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化批评与研究
转自：中外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感谢享有盛名的复旦大学的邀请，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感谢祝克懿教授的邀请，感谢黄蓓副教授在这里做翻译，她们的执着与努力使我的上海之行有意义又愉快！也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大家的到来！
负责邀请的祝克懿教授对我说，我于60年代末提出的互文理论是这次邀请的初衷。我对此略有惊讶，同时又觉得鼓舞，甚至有某种满足。因为这使我想起我在法国度过的最初岁月。去法国之前，我的法语学习是从一所多明我教会办的幼稚园开始的，而后又去了“法语联盟”学习，最后在大学里专修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我于1965 年的圣诞节前夜到达巴黎。当时我得到了戴高乐政府授予的一笔奖学金，资助有法语能力的保加利亚学生去法国攻读博士。我就不在这里细说我是如何得以成行，如何巧妙地获得允可，我所发现的是怎样一个法国，她又是如何接纳了我......这些细节，你们在我的小说《武士》(Les Samouras,1990)中都可找到。这是经过小说加工的我的个人历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互文工厂，其中有闯荡，有幸福，也有很多冒险与暴力，正如一个武士的遭遇......
一、60 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背景下互文理论的产生
1966 年我到法国的时候,法国知识界正为结构主义思潮所统领。列维 - 斯特劳斯与罗兰·巴特是这一思潮里最如雷贯耳的名字。为了节省时间,我跟大家简明扼要地回忆一下:结构主义的前身是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注意到语言于人身体的中心地位,因为人是会说话的生命。于是,开始将所有人类行为的研究作为从属于语言普遍规律的“意义系统”研究。这便是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无论什么语言,都受制于某些普遍规律,简单而有效。例如,关于声音(语音),某些声音特征的二元对立,可使意思得以分辨,并产生不同意义。例如,b(浊音)与 p(清音)相对,使我们可以分辨两者的不同发音,并对含有两种不同音素的词语,如 ba 与 pa,做出意义区分。结构主义把这种二元对立使用于更为复杂的人类思想的层面上。例如神话,在讲述复杂的故事的同时,在更为隐藏的层面上,有一层潜在的意思,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意识中。这层潜在意思就是在不同的对立组合中生成的。这时候不再是 b 与 p 的对立,而是比如说“生”与“熟”的对立。食物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生”与“熟”的对立在我们称之为“原始”的社会中是一个根本性质区分的问题;即使在发展程度高的文明中,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尚的饮食,也都与之有关。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利用食物的“生 / 熟”二元对立来进行神话的结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被称为“超语言”(trans-linguistique)研究,因为研究不再仅仅涉及语言本身。
不过,俄国形式主义早就知道,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也早就注意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系统,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言说行为,由说话者(locuteur)或言说主体(sujet parlant)实现。他们看到,所有语言,哪怕是独白,都必然是一个有受话指向的意义行为。也就是说,语言预设了对话关系。然而,这种语言的“对话性”特征,在结构主义对语言学的借鉴中并没有被纳入思考。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法国结构主义,都没有真正对语言的对话性产生重视。
碰巧的是,在我离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时,我们发现了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的著作。在法国,乃至在整个西方,这个名字完全不为人所知。我立刻对我在《原样》(Tel Quel)刊物的朋友(我的先生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也在其中)说起这位学者,也在我的大学进行介绍。我的老师罗兰·巴特让我在他的研究课上做一个报告,这就是后来的《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后来被学术刊物《批评》(Critique)所采用(收入《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或译《符义分析探索集》,Semeiotikè:Recherchespour une sémanalyse,Seuil出版社,1969——译者)。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我完全没想到,在我的努力下,巴赫金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而且引起后来那么广泛的影响。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巴赫金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名字。这位学者 1895 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奥廖尔,1975 年去世于前苏联的莫斯科。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多,只是知道他曾穿越马克思主义,受到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渊博的学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学成才;1929-1930 年间因颠覆政权的罪名在哈萨克斯坦家中遭受软禁。曾在一中学任教,后来专注于研究,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拉伯雷的创作》。我对巴赫金的阐释以及对他思想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之上。在我的建议下,我的朋友Isabelle Kolitcheff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第一部法文翻译,于 1970 年在 Seuil 出版社出版。在法国、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巴赫金著作的传承工作都在进行。就我个人而言,我因发现了巴赫金思想的独特性而感到非常幸运。然而我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巴赫金专家(我承认我对为过去上香的俱乐部、协会之类有点感冒);我也不是巴赫金迷中的一员。巴赫金迷常常不知道我的存在。他们不无道理,因为我 1966 年解读巴赫金的时候,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谦逊、独特而有创见的一个人来读的;我真诚地相信他是这样一个人。我后来的巴赫金研究采用新的方法,但也是沿着同样的精神。并不是要制造权威,而是要促使语言向“意义经验”(expériencedu sens)开放——人作为言说主体,其语言的“意义”是一种经验与实践。
语言面向“意义经验”的开放也是我在复旦要做的几场讲座的主线;我们会相继探讨普鲁斯特那里、女性主体以及“外来者”主体那里,作为经验的“意义”。
巴赫金对我的意义在于,他使我不满足于语言本身的系统或结构探讨。在巴赫金理论的基础上,我发展出被结构主义忽略的两个方向;这两方面的研究把我推到后结构主义开拓者的位置。
第一个方向是对“说话主体”的研究,包括主体性与阐述行为(acte de l’énonciation)的研究,而不仅关注作为阐述结果的话语。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Ben- veniste)是我的老师。法国新近出版了一部本维尼斯特的书,是他在法兰西著名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上的课;我为此书写了序。本维尼斯特对我的帮助很大。但对我发生更为深刻影响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实践。在我的研究探索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巴赫金。
第二个方向是对文本历史的开拓。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到文本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把它们纳入到社会、政治、宗教的历史。结构主义一开始只是一种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进入到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
在这两个方向上,“互文性”与“对话性”不再是静止不变的概念,被作为一种便于使用的理论,先入为主的教条。对我而言,它们是我用来发现新的逻辑思维的钥匙。这些思维潜在于人类的创造力之中,有时在某些文明的记忆里还处于睡眠状态。出乎意料、同时也属必然,我的互文视角把我引向中国文化的某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巴赫金引导我们所探索的思维方式有某种暗合。就在我把巴赫金思想引入法国之时,我发现了一位名叫张东荪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原样》刊物在 1969 第 38 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研究文章:“A Chinese Philosopher’sThe- ory of Knowledge”;我们给它的法文题目是“La Logique Chinoise”(中国式逻辑)。这篇文章此前于 1939 年发表于一份中国刊物 《燕京社会学界》(The Yenching Journal ofSocial Studies, 1939, vol.1, No.2)。读了这篇文章,你们就会看到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一路的思想与中国思想中的某些因素的联系。
二、互文性与对话性
1.“词语”与“文本空间”
我们还是先回到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巴赫金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词语上。巴赫金使用俄语语言中的“词语”一词时,不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范围的词语本身,还包括更广义范围的单位,如句子、段落等等。巴赫金关注的范围是词语的地位(statut),也就是词语的功能和角色。在不同文本与不同文学思想中确立词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文学分析被置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神经要害处,即语言(langage)和空间(espace)的交集处。语言是思想的实践行为,空间则是通过差异实现的意义显示的场所。探究词语的地位与功能也就是探究词语的各项关联:首先是一个词语内部各项复杂语义的关联,其次是这个词在句子中(包括前面的句子与后面的句子)与其他词的关联。类似的各种关联也存在于比词语更大的单位,例如句子和段落。面对这种语言的诗学空间观,我们需要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而所有的语义组合与诗学片段正是在这一文本空间内发生多种关系。这三个维度分别为写作主体、读者或外部文本。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于是,词语的地位可以在水平轴和垂直轴的层面得到界定: 所谓“水平轴”,指文本中的词语在写作主体和读者(destinateur)这一层面;所谓“垂直轴”,指文本与外部文本的关系。后者包括先前文学资料与当下文学资料的集合(在有关普鲁斯特的第二讲中,我们对这一文本集合会有具体的认识)。
若如以上所说,那么你在面对一本书(作为对话空间的书)时,你本人也融入进书中,因为阅读时你会想到自己的经验;你的解读既属于读者接受,也属于文本的一部分。于是,作为读者,你参与到文本语言和作者语言之中。此时,无论是水平轴(作者—读者)还是垂直轴(文本—外部文本 / 语境)都彰显出同一个重要事实:即每个文本都是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交汇处至少有一个“他文本”(即读者文本)可以被读出。这种文本的交汇被巴赫金称为文本的“双值性”(ambivalence)。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文本的对话性(dialogue)与双值性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虽然这不尽严谨,但巴赫金首次在文学理论领域作出这样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在此处为“文本间性 /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所取代,而文本的多声部中,文学语言至少能被“双重”(double)阅读,即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投射。
你们现在可以明白,词语不仅是最小的文本单位,它还具有中介(médiateur)地位,连接文本与读者,也连接文本与历史。所以词语是结构与文化、结构与历史之间的中介元素;它还是带有调节(régulateur)功能的中介元素,因为每位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其他文本以及读者发生关联,成为其时代重要的作家,或反之。所以,文本是语言的地位功能与文化之间的中介者与调节者。词语的“对话”地位(le statut dialogiquedumot)使词语在一个“空间”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三维空间,包括写作主体、读者与语境。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试图描述文本中的词语功能时,就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语言学,还得使用“超语言学”方法。因为在面对一个词语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词语本身,还有词语后面的作者用意、读者接受、语境作用。所以我们要强调两点。第一,文学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包括语言表层与潜伏在语言之下的层面;但语言永远是必要的中介。第二,词语以及更大的单位,如句子、对话、文本等,其功能作用并不局限于语言学;符号、语意的扩张也促使我们关注语言学之外的领域,关注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
2.“对话性”与“双值性”
你们看到,对话的问题——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语境的对话,词语在对话中的地位——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其实这个领域对于俄国形式主义来说并不完全陌生的,因为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已经提出了语言的“对话性”特征;他们甚至认为独白作为语言的胚胎,只是对话的副产品;先有对话,才有独白。但他们对语言的这种对话特征并不做特别强调。是巴赫金尤其强调了这个概念,并将对话与独白从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运用扩展到更大范围,引入主体性与历史,使其具有很大的跨学科性。而我在文学理论领域发展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巴赫金还认为,对话可以有独白性,独白也可以有对话性。于他而言,这些概念出自语言学的基础结构,而对它们的研究则属于文本符号学。仅用语言学或逻辑学的方法研究是不够的,还得使用历史学与心理学。比如说,巴赫金认为托尔斯泰作品里虽然有对话,但是它是独白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人物形象单一,没有模棱两可的复杂性;所要传达的信息与价值都是单一、清晰的。当然这样说也是相对而言。而对于另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则认为他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对话性的。即使看起来是独白,其意义也具有多重性;他的人物在表达一种价值的同时,也表达对这种价值的嘲讽。比如国王可能同时是个小丑,傻子也可以同时是最有尊严的人。这种多义性正是对话性的特征。有的文体彰显对话性,有的则加以抑制。巴赫金称道的是彰显对话性的文体。我们可以说,只要在说话,就有一个对话者;对话性无所不在。但在有些文本中它更明显,在另一些文本中它受到抑制。
“对话性”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概念,即“双值性”。巴赫金认为正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小说。巴赫金提出,小说彰显出语言的结构,同时加大其双值性。什么是“双值性”?就是在一个词语、一个段落、一段文字里,交叉重叠了几种不同的话语,也就是几种不同的价值与观念,有时甚至相反。正在这种交叉里产生了意义的多声部。在巴赫金眼里, 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双值性的形式是狂欢节。因为在狂欢节上,一位风尘女子也可能是个哲学家,说出很有哲理的话来;一个国王也会变成一个小丑,等等。这些狂欢节特有的多重价值特征在古希腊的一种文体中得到体现,即所谓的“梅尼普体讽刺文”(la satire Ménipée)。既然是讽刺文,就已经不属于戏剧,而是一种文字形式了。梅尼普讽刺文正是小说的原型。后世发展起来的小说在人物身上更是加重了这种多重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是这一形式的高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伟大作家的小说里也都有这一特征。双值性是对话复杂性的最大化;它的目的不是综合,而是让对立并存。
我给你们讲一段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到法国以后,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小说文本”。我选择了产生于拉伯雷《巨人传》之前的法国的第一部小说。因为巴赫金对拉伯雷小说的人物复杂性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我到了法国后,我碰到一个法国著名作家叫阿拉贡(Aragon),我对他说,我对巴赫金所揭示的拉伯雷很感兴趣,但如果再以拉伯雷为题来做研究又觉得太难了。阿拉贡建议我说:你为什么不研究拉伯雷之前,安托尼·德·拉·萨勒(Antoine de la Sale)所作的小说《让·桑特雷》(Le petit Jehan de Saintré)?这部小说是在中世纪末期 15 世纪背景下产生的,来自于三种形式之间的对话:当时的学术著作、骑士文学、狂欢节场面。于是我研究了这三种构成。第一种形式属于哲学或神学,是有关于上帝、信仰的论说,也有对世界的认识,各种旅行及战争的描写,等等。这种书写属于独白话语:讲述者力求客观,不将自己投射到文中。第二种形式是骑士小说。根据巴赫金的分类,骑士小说也属于独白话语,因为它的人物属于程式化描写,一般都有国王、贵妇人、仆人;每种人物形象分明,没有多义性。第三种形式则是狂欢节。狂欢场面发生在教堂前的广场,所以已经走出了独白的模式。狂欢节包含对神的揶揄;节日中,也有妓女说出明智的话语,国王成为傻瓜,等等。而且人们带着面具:面具已经代表着身份的不确定性。而在《让·桑特雷》这部小说里,较之以往的骑士小说,人物形象已经从程式化发展成具有多重特征了。比如,国王的仆人爱上了王后,但是国王又喜欢他,似乎有同性恋倾向;王后也陷入爱情,但同时又很虔诚,信仰圣母玛利亚等等。这些多重特征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双值性,也就是对话性,也就是放弃统一,保留冲突。这将成为西方人的特殊性格:在复杂性中寻找真理。所以可以看到,互文性与对话性研究使我得以更好地把握西方人的精神演变,通过不同形式间的对话,从单一化发展到复杂的价值组构,而这些价值不是一致的,而是多样的发声。关于对话性以及它在文学形式演变中的作用,还可以讲很多。我现在先收住。我们还是回到巴赫金,介绍一下他对于小说中词语类型的分类。
3.叙事词语的三个类别
巴赫金认为,根据叙事词语的功能以及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联接作用,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直接词、对象词和双值词。
第一类词语是“直接词”(le mot direct)。直接词是作者的词语,仅指向话语外部的事物,具有指示功能。它只关注所指称的对象,而不关注说话者是否处于对话关系。例如,我说“我面前有水,有花”。这些词只是指示事物本身;我在说这些词的时候,并不顾及到你们对这“水”,这“花”有什么看法。
第二类词语是“对象词”(le mot objectal)。对象词是作为客体的人物的词语。它也具有直接客观的意义,但较之说话人,它是外在的,所以对象词附属于作者词。说话人面对对象词可以持保留态度,但并不加给它另外的意思。例如,我今天在复旦大学做讲座,主持人祝克懿教授刚才介绍说:“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个杰出的理论家”。我跟朋友讲起今天发生的事的时候,可以说:“祝老师觉得可以这样介绍我:‘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位杰出的理论家。’”这样说的时候, 我和祝克懿教授的话是有一个距离的,我处在一个对话关系中,但我并不赋予祝教授的话以其他意思。我客观地给出了祝教授的原话。当然,给出原话的同时,也有点自嘲在里面。或者, 如果我沾沾自喜,那么就会这样对朋友说:“多亏祝老师是这样介绍我的:‘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位杰出的理论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说话的时候,与祝克懿教授的话都有一个距离,但这个距离并不影响它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说,叙事者可以影响到“对象词”的接受,但并不改变“对象词”本来的意义。
第三类词语是“双值词”(le mot ambivalent)。双值词是指作者使用他人词语,但是在其中放入了不同的意思。这种使用可以是仿写,也可以是嘲弄或讽刺——这已经属于有论争特征的书写,有时还会对他人话语加以变形。漫画就属于这种类型。巴赫金认为,这种类型来自于狂欢节与梅尼普体讽刺文的传统;西方现代小说越来越受其影响,这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 必须予以支持。这使我们想到当今世界上的一些争议。某些一神教国家禁止对上帝的形象做漫画处理,一旦发生就定以死罪。这当然不是巴赫金所宣扬的西方小说
的特征。
三、从巴赫金到弗洛伊德
现在我进入到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我在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启发下所作的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发展。
对话性、双值性、互文性......这些理论促使我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把文本视为一个动态过程。这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当然,所谓“后结构主义”包含了多种发展路径; 我的发展路径则来自于我本人思想与弗洛伊德理论的相遇。
我当然无意于在此仔细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与巴赫金有关的角度出发,我在这里只讲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方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在巴赫金那里有一个说话者。作为主体,他是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不同于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é),即作为言说结果的话语中的主语。所以有一个说话者,他在说话时必定有一个面向,面对另一个人。文本的产生与接受便来自于这两者的相遇。
那么弗洛伊德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即使是说话者,他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说话者本人已经具有双重性,也就是意识与无意识。“意识”,即语言、逻辑、价值、结构等等。“无意识”,关于它的各种理论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我与弗洛伊德一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拉康的影响——无意识源于感觉、情感与冲动的表征(représentation)。也就是说,“无意识”是属于“前语言”(pré-linguistique) 的。拉康说过:“无意识的构成类似语言。”(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但它不是语言。
所以,我们说话,我们有一个语言结构;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无意识世界,在这里汇聚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需要、我们的性冲动。弗洛伊德将之称为“痕迹”(frayage),离生理现象不远;但在人身上,生理现象总是与语言有关。“痕迹”既是生理冲动,也已经含有意义。这点很重要。正是这个双重性在作家创作的时候发生作用。作家不仅面向读者;他自身作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双重构成,两者之间也已经存在对话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文本对话性可以进行更为丰富的研究。我将无意识及二分主体(意识 / 无意识)的理论引进我的语言学观念,即语言是一个意指作用(signifiance)的过程,包含两种生成方式——它们形成了语言内部的对话。第一种是“符号性生成”(le sémiotique)的;第二种则是“象征性生成”(le symbolique)。这两种生成在语言的意指作用中缺一不可。言说主体的形成永远都同时包括这两方面;他所制造的任何意义系统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Sémiotique”一词并不完全出自我的发明;它源自希腊语“semeion”,并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后者在《蒂迈欧篇》(Timée/Timaeus)中讲到语言的一种特殊状态。它先于词语、句子,甚至音节。它先于“1”——父亲;而被比作母亲,具有养育功能。它始终处在运动中;这使我们想到肢体的运动,想到血液与冲动。柏拉图把它称为“semeion”。这个词指可辨的印记、迹象、征兆、见证、刻写符号、烙印、图像等等。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痕迹”、冲动的分布组构、移动中并聚集能量的“原始过程”。多种不同能量在未来主体的体内流动,处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之中;它们的组构取决于家庭与社会给这个身体带来的种种限制——那么身体已经在符号形成中了。体内冲动既是“能量”负载,又是“心理”印记。
所以,“semeion”指已经在生成过程之中、但还没有到达语言与意识层面的意义。同时,它还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希腊语所称的“khoreia”(拉丁语写作“chora”),即一个开放的、供人舞蹈的空间。这个词里包含着空间与舞蹈两个元素。这正是柏拉图所寻找的“前语言”的特征,也是我们所要表达的“符号生成”的特征,即一个既在运动中又被制约着的未经语言表达的暂时性构成。“符号生成”层面的制约固然不同于“象征生成”层面的规定,但体内冲动的能量也因此而产生阻滞,具有非连续性,从而形成暂时的分布链接,并不断地重新开始。
与符号生成相对的是象征生成。后者包括判断(jugement)与句子(proposition),属于意义领域,也就是场域。“场域性”(positionnalité)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是一个分界点;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而符号生成则不属于这样的意义领域。
我把符号生成引进文本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无意识空间,有类似语言的构成,但其形成元素是各种感觉、情感、冲动。刚才我说过,巴赫金的文本空间含有说话者(作者) 空间、受话者(读者)空间、外部文本空间(包括此前和此后的文本)。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则指出主体内部还有一个空间,即无意识空间。它不是语言空间,尽管语言对它的组织有某种影响。
我在进行诗歌语言研究时,对这个空间在诗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尤其敏感。一般情况下, 诗歌文本叙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场景,或者抒发某种情感。然而与此同时,你会体会到某种超越诗歌内容的东西;它的路径是音韵,是修辞,或者是语调。举个例子吧。法国诗人马拉美(Mallarmé)有这样的诗句:“Hyperbole! de ma mémoire./ Triomphalement ne sais-tu. Te lever, aujourd’hui grimoire. Dans un livre defer vêtu:...”面对这么一句诗,读者一下子也不清楚诗人到底在说什么,只是大致上知道这句诗有关记忆(mémoire);记忆在书中寻找什么......然而,你仔细听诗句的发声,你可以在“hyperbole”一词中听到“père”的发音(父亲),而“ma mémoire”中又有“maman”(妈妈)的声音。诗句的音乐让你产生联想,而这些联想加入了意义的多声部,丰富了文本的对话性。透过语言的象征生成层面(句子直接所指的意义),符号生成所指向的是孩子在还不会说话之前的“前语言”阶段。而诗人所运用的正是语言的这种古老特征。
我们于是面对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话;文学语言试图将这种对话传递给我们。为什么?
在座各位,你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科技时代,一个手机短信的时代。一切都变得很快。但是,请不要忘记深度的存在,不要忘记复杂性的存在,不要忘记多声部的存在。你们的创造力的钥匙正蕴涵其中。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场讲座讲到普鲁斯特的时候,我还会回到这些问题。
附录:讲座现场问答互动实录(节选)
主持人: 非常感谢克里斯蒂娃教授精彩的演讲,使我们各位获益匪浅。克里斯蒂娃教授的互文思想理论渊源深厚,发展向度又是多维的。刚才克里斯蒂娃教授从互文性理论的产生、互文性与对话性、巴赫金到弗洛伊德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演讲,我想,我和在座的听众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都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了解更多关于互文性理论的问题。克里斯蒂娃教授,您的老师罗兰·巴特曾经这样来评价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总是摧毁那些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最新的偏见。请问: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摧毁作用和革命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在 1998 年您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纳瓦萝(M.-C.Navarro)的访谈时曾经这样说:您给法国带来了俄国的巴赫金,而法国回馈您的则是您不熟悉的弗洛伊德。请问克里斯蒂娃教授:弗洛伊德理论给您的最大启迪是什么?谢谢!
克里斯蒂娃: 当然,罗兰·巴特这句话让我感到很荣幸!这句话应该是发表于《文学杂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和很多外国人一样,我刚到法国时,也有某种被拒感。但是我在一本书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在第四讲的时候还会再回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让外国人感到身处异乡,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让外国人感到适得其所。”为什么在法国会那么有异乡感呢?因为法国文化中有强大的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但同时,在法国做外国人是很荣幸的,因为法国文化中还有来自启蒙时代的质疑、批评、讨论的精神。也因为在法国有象罗兰·巴特这样的人。巴特是一种罕见的老师类型,这种老师会去仔细阅读学生的东西,但不是看学生从自己身上学到了什么,而是看学生有什么自己的独创。从巴特身上我学会做这样一种老师:把学生视作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思维的人。
关于祝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确实,现在一般认为,从结构主义时代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我对巴赫金的译介,以及对互文性、对话性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同时还有其他学者的加入。但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对结构主义的拒绝和摒弃,而是对它的扩大和发展。如我刚才所说,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话语主体和它的复杂性,二是历史的维度——文本阅读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还要阅读此前和此后的文本,也就是作者对其他文本的接受,以及读者对作者的接受,等等。我想,主体性和历史性恐怕是我给结构主义带来的新的向度。我说“我”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感到不适,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但我的意思是,我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实际上有很多新来者,他们在主体和历史的维度不断进行开拓,在跨学科空间中展开意义的研究。
我还想到一个内容,讲座中没有涉及。即后结构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文学行为,以及 更广 泛 意义 上的 美 学 实 践 —— 电影 、音乐 、舞蹈 等 —— 作为对话性 行 为 、多声部 行 为来研究。我们认为这些实践都是思想的形式,而且非常丰富,非常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主张不是将其视作娱乐形式对待,而是作为思想行为研究。
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弗洛伊德,可说的很多,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如果要简单地概括,那么我说,弗洛伊德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人不是平面单调的,而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他至少有两个舞台:意识与无意识;每一个层面又包含多种逻辑。欧洲思想史,特别是宗教史上,有
“内在经验”的传统。比如说宗教中的祈祷。但也可以是聆听音乐、面对艺术作品时候的内在经验。弗洛伊德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个传统,并继续挖掘。前几年,我写了一本小说——现在我也在写小说——其中有个女主人公跟我有点像;我让她说出一句话,这话从法语角度来说是我的一种自创句式:“Je me voyage.”(我在自身旅行。)我旅行,但不一定是在世界上或在作品中,而是在自身内部。弗洛伊德恰恰能让我们实现自身内部的旅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不一定是爸爸妈妈所期待的那个人,也不一定是政府、公司所要求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有点像毕加索作品中的人物,同时具有不同的侧面。弗洛伊德让我们看到,人本身也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精神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听众 1: 尊敬的克里斯蒂娃教授:1970 年您的老师罗兰·巴特在 《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littéraire)上撰写了《异邦之女》(L’譩trangère)一文,向当时法国学界热情地介绍您,后来他为法国通用百科全书撰写了《文本理论》一文系统阐述互文性文本理论,我想问:罗兰·巴特在互文性理论创立与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与罗兰·巴特曾经使用的“互文”(intertext)之间有怎样的区别?谢谢!
克里斯蒂娃: 我们认为互文性适用范围与概念涵括其实是非常广的。罗兰·巴特说他从我这里得到互文性的启发。确实,我们之间在互文性问题上有许多共鸣。或许其中不包括弗洛伊德。但不管怎么样,弗洛伊德是我后来才引进到互文性研究中的。巴特使用互文性进行文本解释,主要在《S/Z》这部作品中,针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他试图阐释这个文本的多声部意义。我要说的是,互文性给阐释者很大的自由度,让读者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但互文性阅读也需要一个度,不能让读者想象代替作者想象。巴特也是这样做的。不过同时,他并不忌讳读者在阅读中的主观视角,并常把过去时代的文本进行当代阅读。
听众 2: 在互文性操作的时候,如果在整体中截取一个片段进行分析,是否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
克里斯蒂娃:下一次讲座我要讲的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片断——“小玛德莱娜点心”,这就是在一个小说文本中截取的段落。我通常给学生的建议是,在着手互文性分析以前,要阅读整体文本;不仅是含有分析对象的整部作品,还包括作者所写的所有文本,这样才能充分地读出其中各种多声部的意思,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文本的丰富的世界。有了整体把握,你才有可能就一个文本片段写三百页的分析,因为你知道如何在作家的整体创作的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多重意义的阅读。
写作是一个非常浓缩的行为。我想在中国的书法艺术里,书写者对这种行为一定是有体会的。所谓浓缩行为,就是在一个词语的空间浓缩了许许多多的经验:阅读、爱情、仇恨等等。如果对作者的世界了解不充分,就不能解读出其中多重的回声。通常学校里进行的文本细读难以穷尽文本的丰富。文本意义的挖掘是无止境的。在一篇博士论文或一部著作里,在一个相对长的篇幅里,可以更充分地展开文本的发掘。
听众 3: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是:在您的互文理论的三个维度中,您是否认为语境可以独立于作者和读者而存在?第二个问题是:我注意到无论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还是您的老师罗兰·巴特的后期,他们都非常重视修辞的维度。而我在您的相关著作中很少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所以想请问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见解。
克里斯蒂娃: 刚才提问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语境的问题。当然,语境有作者的语境,有读者的语境,两者之间是会有差异的,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时代错位。举个例子:罗兰·巴特曾写过关于拉辛的评论;他在其中加入了现代人的阅读视角。当时有个索邦大学的教授,不能容忍这种阅读方法,因此两人围绕拉辛展开了一场争论。罗兰·巴特写了《批评与真相》,以此作为回应。我是认同他的这种新的眼光,不同于一种 17 世纪的眼光。当然,在从新语境出发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能只根据自己的主观视角任意曲解文本;同时,在从文本出发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新的时代性的阅读。
第二个问题:关于修辞的问题。当然,我们在面对文本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它的风格,它的修辞,它如何呈现人物,等等。具体的文本分析必然是从这些细节出发的。我自己的研究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我对普鲁斯特、对马拉美的研究,其中都有很多对修辞的探讨,但这些研究还没有中文译本。
听众 4: 您刚才用毕加索的画举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人是一个多声部的构成,事实上对文本的阅读,也是对文本中的“我”的多声部的阅读。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词语如果不是在一个文本之中,也不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而是独立于文本,它的价值如何?第二,文本互文性说到底,是否是主体间的关系?
克里斯蒂娃: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说的脱离文本的词,是指画面里的词吗?或者是两个人交流中间蹦出的前后不连贯的词?总之,我的回答是,不存在脱离语境的词。即使是在广告里面,比如说达能的广告,只有“达能”两个字,也肯定是有意义在里面的,有商业意义,这是达能在向你推销。两个人交流中间蹦出的单个词则是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一对恋人彼此相视,但是没有语言;突然间冒出了一个词:“眼睛”。没有其他内容。可是“眼睛”两个字不是字典里的词,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意义:可能包含了许多的爱,也可能包含分离之前种种复杂的感情。所以,即使词语不在句子或文本当中,仍然有一个潜在语境,仍然是在一个对话关系中。我从事精神分析,经常会碰到那么一些病人,他们说话不多,经常沉默,或者掷出几个不连贯的词。但由于我知道他们的经历,我可以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把他们的断断续续的语词置放到一个对话关系中,由此判断它们的意义。所以,即便是面对单个的词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的多声部,并在多声部的意义中进行选择。
至于文本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的,文本与主体之间必然是有联系的,因为不存在没有语言的主体。是主体就必然有语言。我的病人中有自闭症患者,他们有语言障碍,但他们有与世界交流的方式,通过眼睛,通过耳朵,通过触摸。我们试图赋予这些感知以意义,并通过音乐等手段,让他们重复听到的东西。慢慢地,他们中有的人会走向语言。所以,语言的潜在语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补充一点。弗洛伊德给“对话性”带来的启发不仅在于他指出,人只要开口说话,就处于对话关系中,就有“他”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是对话性的;还在于他指出,人只要开口说话,就有爱的关系产生。对话关系是爱的关系。爱与恨往往是相生的。我是精神分析师,有些病人来见我,以为平时没人倾听他说话,来找我就是为了有人倾听。但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他一跟我说话,我们之间就会产生对话关系,就会产生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移情”的关系。所谓“移情”,就是病人在我身上移植了种种情感,甚至是爱。他会爱上他的分析师,把她视作无所不能,然后又会恨她,等等。经由语言,情感受到震动。也正是经由语言,病人会获得自由,因为他不用像在家人面前、在上司面前、在情人面前那样保护自己。所以,你们看,在关于“对话” 的思想上,弗洛伊德做了更深入的发掘,揭示了其中爱的关系。在天主教里,天地之初是话语,话语就是爱。有的信徒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精神分析师,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主持人: 谢谢克里斯蒂娃教授!
互文性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本理论,克里斯蒂娃教授以她特有的系统意识、关系意识、空间意识把互文性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又以它独特的理论视角、强有力的解释力在多个学科找到了生长点,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跨学科的文本理论。在语篇语言学领域,互文性理论充分解释了语篇的生成与理解、衔接与连贯,透视了语篇的微观、中观、宏观结构。可以说,互文性理论从文本出发,在语篇语言学领域又回归了文本。
谢谢克里斯蒂娃教授的精彩演讲! 谢谢黄蓓老师的精准翻译! 谢谢各位的参与!
演讲者：茱莉亚·克莉斯蒂娃
翻译：黄蓓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