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文静
徐凤翔
年近90岁的徐凤翔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时踏上前往深山密林科考的路途了。
但她仍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睡眠极少，至凌晨仍不寐。后半夜醒来有时拿起报刊书籍翻翻看看，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做，任凭脑中思绪翻滚。
从专业理念到名词概念，再到论述应如何遣词造句，她在脑中反复推敲。她说，自己一辈子爱“自我折腾”“跟自己较劲”。
这位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作家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而知名全国的森林生态、高原生态学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是十分遥远和陌生了。
2019年5月，徐凤翔出版了她的专业著作《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从思考到动笔，用了几年的时间。
“这是我专业上的封笔之作。不写了，老了。”她说。
一心进藏
70年前，徐凤翔与森林的相遇有个诗意的开始。
1950年，因父亲中风卧床，徐凤翔没有考学，在家中照顾父亲。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照顾父亲之余，常跑出来参加活动，或是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书。
一天，她在《中国林业》杂志创刊号上无意间读到了新中国首任林垦部部长梁希的文章：“把河山装成锦绣，把大地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心中一直有个文学梦的徐凤翔惊住了，原来从事林业工作竟有着这样的诗意，从此由文转科，考入南京大学森林系。
毕业后，徐凤翔被分配到南京林学院任教。闲不住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外，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野外考察上。
从长白山林区的松涛，到闽北林区的密林……徐凤翔把中国东、南、北、中各大林区的主要线路、典型生态类型区跑了个遍。唯一的遗憾是还没去过西藏。
很快，机会来了。
1967年左右，南京林学院接到任务，要派三位工农兵学员去援藏。一时间学校里人人紧张，只有徐凤翔感到兴奋。
那个年代，进藏是件十分凶险的事，可能要送命。
从徐凤翔后来的经历来看，塌方滑坡、蘑菇中毒、疟疾发作、蚂蟥叮咬、狼群围困……确实是险象环生。但那时和以后的徐凤翔都不在乎。
她与同样在南京林学院任教的爱人范自强商量。范自强当即表示支持：“西藏肯定还需要其他的专业人员，我是教化学的，也能去教书！”听了爸爸的话，两个孩子也跟着嚷嚷：“我们也要一起去！”
爱人对徐凤翔的感情与支持，让黄宗英后来在《小木屋》中忍不住“吐槽”：“范自强的态度，不是中性pH7，而是浓烈的强酸！”
得到家人支持的徐凤翔向学校递交了进藏申请，可惜由于不符合“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没能成功。
这让徐凤翔失落了好一阵。直到十年后，真正的机会来了。
1977年，南京林学院又接到援藏任务——派一名森林生态学专业教师赴藏任教。“我完全符合要求，这次肯定能去了吧！”已经46岁的徐凤翔终于获准入藏。
除了个人衣物，徐凤翔还带去了测树、测土、林分调查、气象观测的教学用具和一批专业图书。西藏农牧学院的书记笑称：“这是科学的文成公主带着嫁妆进藏来了。”
两座木屋
1983年，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发表，让全国人民认识了这位常年埋头于高原林区的女生态学家徐凤翔。
1982年，黄宗英跟着徐凤翔的野外考察队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起经历过蘑菇中毒事件，差点送命。过命之交让她们成为了终生的知己和好友。
在黄宗英的笔下，徐凤翔对高原生态的爱、对科研的执着如此纯粹和真诚。她常年冒着危险进高原林区考察，到处去疾呼在藏东南建一座森林生态定位站。
生活中的徐凤翔又“笨”得可爱，切葱花要问“切成零点几厘米”；用茶壶煮夹生饭，干到挖不出来。
在野外，徐凤翔半夜里被一只草虱叮了肩膀，到了早上才叫黄宗英用烟头把草虱烫出来，因为前一晚“我看你累了”。
把草虱拿出来后，顾不上穿好衣服，徐凤翔惊呼：“你看它的嘴，是刺吸式口器。问一问朱老师，要不要这完整的草虱标本。”惹得黄宗英连连感叹：“唉，没治！”
1985年，经过多方吁请，54岁的徐凤翔正式调藏，从此扎根高原。
她的“小木屋”也从纸上变成了现实——高原生态研究所创立了。这座集办公、住宿、观测、育苗于一体的“科学小庙”，被她亲切地称为“高原小木屋”。
《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徐凤翔著，王剑、高晓花整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庙”虽小，作用却大，这是我国高原生态研究的摇篮。爱人范自强利用假期赴藏，帮助研究所设计建设了分析实验室。
徐凤翔在所内建起了常年定位站，还在农牧学院和色季拉山的东西坡上设立了观测点，常年开展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观测、采集了林分生长、树冠径流、地表植物等科学数据。
徐凤翔带领团队进行野外考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数据、标本和图像资料。
他们对西藏的主要生态类型，特别是森林类型的生物组合、结构和生长、分布规律、资源价值、保护利用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创立了西藏森林生态学，并推动了林芝云杉林、巨柏林、墨脱林区生态与珍稀物种等西藏多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1995年，“超期服役”的徐凤翔退休，离开了高原。“闲不住”的她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登上了被她称为“北京的珠穆朗玛”的灵山，建立起第二座“小木屋”。
1995年，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成立。这里设有中国高原纵览展室、灵山生物多样性展室、生态教学楼等，成为了“独特的生态科教园地”。
徐凤翔和她的“小木屋”，分别获得我国的环保大奖——“地球奖”。
六字人生
徐凤翔说，《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出版后，她不再出版专业著作，明年可能会出版一本关于感谢的书。
“不写了，老了。”“老了”这个词，不像是从徐凤翔口中说出的话。
1931年出生的徐凤翔，已经88岁了。这个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太太，步履矫健、神采飞扬，说起话来条理清晰、底气十足。
一直到去年，她还进藏，回到让她魂牵梦绕的“高原小木屋”去看了看。
在此之前，已过古稀之年的她足迹踏遍了五大洲，进行生态观光，并与我国青藏高原进行对比考察。2015年，84岁的徐凤翔还飞到大洋洲，高兴地在塔斯马尼亚岛见到了温性雨林。
步履不停，思考亦不停。从任教南京林学院时对国内各大林区的科考，到对西藏高原生态的考察与思考，再到行至五大洲的考察经历和感悟，徐凤翔将这60年的经历写进了《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一书中。
书中虽有不少有趣的科考故事，但核心仍是关于森林生态和高原生态的专业知识和理念。
“我总希望能多谈谈专业认识。”满头华发的徐凤翔对科研的执着一如从前。
她把自己北京和南京的家都改造成了青藏高原生态“展览馆”，陈列她几十年来在西藏采集的珍贵文图资料；她接受邀请，到学校、博物馆作讲座；她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一有机会，她就要讲对高原林区的研究与保护有多重要。
“高原林区是西藏的核心，是我国西南大林区的高原与后院，是全球高山森林大系统中拥有植被带谱最完整、类型最丰富、生境最优异、孑遗珍稀蕴藏最独特的宝地。是全球生态制高点，需要更多关注和保护。”
“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因而‘生态平衡’一词不够准确，用‘生态协调’更好。”
“藏北不是无人区，而是少人区，是坚韧生命的活动区。”
“珍稀濒危物种，珍、稀、濒、危四个方面的分门别类、定性、定量需要更细致，不能笼统划分。”
说起专业问题来，徐凤翔思路清晰、滔滔不绝。“我不是大科学家，我只是个声音微弱的吹鼓手，或者说是个‘祥林嫂’？”她自嘲说。
她说自己的一生就是在持续地“行（旅行）、观（观察）、学（学习）、思（思考）、交（交流）、保（环保）”，希望有更多人认识、关注、研究和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
这样的徐凤翔，一如黄宗英在1982年到西藏寻找她时听闻的那样：
“你认识徐凤翔吗？”我到处问。
“你问的是咕叽咕叽吧？”有人答。
“咕叽咕叽？”我疑惑地。
“是那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吧？”
“是过半百了吧，1979年，她48岁，可是像个少先队辅导员，戴着个小白帽。”
“是她，年年来，到处咕叽咕叽，人家叫她‘咕叽教授’。”
“她怎么啦？”我以为她得了个不雅的绰号。
“咕叽，就是藏话‘求求’的意思，咕叽个‘熊掌牌’——就是在路边伸手拦车求捎脚；咕叽吃顿饭、借个宿；咕叽捎带标本；还从这个部到那个局咕叽建个什么站……”
“咕叽教授”——徐凤翔究竟在哪儿？
有人说：“听说她去了下察隅。”
“上个月，在樟木口岸看见她。”
“看见她在尼泊尔边境，傻看对岸的森林。”
《中国科学报》 (2019-11-15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