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制衡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是源于商鞅的“法者，国之权衡也”；二是出于《管子、轻重》，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
不管是何种起源，发展至今，已超千年。不得不说，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宝藏，制衡便是其中一种。现在的古装影视剧中，不管是编纂的还是参照史实所改写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制衡的影子。
远的不说，就说2015年孔笙、李雪导演的《琅琊榜》和近期大火的《长安十二时辰》。
《琅琊榜》，正午阳光出品，根据海晏的同名小说改编，目前豆瓣评分9.3分，荣获第3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讲述了谋士梅长苏以病弱之躯平反冤案、扶持明君、振兴山河的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亲王马伯庸的同名小说，出品方虽然不及正午阳光，但是还未播完，豆瓣评分已达8.6分， 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古装剧。讲述了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陷入危局，靖安司丞李必和死囚犯张小敬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
一个主线是权斗，一个主线是查案。本来并无相交之处，但是却处处丝缠交错，只因他们都有一个朝堂。
有朝堂就有纷争，有朝堂就会有权斗。皇帝为了保证皇权的稳固，必须集权，而集权的最好手段便是制衡之术。
制衡是古代皇帝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为了不让朝廷中一派独大，架空皇帝，削弱皇权，从而保证皇权的稳固，聪明的皇帝都会既保证各党派之间势均力敌，又不侵扰朝廷稳固和引起边疆战乱。
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却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只靠皇帝一人守护，觊觎之人举不胜举，防不胜防。
《琅琊榜》中，多疑猜忌的梁帝萧选为了高枕无忧、不被犯上作乱，先是册封宠妃越贵妃的儿子萧景宣为太子，然后扶持文韬武略皆比太子强的皇后的养子誉王萧景桓为七珠亲王，与太子分庭抗礼。
太子想要保住储君之位不择手段，拉拢朝臣，一心谋划扳倒誉王，从而巩固自己的储君地位。
而誉王在梁帝的有意扶持和默许之下，结党隐私，野心膨胀，和太子争强斗胜，欲将萧景宣拉下太子之位取而代之。
在太子被废之后，更是继续扶持靖王萧景琰和誉王斗争，以保住梁帝的皇帝之位。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唐玄宗李隆基册立李亨为太子，自己想要和严太真去骊山行宫享乐，却任由林九郎把持朝政，不还政于太子。更是任由太子和林九郎串联朝臣，形成两派之势。
任何帝王都不希望有任何潜力威胁到统治力量的存在，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
梁帝如此，唐玄宗亦如此。他们都知道朝臣一多、皇子一多，必然做不到一党。既然做不到一党，就让彼此制衡，让派系之间互相争斗，平衡彼此的力量。当彼此之间有了利益冲突，便会自动互相监督、互相掣肘。谁的力量也不会此消彼长的过于迅速，谁也不可能独霸一方而毫无忌惮。
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者，最终只能是皇帝。只有权力真正掌控在皇帝手里，皇权才能真正的归于皇帝。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太子李亨任由靖安司丞李必给予死囚犯张小敬大权追查可能霍乱长安的狼人。最终，狼人还是在长安引起了骚乱。
林九郎上奏圣人，并间接要求给太子定罪，以削弱太子的实力。玄宗不以为意，只是虚言几句，并未真正的下罪于太子。这便是皇帝的选择。
国之根基不可动摇，林相可以和太子斗，玄宗也乐于见到彼此相斗，但是一旦涉及到皇权，太子便始终是自己人，林相是外人。况且，为了避免彼此之间的力量失衡，皇帝也不会过于苛责太子。
制衡只有彼此之间的力量相对平等之时才能产生。一旦二者之间的力量过于悬殊或者偏差太大，力量强大者可以压迫甚至是消灭力量弱小者，打破平衡之态。
自古胜者为王，胜者可以对资源进行分配。当弱者没有能力和强者对抗，成为被压迫者，那么强者可以将弱者许以利益来拉拢，成为自己的人，这种现象是皇帝最不想见到的，也是制衡之术最失败的结果。
所以，梁帝在太子被废之后，立即扶持新的势力来和誉王抗衡；林相将太子打压的太过厉害，玄宗便对林相对太子下罪的意见充耳不闻。
换句话说，宰相没了，可以再立，是外人；太子没了便是没了，是自己人。
玄宗扶持林相，是为了制衡太子，不让太子过早的把控朝局，让自己安安稳稳的在皇帝的宝座上过完一生，而不是真的想要打压太子，甚至是撤掉太子。
等其终老之后，皇位还是要留给太子，而不可能是外臣林九郎。
梁帝扶持誉王，也并非想要誉王也在太子之位上分一杯羹，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皇权的稳固。宠妃的儿子是太子，宫内宫外皆是太子一党，对皇帝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扶持誉王上位，间接的誉王行监督之权，替自己看着太子的一举一动，让他乖乖的等着自己驾崩之后再行皇权之事。
皇帝还在位时，太子犯上作乱的例子不在少数，皇子被杀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皇帝既要制衡又要保护，最好的办法，便是让彼此之间的力量势均力敌，足以自保之后再进行权斗。
都说皇帝向来多疑，更是不喜太子，哪怕太子是自己的亲儿子。
权力就像夏娃的苹果，诱人、美味，号令停下莫敢不从极具诱惑力。自古以来，只要得到皇帝的宝座，便再也不愿主动撒手。乾隆虽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嘉庆，真正做决定的依然是乾隆，嘉庆只是明面上的皇帝，凡事皆要请示乾隆。
太子是皇帝权力的第一竞争者，距离臣走向君只有一步。也因此，皇帝向来不喜欢贤明、百官、百姓皆拥戴的太子。害怕有朝一日，太子会直接越过自己，夺取皇帝的宝座。
中央集权制注定了权力必须单线运作，皇——官——民，次序决不能乱。世上不可能有两个同朝的皇帝，也决不允许光明正大威胁到皇帝集权的太子存在。
所以，不太聪慧贤明的太子李亨、萧景宣被制衡是必然事件；聪颖、受百官爱戴的祁王注定要死。李亨和萧景宣夺权，只是夺下属的权，夺皇权对立面的权，所以皇帝并未真正下杀心，而是看着他们结党争斗；而祁王夺权，夺的是梁帝的权，直接威胁到梁帝的皇位。
祁王在朝廷上笼络人心，在府内清谈狂论，就连大臣的折子上也必称祁王之意。众人皆只知祁王，不知梁王，这是梁王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对于祁王来说，当一个贤明的君主和当一个贤明的太子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早晚之事。
对于梁王来说，忠心和血缘关系并不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定，是否有谋反的实力才是衡量标准。祁王的这些举动已经越过一个太子应该做的事情了，如果他想造反，就连梁王也无可奈何，所以，祁王必须死。
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中，祁王并没有可以制衡的势力。文臣严侯爷是祁王的忠实拥护者，武将林燮是自己的亲舅舅，一切梁帝能够用来制衡的势力都是祁王的势力，制衡之术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下杀手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说到文臣武将，任何朝代，文臣武将皆是对立，不管他们的利益是否有冲突都必须势如水火，因为这是皇帝喜闻乐见的场面。
即使文臣和武将相谈甚欢，皇帝也会想方设法拆散彼此，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统治力量的存在。非战时期，只有对立的局势才好掌控，真正一团祥和的局面反而对皇帝不利。
唐朝时期，制衡的手段发展到顶峰。两相四将便是最高端的分权制衡。玄宗时期，左相李适之是太子的人，右相林九郎是和太子对抗之人。
然而，制衡的帝王之术用好了，便是一世安稳，用的不好，便有失权的危险。
《琅琊榜》中，太子和誉王的斗争太过激烈，损伤了朝政根本。当靖王上位之后，皇帝便再也把控不住朝局，最终把自己置于没有一兵一卒的境地。制衡用的太过，容易失去人心，更容易失去手中的权利。
本是同更生，相煎必太急。只要彼此少些猜疑，多些信任，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流血牺牲。
不仅中国有制衡思想，西方也有。17世纪末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提出制衡思想：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权力均衡。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削弱了权贵对权力的掌控。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掌权的还是贵族，剥削的还是平民。
结果和中国的制衡之术效果并无太大差异。
集权的利弊是对立统一、辨证和谐的。绝对的权力，就会滋生出绝对的腐败。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集权制度后，打破了贵族分封制，强化了对地方的统治，提高了行政效率，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但是，制度的强化，集权的思维压制了思想的解放，容易形成暴政和腐败的现象，阻碍了资本萌芽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当代的我们，在看这些源远流长的国史之时，不能仅仅只将权谋手段看得过份重要，而是要去看待同时期地球上其他文明做对了哪些事情，才后来居上远远超越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