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恺
直接导致日本“关东军”与中国东北军之间发生交火的，是1931年6月27日于中国东北执行间谍活动的日本陆军参谋中村震太郎，被当地中国驻军逮捕后枪决的所谓“中村大尉事件”，以及7月2日受日本政府唆使的朝鲜移民在长春西北的万宝山地区，与当地中国民众为争夺水源而爆发武装冲突的“万宝山事件”。日本陆军为“捍卫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利益”和“保护当地侨民”才不得不“解除东北军的武装”。
事实上真正促使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铤而走险的，是“皇姑屯事件”之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大量起用年轻军官、清洗和替换张作霖时代的旧臣而引发东北军内部的内讧和分裂，以及“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以“拥蒋”为名，率东北军精锐入关，鲸吞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急速扩张，导致的后方空虚。
1931年7月原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旧将石友三因不满张学良缩减其部队的决定，悍然通电反蒋、反张，并率部北上直趋平、津，为镇压这股反对势力，张学良再度从东北抽调精锐入关。一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下5个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即便是直面日本“关东军”威胁的辽宁省内，也仅有2个省防旅、4个旅的野战部队分驻于沈阳、锦州、通辽、洮南，为此曾有东北军将领形象地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去，甚至连笤帚疙瘩都拿出去了。”
“九一八”事变中，日关东军开进沈阳城
正是鉴于中国东北防备空虚，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日本陆、海军随即开始蠢蠢欲动。除了陆军方面不断组织实弹演习，挑衅和冲击中国东北军的底线，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英辅也统率舰队，前往中国旅顺“访问”，炫耀武力之余还邀请正处于下野雌伏之中的阎锡山等中国旧军阀登上新锐战列舰“长门”，威慑和拉拢其为日本的政治利益服务。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撰写了《转变国家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战争史大纲》等著作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不过是因其年轻气盛、敢说敢言才脱颖而出成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推手。无独有偶，1931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第一科长的东条英机也在上任伊始向直系领导建川美次递交了所谓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不过东条英机的这个“方案大纲”更多强调的是关东军应该在参谋本部的领导之下“解决满洲问题”。如果将“关东军”比作一支步枪的话，子弹早已上膛，石原和板垣不过是扣动扳机的那根手指而已。
在得知“关东军”方面跃跃欲试的消息后，裕仁曾装模作样地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严命其密切注意军纪问题和满蒙驻军的行动。南次郎领受“口谕”之后，随即挑选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中国东北。且不论这封信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建川美次本人便曾于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狼奔豕突，以日本陆军侦察骑兵的身份在俄军战线后肆意烧杀，是号称“敌中横断三百里”的好勇斗狠之辈。因此建川美次动身前往中国东北，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关东军”肆意妄为，更像是鼓励大干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