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教育题材的国产剧越来越多了。
三年前爆红的《小别离》，反应了不同阶层家庭如何应对孩子中考；刚刚完结的《小欢喜》，则表现了都市中产阶级的高考难问题。据悉，系列第三部《小舍得》正在筹备拍摄中，将呈现“小升初”问题。
教育题材剧的遇热，折射了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焦虑。
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操心“胎教”；紧接着是“早教”、“幼教”，力求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除了辅导孩子，还得咬紧牙关买学区房；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伴随的是非义务的加负；即使熬到了大学，也面临着继续教育的难题。
孩子难，父母也难，教育成为了亲子双方的渡劫。时间久了，不仅让人产生疑惑：别的国家的教育现状，也和中国一样吗？
抱着这样的疑问，前战地记者周轶君走访了6个国家，探求他国的教育方式。她把自己的走访游学拍成了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看过《圆桌派》的观众，一定对周轶君不陌生。她是常驻嘉宾，以知性自然的说话风格见长。言之有物的背后是厚积薄发，周轶君曾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记者，对中东问题很有一番见解。
当她成为两位孩子的母亲后，开始把关注点投射到教育层面。拍摄《他乡的童年》的初衷，就是为了以“他山之石”来解决中国的教育困惑。
小编看了前三集，分别以日本、芬兰、印度为走访地点。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教育方式，教育方式的差异又造成了不同的社会景象。
在日本，“集体化”是贯穿始终的教育理念。
即使是幼儿园学生，也需要参加集体活动，如剑道、早操、国学课等等。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校服，在老师的悉心教诲下，学习如何在集体中生活。
幼儿园园长用“共振”这个词，形容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就像水滴和大海的共生共存关系，所以每个人都要尽可能不给同伴添麻烦。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园长改造了幼儿园设施：如印着鞋子图案的地毯，帮助大家把鞋子整齐放好；如没有水槽的水龙头，让孩子时刻铭记关水龙头……
看纪录片时，小编无数次想起《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里的图景，孩子们更能接受的永远是细雨润无声式的方式。和影视剧一样，日本的教育观融入到了日常的琐碎小事中。
在芬兰，教育界崇尚“随性无为”。
前段时间，绘本《芬兰人的噩梦》刷爆了朋友圈。安静害羞又内敛社恐的芬兰人，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纷纷呼喊自己是“精神芬兰人”。
从《他乡的童年》来看，芬兰人的人设果然没倒。敏感、封闭、礼貌、疏离……都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
在芬兰的课堂上，老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授的内容，不单一局限于课表课纲。老师们通常会以跨学科的方式，引导学生从感兴趣之处进行思考。
上课的地点不仅仅是教室，森林、海边……均是自然的课堂。老师们认为：学生需要被引导和所处的环境亲密接触。
学生们的自由度也很高，可以在课堂上躺着睡着，也可以cosplay成喜欢的角色来课堂，一切以自己的舒适度为准则。
在印度，教育方式的变化折射了理念的更迭。
高管伊卡维亚读书时，学费非常昂贵，全家人砸锅卖铁供他读书；他的儿子阿汗读书时，教育变得更为普及，学费也便宜了许多。
当年的“唯分数论”也逐渐被下一代人打破，素质教育等多元考察被纳入了评判标准中。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育被别出心裁的创意教育取代，如严肃的大学法学课引入了《哈利·波特》的案例、“云学校”也走入了闭塞的乡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芬兰、印度教育中的亮点都可以被我们借鉴。
但如果周轶君的纪录片止步于此，那么未免显得有些“何不食肉糜”。《他乡的童年》的视野更为广阔，不仅呈现了各国的教育优势，还探究了它们的弊病。
日本的集体化教育走向极端，则会孕育出压抑性人格。大家从小被教育不能当众哭泣，以免给他人添麻烦。但情绪压抑久了，没有爆发的突破口，很容易酿成悲剧。
另一方面，日本的校园暴力也很严重，学生分裂成三六九等，有的站在金字塔顶层，另一部分只能任人欺侮。就像日剧《3年A班》、日影《告白》中的情节，集体作恶而不自知。
芬兰的教育过于理想化，人人生活得理想而幸福，也几乎没有教育资源的抢夺，但这一切植根于高福利社会的国情。它的教育红利，不具备普遍适应性。
正如电影《起跑线》中描绘的教育焦虑一样，印度同样不是象牙塔或乌托邦。印度的本科率虽高，但受限于鲜明的等级制度，不同阶层的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悬殊巨大。
《他乡的童年》的精妙之处在于：周轶君本可以精巧地选择素材，让“生活在别处”的主题更为凸显。但她坚持了纪录片的初衷，即客观呈现生活的本真模样。
周轶君始终以参与者的身份，循循善诱地追访着相关人士。透过纪录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异国他乡的教育优势，还有别国面对教育的不同困惑。
我们也不必因此唱衰中国的教育方式，毕竟每个国家的教育都结合了国情，并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前进。距离尽善尽美，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而对于纪录片的定位，周轶君也想得很清楚，“《他乡的童年》不会提供解决办法，而只是开阔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