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平湖以西，黄河东岸，大运河古道正北，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堡垒村”——戴庙镇芦里村。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孙、李两姓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来此地。传说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村南设立护卫营，后在皇营地上开办了铁匠铺，有18盘红炉，“炉里”由此得名，后改名为“芦里”。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该村就建立了党组织，共有孙明吉、孙明和、孙明深、孙绪瑞、孙长领、李廷义、刘丙申7名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该村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留下了一桩桩生动感人的红色故事。
东征路上遇险记
芦里村村民一直有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最早参军的孙长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成长为一名八路军团职干部。据知情人回忆，部队驻防于山西某地。
因芦里村经常闹水灾，生活艰难，1937年10月，孙长安同族侄子孙明吉、孙明和兄弟听说后，辞别母亲，一起越过黄河来到了山西投靠孙长安，继而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排行老二的哥哥孙明吉（族谱名为孙明记）当上一名炊事员；排行老三的弟弟孙明和则当上了所在部队首长梁兴初（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原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通信兵。
孙明和生前经常一脸自豪地对孙辈们讲起在山西部队当兵的经历。“刚到部队时，我和哥哥被分配装子弹袋。”当时，八路军物资奇缺,子弹袋没有足够的子弹填充，他们就把高粱穰（高粱秸秆最上面部分）削成子弹状，塞到子弹袋的小孔里。这时，远看子弹袋鼓鼓囊囊，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里面是真子弹呢！
1938年11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及其所属六八六团（代号东进支队）开赴山东，孙明吉、孙明和随同部队踏上了东征之路。到了山西与河南交界的一座山上时，兄弟二人所在的连队突然与一股日军发生遭遇战。敌人飞机在头上盘旋，我军遭受敌人围困，只好藏在一个山洞里。连队领导命令孙明吉出去搬救兵。当时，孙明和只有十四五岁，目标小，身体灵活，也要求一同前往。兄弟二人刚跑出去不久，日本鬼子的飞机朝着那个山洞俯冲下来，投下的炸弹在洞口爆炸，洞内的八路军战士全部牺牲。望着炸坍的山洞，他们不禁泪水涟涟。
1939年初，经过长途跋涉，孙明吉、孙明和随大部队通过今梁山县大路口以北黄河渡口（即河南省台前县孙口将军渡），回到家乡芦里村。孙明吉与亲人短暂团聚后，继续随部队东征。孙明和因熟悉当地情况，被领导留下来从事地方工作。孙明和曾任区委委员。因遇上蝗灾，他曾组织带领群众逮蚂蚱，被群众们亲切地称为“蚂蚱委员”。
一种记忆，历经血与火的洗礼而永恒。东征路上的这段惊险经历，兄弟俩刻骨铭心。后来，不论是人在何处，他们经常以此教育后人，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成果。
蒲篮底下大变活人
蒲篮亦作“蒲蓝”，是一种用竹篾、柳条等编制的扁圆形盛器，在我县农村很常见；可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品，对孙明和家人来说堪称“救命恩人”“生死之交”。
1941年冬，一部分日伪军进驻离芦里村北2500米左右的郭楼村，准备修筑据点；加上当时芦里村东南1500米左右的戴庙村也有一个日伪军据点，照此下去，势必对芦里这个抗日堡垒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切断八路军过黄河的交通要道。
绝不让他们得逞。八路军某部果断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于是发起了郭楼战斗，指挥部就设在芦里村。
郭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有8名八路军战士被围困在一座没有房顶的老房子内。他们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放火点着了屋内的玉米秸和茄子、辣椒棵，升起的浓烟反而蒙蔽了鬼子，八路军战士全部得以生还。
据回忆，郭楼战斗一打响，芦里村村民就主动担负起运送伤员、打扫战场的任务。留在地方工作的孙明和一马当先、不顾疲劳，与乡亲们一道先后从枪林弹雨中背回村里15名伤员及15支枪。
郭楼战斗结束后，戴庙据点（现戴庙小学后面二层红楼）的日伪军遵上司命令，叫嚣着：“一定要抓住领头的孙明和，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于是，他们集结起来围剿芦里村。
刚进村，日伪军就抓住了一位村民，恶狠狠地让他领着寻找孙明和。巧合的是，那个村民是孙明和的大哥孙明著。一奶同胞，情同手足，岂能让自己的弟弟落入敌手？于是，他灵机一动，把他们领到村北共产党员李廷义家。他心里清楚，李廷义一家全部躲到外面避难去了。日伪军一看大门紧锁，恼羞成怒，放了一把火，扬长而去。
没有抓住孙明和，日伪军不肯罢休，再次积蓄力量，第二次围剿芦里村。这时，正好孙明和在村内的街上行走。看到日伪军急匆匆的样子，他无处可藏，立即往家跑去。孙明和的母亲孙王氏正和婆婆、妯娌磨面。她看到儿子往家跑来，就知道咋回事了。她拽过一个蒲篮，倒扣下来，让儿子趴在下面。上面再放上一个蒲篮，让婆婆、妯娌安定下情绪，开始蒙蔽敌人。
孙王氏娘家姓王，银山镇西钓台村人。在婆家，她经常接待东平、寿张的军地干部，她和婆婆、妯娌都积累了对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日伪军进了院子后，到处找人。只见3位妇女，一位在磨道里“嘚嘚”地撵着毛驴磨粮食；一位坐在板凳上，双手用细箩在上面的那个蒲篮里来回筛面；一位在院子里用簸箕一上一下簸着粮食。日伪军东瞧瞧、西瞅瞅，没有找到人，再上下打量，她们毫无慌张之意，失望地向其他地方搜查去了。望着敌人远去的背影，防止敌人杀回马枪，孙王氏赶紧掀开了蒲篮，迅速让孙明和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往事难忘，睹物思旧。时隔数十年，孙明和的家人每每看到在外人眼里普普通通的蒲篮，一种特有的亲切感、感恩感油然而生、情不自禁。
宁死不屈的于清振
于清振，声若洪钟，眼如铜铃，身强力壮，脾气倔强，有一股百折不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抗战时期，因工作积极，他被选为芦里村的抗日村长。
郭楼战斗结束、八路军撤走前，将15支枪、20担粮食（约合1000千克）隐藏于芦里村。保护好这些重要军用物资，成了芦里村的首要任务。
据62岁的村民孙钢奎说：“父亲孙明深（族谱名孙明琛）是一位共产党员。冲着党组织的信任，我家成为埋藏军粮的地方。全家人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安全转移。”
戴庙据点的日伪军一直视芦里村为眼中钉、肉中刺，两次进村寻找枪支下落，均无所获，惹得顶头上司恼羞成怒。于是，他们不甘死心，开始第三次围剿芦里村。他们以为抓住孙明和，就会知道这些物资的下落。他们一进村，就朝着孙明和而来，孙明和闻讯后再次跑出村去。这次，他们绞尽脑汁抓住了于清振，进行严刑拷打、问个究竟。
他们将于清振五花大绑，拽到村东的河边，将他吊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上。日伪军头目找来好几个盛水的木筲，打一鞭子，泼一桶水，嘴里还不间断地怒吼：“你到底说不说？”
于清振是条硬汉子，生就不是好脾气，日伪军头目打一鞭子，他就骂一句，就是不说藏枪的事。他越破口大骂，日伪军头目打得越狠，不一会，他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外流。
这时，一位性格老实、怯懦的村民，看到于清振被打得惨不忍睹，就好心地劝他，“你说村里有几支枪不就完了，几支枪也成不了大事。”他的本意是让于清振不全说出来，先用几支枪应付敌人再说。
于清振怒目圆睁，不满地对这位村民说：“你知道个么？村里连根秫秸都没有！”那个村民的好意变成了坏事。实际上，枪支藏于一户可靠村民的房顶上伪装竖立的高粱秸内。
日伪军们一听暴跳如雷，大声吼道：“原来你村里有枪啊！”他们都围上去对于清振进行了更为猛烈地毒打。打了好长时间，于清振昏死过去。一位村民见势不妙，就说：“人都死了，就别打了，要不都到我家喝酒去吧！”日伪军们也不知于清振是死是活，撤回了戴庙据点。
据村里老人讲，几位村民找了辆牛车，把于清振从枣树上卸下来，准备拉到于氏墓地里掩埋。半路上，谁知于清振竟然清醒过来。当得知日伪军已走远，他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事后，孙明和的家人经常去探望于清振。于清振总是乐呵呵地说：“我这人没坏良心吧！当初嘴角一歪，不把你老孙家给毁了！”
一封来自异国的家书
孙明吉、孙明和兄弟俩回到家乡后，其中孙明吉随部队身经百战，与家里的联系近乎中断。他生死未卜，母亲孙王氏无从得知，心里一直牵挂着他。
孙王氏的3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参加革命，还是共产党员。她家冒着杀头的危险隐藏杨明堂（后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郭忠振（后在江西省南昌市工作）、李超等军地干部在这里从事革命工作，成为周边有名的拥军模范。每次召开军民群众大会，总会找4个壮劳力，让她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子上，敲锣打鼓抬着到现场，她不到不开会。每次开会前，这里总要唱大戏。当穿着华丽戏装，活泼俊俏的花旦出场时，孙王氏总会脱口而出：“这闺女怪俊哩，要是给俺二儿当媳妇怪好！”她口中的二儿就是孙明吉，可见她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1945年下半年，孙明吉随大部队挺进东北。锦州战役时，他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参加了极其惨烈的塔山阻击战。当时，他负责后勤保障。
有一次，孙明吉用扁担挑着两筐热气腾腾的馒头送到阵地时，一个营的兵力全部牺牲在战场上。他只好收拾起散落在地的通讯器材及有关文件，送到指挥部。后来，该营恢复建制，他由一名炊事员提升为营长。
新中国成立后，孙王氏几经打听，才弄清他的准确地址，找人写信催他快回家完成婚姻大事。不曾想，他又跟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封信几经辗转，才到了他的手里。
收到母亲的来信后，他异常兴奋，但忠孝不能两全，在战火纷飞的间隙，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这样说道：“母亲来信已收到，我离家几年，也十分想念母亲。朝鲜战争还未结束，祖国的安全还得不到完全的保证，我们还需要战斗一段时间。等战斗结束后，在得到党组织允许的情况下，一定回家看望母亲……”
深明大义的孙王氏，以后再也没有提要求他回家的事。后来，孙明吉转业到原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工作，现已去世多年。
文/方雷 刘德民
铁血军魂
荣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