将主人公译作“克禄苏”，与哥伦布等历史人物相提并论，彰显的是中西冒险家传记的影响。经过此番改造，〈无人岛大王〉几乎等于一部〈克禄苏传〉。
〈旅顺土牢之勇士〉主人公虽非航海家，但汤红绂大体沿用了〈无人岛大王〉绪论的结构，只是以“尚武精神”替代了“冒险”：
自日俄战事开，而忠勇义士麇聚蜂起，拼性命，薄血肉，出入硝烟弹雨中，以博一死。死之烈者，不于海则于陆，堕危崖，葬绝壑，断头折臂，剜腹流肠。故自旅顺包围以来，以战斗死，以侦探死，以疾疫死者，不胜偻指数。而独有一奇伟之日本男儿，拼万死，留一生，日锢于悬崖绝壁、腥风血雨中，与严塞战，与秽气战，与毒蛇猛兽战，阅数月而志气不稍挫，又复雄心勃勃，静睨战机，曾不旋踵，而大功立，而盛名传，吾故移译之，而欲使顽夫廉，懦夫立，举天下而闻风兴起也。翳何人？翳何人？则吾所崇拜之土牢勇士是。[108]
日文原著开头简单介绍写作小说的缘起，即日俄战争期间爱国勇士事迹提供了大量素材。译者则添加绪论，论述主人公展现的道德意义，引出下文。汤红绂点出“忠勇义士”，不过主要还是就“勇”立论。在她看来，佐贺大尉与哥伦布、鲁滨孙之类航海家并无不同，航海家因其“冒险精神”而征服变化莫测的大海，军人则凭借“尚武精神”迎击战场上的敌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她再度套用梁启超的排比句式，“与严塞战，与秽气战，与毒蛇猛兽战”，阐释“尚武精神”。虽然汤红绂颇为重视女英雄凛子，但是〈旅顺土牢之勇士〉绪论仅就男勇士立论。这一遗憾在〈女露兵〉的开篇得到弥补。她将哈拉冬与花木兰相提并论，应该是受到〈记俄女恰勒吞事〉启发。不过该传并非评传体，就体式而言，〈女露兵〉绪论乃是受到《女子世界》所刊女豪杰评传的影响。此处不妨以柳亚子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作为参照：
长宵载梦，历太平洋而西，神游于文明之欧美，放眼其庄严灿烂之国土，有物焉。胚胎于风俗，字育于政教，发达于历史，近之不可得而即，远之不可得而避。而矗然植然，与百丈之国旗、千丈之纪念塔，掩映于无形之间。曰民族主义焉，曰尚武精神焉，曰军国民资格焉，吾脑筋为之震动，吾灵魂为之摇荡，吾感情为之影响而激昂。茫乎！微乎！不知身之何在。鹖旦一鸣，好梦初觉。起视祖国，沈沈若死。读杜老兵车之行，吟王瀚凉州之曲，黩武穷兵，訾为失德，擐甲御戎，引为（寄）〔奇〕痛。盖车铃驷铁之风，沦胥也久矣。须眉如此，遑论巾帼。呜呼！弱虫弱虫！[109]
《女子世界》推崇女豪杰，刊载了大量相关传记，既是对梁启超翻译外国女杰传的继承与回应，也是重新阐释传统资源的尝试。柳亚子此传旨在以花木兰为模范，重振女子的“尚武精神”、“军国民资格”。正是在此思路下，唐诗中批判穷兵黩武的诗作被视为中国文弱的根源。
《女子世界》刊载的传记《记俄女恰勒吞事》
揆之以〈旅顺双杰传序〉，我们会发现汤红绂对翻译小说的定位与柳亚子对传记功能的设定完全相同。所以在〈女露兵〉开篇，译者借鉴了柳亚子所作绪论的思路：
吾读李华〈吊古战场文〉而悄然悲，吾读〈木兰从军歌〉而奋然壮。李华之文，悲矣！丽矣！然而一披读，则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势必率全国人而流于文弱骄奢之一途。若夫木兰，一女子耳，目不识锋镝，耳不闻鼙鼓，身不习矛戟，独能以躬代父，万里从戎，买马配鞍，释笄而弁，阅几许之艰难辛苦，而同伴不及察，七尺须眉，得无愧煞？此所谓巾帼中之铮铮者耶？至若梁夫人亲执桴鼓，秦良玉躬冒矢石，亦足为深闺吐气，而俱不如木兰之悲壮之雄奇。不谓事阅数千载，竟有以闺阁之深情，效孟坚之投笔，其悲壮雄奇，若与我国木兰相颉颃，而捐躯之烈，从戎之苦，且或过之。斯何人耶？则吾所崇拜所移译之女露兵是。[110]
汤红绂此处没有直接引用国族论述，而是论述传统诗文对于国民精神的影响，分别以〈吊古战场文〉与〈木兰辞〉作为正反面例子，将花木兰与俄国女英雄相提并论。汤红绂随后提及了梁红玉、秦良玉等女军人，她们的传记也在《女子世界》等期刊上反复出现，在金天翮(1874-1947)《女界钟》(1903)、秋瑾(1875-1907)《精卫石》(1905)等著作中穿梭往来，与罗兰夫人(MadameRoland,1754-1793)等西方女性一并成为晚清女权论述崇尚的女豪杰典范[111]。就旨趣而言，汤译〈女露兵〉与晚清的女豪杰传其实异曲同工。
除此之外，汤红绂也为三篇小说添加了额外的结尾，记叙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对于英雄功业的反响。这一写法并无传记体式上的来源，而是自出机杼地化用传记的精神意涵，以强化小说的传记性质与新闻价值。〈旅顺土牢之勇士〉原著以佐贺大尉、凛子回归日军军营结束，汤红绂则虚构了两人返国后万众欢迎的情节：
于是攻陷旅顺之捷书达东京，自朝廷以至庶民，莫不悬灯庆祝，如痴如狂。阅数日，梶川少佐又送大尉等回日本，军乐震天，传为盛事。及至东京，而万民之来瞻大尉、凛子者，莫不花圈以迎之，挥巾以送之，开会以欢迎之，摄影以传布之。而全国之新闻记者，亦复珥笔以详其事实，载之报端。而一时上上下下、老老幼幼，莫不相率而高呼曰：“佐贺万岁！梶川凛子万岁！”[112]
日人举国庆祝旅顺大捷，欢迎勇士凯旋的场景，汤红绂即使不曾亲身目睹，也会经由《日露战争实记》等杂志的报道有所耳闻。此结尾自然是译者虚构，却借此坐实大尉与凛子的事迹有据可循。
汤译〈女露兵〉的结尾大同小异。译者运用想象力描摹哈拉冬盛大的葬礼与民众的反应：“会葬之期，花圈以百计，送者以千计，沿途聚观者以万亿计。”又参照历史事实，记录了新闻媒体的热烈反响：“日俄两国之报纸，竞探得其生平之事迹，若何而寻夫，若何而改装，若何而勇战。报纸一载，莫不先睹为快。”[113]译者屡次强调新闻媒体对于英雄事迹的宣传，足见她对日俄战争时期的战争报导杂志印象之深刻。
汤译〈无人岛大王〉不仅沿袭前述两篇的译写手法，还宣称小说源自鲁滨孙自传：
至翌日，伦敦喧传克禄苏事，亲友来贺，邻人来谒，报馆访事来晤谈，采其事编为游记，逐日登载。克复以亲历之迹，自著一书，上之文部。文部取其事，足为国民砺精神，振志气，迺特广为传播于全国。而各国闻之，竞相移译。阅数百年，即东亚大陆，亦莫不称颂克禄苏之为大航海家云。[114]
此处译者对〈无人岛大王〉成书经过的描述，完全与事实相背离。众所周知，《鲁滨孙漂流记》为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创作的小说，鲁滨孙只是虚构的主人公，绝非小说作者。汤红绂此处视之为自传，很可能受到樱井忠温《肉弹》的影响。樱井忠温借自传体小说宣扬“忠勇”精神，可谓“以亲历之迹，自著一书”。书稿完成后，军政要人乃木希典(1849-1912)、大隈重信(1838-1922)、大山岩(1842-1916)都纷纷作序，该书甚至被送达明治天皇(1852-1912)手中，日本媒体也极力宣传，官民配合默契，将其打造为宣传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教科书”，可谓“广为传播于全国”。与此同时，该书被译成英文等多种文字，正是“各国闻之，竞相移译”[115]。
值得注意的是，汤红绂在〈女露兵〉结尾引入了另一种译写手法，添加了一段哈拉冬的“墓表之文”。事实上，这篇小传也有模本，经笔者爬梳，发现其结构与措辞套用了徐自华(1873-1935)所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1908)：
君讳瑾，字璿卿，又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越之山阴人也。家世仕宦。少长闽中，复随父湖湘，适湘乡王氏。生平忼爽明决，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自以与时多迕，居常辄逃于酒。然沉酣以往，不觉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复壮甚。⋯⋯故浙大吏谓君同党，遽杀之，时六月六日也，年仅三十有三。乌虖惨已！迹其行事，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若不可绳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谨；在稠人广座，论议锋发，志节矫然，人辄畏重之，无有敢一毫犯其词色者。虽爱自由，而范围道德，固始终未尝或逾者也。徒以锋棱未敛，畏忌者半。乌虖！此君之所以死欤？尝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后七阅月，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谨表。[116]
秋瑾于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被害，她的死讯在晚清中国激发广泛回响，报章舆论、故友亲朋与文人雅士合力展示了一位一心救国却含冤而死的女杰形象[117]。徐自华为秋瑾挚友，她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着重刻画秋瑾任侠尚气的性格，感慨其含冤辞世，期待其声名“不朽”。虽然此文延续了传统墓表的体式，但就内容而言，亦可称之为晚清女豪杰传记。
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
汤红绂原籍杭州，一九七年秋由日本返国，正值各界人士悼念秋瑾之际。作为同样热心于救国的新女性，她关注著秋瑾之死。而借秋瑾的墓表演绎俄国女勇士的事迹，显示译者认为两人爱国热情足以等量齐观：
君讳哈拉冬，俄之木司科洼人也。家世仕（官）〔宦〕，幼失怙恃，尝依伯父某，肄业于俄京某女学校，毕业后，适同邑哈露氏。生平豪爽明决，顾盼自雄，尤好虚无党，慕苏非亚之为人。丰貌英美，工于词令，处俄旧京时，常苦伯父压制，与哈露氏东来哈尔宾，隐身商界，逑好甚敦。⋯⋯最后君以全力之防御，受日军猛烈之炮弹，绝世英雄，遂以长逝，时十二月廿九日也。呜呼惨已！迹其行事，类多英敏勤恳，故虽托身商界，无不蔼然与人以可亲者。第性情贞烈，志节矫然，虽在军中，人辙敬礼之，曾不旋踵，乃卒殒于无情之炮弹，诚可痛哉！为约旅顺俄国军人百余人，卜地松树山麓，葬焉。用表其墓，以告世界之军人，并以告世界之女子，俾知捐躯报国之事。而尚想其烈，永垂不朽，且使奉为千古之仪型云。谨表。[118]
徐自华笔下的秋瑾极具女侠气概，哈拉冬小传受制于范本，只得忽略对“良妻贤母”形象的描述，愈发突出其女豪杰的面向。较之秋瑾墓表，哈拉冬小传的不同之处亦值得注意。一是“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改为“尤好虚无党，慕苏非亚之为人”，译者将晚清中国家喻户晓的俄国女虚无党人苏菲亚(СóфьяЛьвóвнаПерóвская,1853-1881)塑造为哈拉冬的偶像[119]，在增加异国情调的同时，也试图掩盖仿写的痕迹。另一处是“俾知莫须有事”改为“俾知捐躯报国之事”，徐自华慑于文网，未能明言秋瑾之死的意义，汤红绂则藉称颂哈拉冬，表达对秋瑾的敬意。
在汤红绂笔下，无论大尉、凛子、哈拉冬、鲁滨孙，其事迹均借助新闻媒体广为流传，享有当下的声名。然而她并不满足，进而期待爱国英雄永垂不朽。译者对哈拉冬墓表之文如是评论：“呜呼！如是哈拉冬死犹不死矣。”[120]与此同时，她又赞叹鲁滨孙自传流行数百年。可见在她心中，较之于小说，传记才是令英雄之名传之久远的文类。译者利用小说的虚构性，增加评传绪论，又设计结尾，添加墓表，皆旨在强化小说的传记性，如此孜孜以求，岂不正是为了令小说承担传记的功能？对照前节的分析，英雄为爱国而牺牲贞操、夫妇之情、父子之情，代价无以复加，那么名垂史册应该是对他／她们最大的补偿。如此看来，在译者思维深处，倡导不惜一切为国献身的动力，其实源自传统中国人名垂青史的愿望。
五、结语
《爱国英雄小说》所收〈旅顺土牢之勇士〉结尾附有吴绮缘一段评论，凸显了汤红绂翻译小说的历史意义：
清才博学，在吾国女子中亦复不鲜，然所习者多词章藻缋之学耳。间治说部，亦多言情之作，徒令人荡气回肠，于世了无裨益。乃红绂女士所译述者，率为爱国之作，差能力反前弊。即文笔虽未尽纯，亦颇整整可观，聊志数语，以当钦佩。[121]
吴绮缘以后见之明，敏锐地观察到从闺秀到女作家的转型，汤红绂适逢其会。可惜我们无法了解她是否长于词章，但她曾于《民呼日报》刊登花鸟画作，隐隐透出闺秀的素养。在吴绮缘看来，汤红绂之所以重要，在于挣脱此一传统，投身“小说界革命”，藉小说宣扬爱国精神。不过，吴绮缘对汤红绂的生平一无所知，对译作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也就难以洞察翻译小说背后的幽微曲折。
经由前文的分析，我们得以超越吴绮缘的视野，揭示汤红绂翻译小说文化译写的丰富内涵。首先，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汤红绂游走于中日文学文化之间，但每每以晚清的文化语境为依归，体现了文化调和的立场。她投身小说翻译事业，无论译书的动机还是作品选择，既由于日本战争文学热潮的吸引，更受到晚清“小说界革命”与“女界革命”的引导。在译写并阐释明治日本的“忠勇”精神时，无论梁启超等人的国族论述，还是以《女子世界》为代表的女权论述，抑或是传统文学与儒家思想，皆是她心心念念的对话对象。对于原著的文类形态，她明显无心移植，而是受到传记热潮启发，化用晚清冒险家传记、女豪杰传记重构小说体式，强化其传记性与意识形态功能，提升其文类地位。汤译小说虽未开拓出原创性思想与文学技法，但融会了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的诸多文学、思想、文化潮流，展现了它们的内在关联。
其次，具体审视汤译小说的国族思想，我们发现身处过渡时代的译者依违于传统与新潮之间，又往往借助传统思维，促成传统的改造。她在小说中阐发“尚武精神”、“冒险精神”与爱国思想时，屡屡参考儒家道德观念，与之对话。她极力推崇爱国，不惜以贞操、夫妇之情、父子之情为代价，但是突出此类原作并未凸显的伦理矛盾来塑造英雄形象，恰恰反映译者内心中对传统道德夙夜难忘。而译者笔下的英雄既然对于儒家道德难以割舍，他们主动牺牲、去私就公的行为，也就更具道义性。至于她屡屡突出小说的传记色彩，强调笔下男英雄、女豪杰因爱国之思而名垂青史，既是对他／她们承受牺牲的补偿，也流露出译者对于留名的执念。由此可见，儒家道德与传统思维经由转化，足以成为爱国的动力。
最后，从性别的角度思考汤译小说，我们观察到女权论述与国族论述之间的张力。汤红绂在日本接受女子师范教育，却并不完全认同“良妻贤母”的论述，而是更青睐流行于晚清中国的女豪杰典范。为此，她着力重塑凛子、哈拉冬的女杰形象，倡导不惜代价为国牺牲，两人或是舍弃贞操，或是付出生命，因而留名青史。虽然身为新女性或是女军人，可是她们依然保留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凛子藉色诱建功，哈拉冬履行良妻的义务。由此看来，国族主义的兴起为女子提供了名垂史册，与男性比肩的契机，但相对于男子，爱国女性义务更繁重，牺牲更沉痛。她们必须承担文化传统、国民义务加诸身上的重重艰难。一言以蔽之，汤红绂不仅渲染了永垂不朽的诱惑，也暗示了此一诱惑的代价；汤译小说不仅呈现了女性与国族、爱情与救国、贞操与爱国的纠葛，也参与开启了此类文学书写的潮流。
注释：
[101]有趣的是，汤红绂宣称自己的翻译原则是“依样葫芦，不敢增减一字”。汤红绂：〈旅顺双杰传序〉，页2。汤红绂在翻译时也改变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譬如〈旅顺土牢之勇士〉颇多插叙成分，本来的次序是描述旅顺土牢的历史，再叙述大尉被捕情景，补叙其潜入俄营的缘由，到译著则是先叙述大尉应征偷袭俄营，斩杀数人，酣睡时被捕。〈女露兵〉是按部就班的第三人称顺叙，不过“讲谈”中大量对话多被译者转化为叙事。不过，此类叙事模式的改编在晚清司空见惯，难以断定此改动与借鉴评传体式有无必然连系。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35-136。
[102]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99-108。
[103]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页129-142。
[104]新体评传的另一特色是叙事过程中的评论，汤译三小说中以〈旅顺土牢之勇士〉最为亦步亦趋，不断添加感叹与评论，〈女露兵〉次之，〈无人岛大王〉则偶一为之。至于结论，汤译三小说均未作为参照。
[105]佚名：〈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大陆报》第11期（1903年9月），页15。
[106]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收入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五》（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页1。
[107]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呼日报》，第1册，页214。
[108]仁和汤女士绂译：〈旅顺土牢之勇士〉，页1-2。
[109]亚庐（柳亚子）：〈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
页25。
[110]仁和汤女士绂译：〈女露兵〉，页1-2。
[111]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页73、136、167-168；《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页54-58；JoanJudge,ThePreciousRaftofHistory,pp.151-162。
[112]仁和汤女士绂译：〈旅顺土牢之勇士〉，页29。
[113]仁和汤女士绂译：〈女露兵〉，页31。
[114]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呼日报》，第1册，页308。
[115]关于明治日本打造《肉弹》经典地位的描述，参见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页79-84。
[116]郭延礼编校：《徐自华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4-16。
[117]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页286-325。
[118]仁和汤女士绂译：〈女露兵〉，页31-33。
[119]YingHu,TalesofTranslation:ComposingtheNewWomaninChina,1899-191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06-152.
[120]仁和汤女士绂译：〈女露兵〉，页33。
[121]王瀛洲编辑，吴绮缘评点：《爱国英雄小史》，下编，页70。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