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学人Scholar
高罗佩与水世芳
文 | 王家凤
来源 | 《光华》1990年2月号
西方人称天才是上帝妙手偶得、转赠人间的“礼物（gift）”；中国人眼中的天才则是落寞“谪仙”。无论中外，“寂寞”二字总与天才并提。天才的妻子，谪仙的伴侣则又如何呢？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笑忘，号芝台，著名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著有《大唐狄公案》，一生致力于学习并传播中国文化。图为高罗佩在他的书房吟月庵前，中央社记者罗寄梅摄，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三十日。
访问高罗佩长子Williamvan Gulik的过程颇为曲折。
由于莱登人种学博物馆正值整修期间，馆长公务极忙，于是约好了一大早在开馆之前见面。不想是日如约前往，却只见着了日本部主任Mr. Ken Vos，他表示馆长在几分钟前接到岳父仙逝的消息，已经赶往处理，这些天恐怕不可能腾出时间接受采访了。
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我们一再试探，才终于敲定了利用周末他演讲前的一个小时会面。这一回，我们不但见到了这位年轻馆长，还由此得知一向隐居西班牙的高罗佩夫人水世芳女士，将在第二天到莱登渡假，顺便会见家人。
01 她的一生更是传奇
在这位生于中国，且与父母最为接近的长子眼中，母亲一生经历的传奇性，绝不下于以“奇人”知名于世的父亲。
水世芳女士是江苏阜宁人，但生长于北平。她的父亲水钧韶早年也是一位外交官，曾经在苏俄圣彼得堡工作；据说当年乘火车到苏俄上任时，一共带了四十五节车厢的随从，和三、四十个厨子。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和天津市市长。
作为十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的女儿，水世芳在家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偶有传见，父女间的对话也仅止于“一切都好吧？”“都好。”这样的对话。
她的家教极严，中学念的是知名女校慕贞中学，毕业时正逢燕京、清华都因战事关闭，所以她先是肄业于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
高罗佩和水世芳1943年于重庆一所教堂的结婚照
结束学业之后，水世芳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随后在一九四三年与当时在使馆担任秘书的高罗佩结婚。
02 成长于中国传统大家庭
“母亲生长在古老的中国大家庭，接受非常传统的教育，由此回想，我的确很惊讶她在廿一岁结婚离家后所表现出的韧性和独立”，高馆长表示，母亲当年所嫁的，不仅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四处飘泊的西方外交官。在三年一调的制度下，她几乎别无选择地随时准备面对环境转变、文化冲击，甚至新的语言；她必须立刻进入状况、妥善照料家人，并且在晚宴中谈笑周旋。此外，她还要接受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父亲即使在公余也永远忙碌”，高馆长印象中母亲从未提及，“但是，我感觉得到她的压力和负担。”
天风琴社送别高罗佩夫妇晚宴合影（摄于1946年3月的重庆）
多彩多姿，却也飘泊不定的外交官夫人生涯，结束于一九六七年高罗佩病逝海牙。那一年她四十五岁，长子威廉廿一岁，幼子十四岁，还在念中学。其后，由于不适荷兰冬季冷冽，她独居西班牙南部，每年夏天回荷兰度假，并探望家人。我们便是在采访一延再延的情况下，得见这位只在书本上看过老照片的高罗佩夫人。
03 好久没有说中国话了！
坊间高罗佩传记中常见的夫妇合照有两张，一是他们在重庆举行西式婚礼时所摄，年轻的水世芳瓜子脸、樱桃嘴，典型的江南女子，站在高大的夫婿身边，显得娇小。另一张则是两人着古装的合照，高罗佩一身日本武士似的盔甲，水女士则着旗人长袍，看来纤细典雅。
高罗佩与水世芳穿中国古装的合影
而眼前穿着浅色碎花洋装，肩覆蓝色披巾的高罗佩夫人，是西式打扮的祖母，内在却十足仍是个温婉柔韧的江南女子。
“我好高兴啊，好久没有说中国话了”，这是她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然后就握着我们的手，彷佛是睽违许久的亲人。
在博物馆的一角坐定后，她从手提袋里拿出两本刚收到的新书，一本美国作者的《高罗佩传》，封面的裸体女子已经被她折了起来，“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她说。另一本是高罗佩小说《明元湖》的新版，她翻弄着前几页说：“我重念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写得好惨啊，我想那时候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她摇摇头，接着说：“奇怪呢，好像才翻开报纸看到他的照片、文章纪念他去世周年，怎么昨天他们告诉我已是廿二年了？”
04 在海牙搬了十次家
她说得一口极软的标准国语，据高馆长说，曾经有一位中国朋友听了母亲说话后，惊讶地表示，她的口音几十年没变，完全保持了30年代战前的语法和音调。这位朋友甚至还要求录下几卷带子保存。
除了一口未变的乡音，水世芳女士几十年来的生活，到底是变动的居多。
“光是在海牙，我数数前后少说搬过十次家”，她说。海牙算是她的第二故乡，“居家”尚犹且如此，就更别说此后的辗转东西了。
一九四三年他们在重庆结婚后，旋即在一九四五年回到海牙，稍作安顿，她开始请了一位先生到家里教荷兰文，可惜不到两年，高罗佩就调往美国，未满一年，又去了东京。此后更是印度、黎巴嫩、马来亚……，没一处待上三年的。
高罗佩一家人
周游各国，她最感不适的一段时间是在印度。天气干、热，而且四处见不着一个中国人。此外，在黎巴嫩的时候，流弹穿梭，交通断绝，她带着三岁的儿子往山顶上避难，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至于最怀念的，当然是新婚燕尔，在重庆弹琴结社、与徐悲鸿、于右任等文人墨客往来交游的那两年。这在高罗佩的自传手稿中，也提及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
05 他不是外国人
四十几年前，对出身传统家庭的水世芳来说，嫁给一个“外国人”，在当时该是件不寻常的大事。她的说法则是：“他不是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从许多方面来看，高罗佩的确比中国人还要中国。琴棋书画不说，他随心境不同自取字号、命名书斋的习惯，也纯粹是中国文人的雅好。为了表示仍然不忘祖国，他的题款总要特别注明“荷兰”高罗佩，往往还加上中式字号，像是“和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
高罗佩（左一）参加重庆琴家杨少五家中古琴雅集
笑忘、芝台分别是他的字、号，中和琴室则一度是书斋雅称。据说他在婚后，嫌原来的斋名不够浪漫，还特别改称“吟月盦”。再由照片中的古装打扮看来，他不但是个中国士大夫，还十足是个性情中人。
这一点高夫人是同意的。她形容夫婿没有斗争心，心肠很轻，事事动情，“他年轻时候又长得很帅，好多人追，生活不容易啊！”她也记得那张古装照片，是他们第一次到东京时，高罗佩由古董店刚买回来，兴奋之余，夫妇俩穿扮起来留下了这张合影。
回忆过往种种，她现在想得最多的却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日子。那时候时局不好，生活很俭省，下了课大家一起吃红萝卜；日本飞机一来，还得躲到野外，“那里多的是大蚕豆，三小时警报下来，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捧一大口袋子蚕豆回宿舍”，她回忆说。
06 我原来是可以学的
听说我们从台湾来，她告诉我们十几年前曾经到台北荣总看病，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去过日月潭、乌来、北投温泉，而最难忘的，却是最后两星期随着一位老师学画松竹、弹古琴，还学了裱画。“你看我原来是可以学的”，她认真地说：“只两星期就学了那么多，这么算起来，我这一生好像都废了。”
在西班牙，她也开始跟老师画画，不过学的是油画。她告诉我们公寓附近的山坡顶上住了一位台湾太太，“我最羡慕她了，”她说：“每回称赞她的衣服好看，她就答是妈妈从台湾寄来的；她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方方的包裹，里面是妈妈寄来的衣服和肉松！”
07 让过去的过去吧
水世芳廿一岁离家，当年随夫调离重庆时，匆匆只带了一个小包，此后陪伴荷兰高罗佩渡过传奇一生。
行过千山万水，唯有“家”始终是愈行愈远。她的长子威廉一直希望在进行父亲传记的同时，也鼓励母亲写回忆录。不过高罗佩夫人不但很少提及过去，对此提议也不甚积极。问她为什么，她笑咪咪地说：“过去的嘛，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