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共休产假”一度引起热议，这个看似有点“个人化”的问题，背后却牵系着男女平等的观念，支持者认为，国际经验证明，单方面延长女性产假，反而让企业招聘女性时有更多顾虑，如果男人不休产假，那一个企业雇一个女性的成本就升高了，所以他们呼吁 ，在休产假方面鼓励男性也要休产假。
此外， 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当中都有一个缺位的父亲和一个焦虑的母亲。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双重的偏见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不公平的对待。男女共同休产假，让爸爸也有更多育儿责任与乐趣，真正的人生伴侣是双方都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如果在家庭、职场上双方都可以共同分担责任与义务，这样在孩子的成长中，父亲不必缺位，母亲也不必焦虑。
杨澜就曾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发出共同倡议，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给女性更多的晋升机会，让男女共休产假，给予母婴哺育空间……她说:“外界的观念是，如果女人不先做到相夫教子，就没有发展事业的权利，相比之下，男性精英几乎很少被要求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不公平，家庭的砝码不能只加在女人一边。给予女性更多的支持、更好的环境，我觉得这是社会可以共同推动的事情。”
中国年轻女性群体中有一种迷茫情绪：“到底是干得好重要，还是嫁得好重要？”对此，杨澜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你需要让自己做这道选择题？干得好，是安全与独立，嫁得好是幸福感。二者兼顾不仅是女性的梦想，也是男性的追求。问题往往出在，你向‘嫁得好’要独立与安全，向‘干得好’要幸福感，结果可能都会失望。”
杨澜认为只要女性在人格上是独立的，那么无论是女总统还是家庭主妇，同样值得尊重，“有一天，我听到资中筠女士说，在她们年轻的时代，如果有一个富家子弟跟她说‘我们家很有钱，你不用干活了，我养你。’她一定是把它作为极大的侮辱，但是今天很多女性自觉或者不自觉希望地有一个男人跟她说：‘我养你吧’。我个人认为家庭主妇就算没有独立的收入，也可以有独立的人格，而很多女性即使有独立的收入，她在精神上也是依附的，或者说她总是要去讨好或者满足别人对她的预期，而不是很自由的活出自己想要的风格。”
虽然杨澜是独生女，但她感谢父母没有对她娇生惯养，“我干很多家务活，洗床单、换煤气罐，礼拜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板，还要把清洁我们与邻居家之间的公共区域，这是我每个星期都做的事情，而且成为了自然而然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教育显然让杨澜受益匪浅：“女人不管是女儿、姐妹、妻子、母亲，首先是她自己。没有独立的自我，无人能给她自由；没有完整的自我，无人能使她完整。从小被教导如何乖，讨人喜欢，即使学会了一技之长，但在心理上依附于他人，终究是会失落的。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最可靠的办法是找到自己，忠实于内心，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虽然曾经采访了很多女性楷模，但杨澜说自己的偶像是她的外婆：
“外婆191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幼年时，按照旧传统，女人必须缠足，为了防止孩子扯掉裹脚布，外婆的母亲甚至用针线把布条和脚上的皮肉缝在一起，因为疼痛，外婆彻夜哀号，终于让有了一些新观念的外婆的父亲无法忍受了。他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大城市的女孩不再缠足，我看就算了吧。’就这样，外婆有了一双半大不小的‘解放脚’。
而就是这双半大不小的解放脚，让她能够在17岁那年，为了逃离包办婚姻，半夜出逃，一路东躲西藏，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上海，进入一家手帕工厂做起缝纫工，后来创立家庭作坊，她坚持女孩要读书，所以把我母亲送到了大学……回头想来，一位不识几个大字的乡下女孩，要有怎样的决绝，才能克服恐惧，向一个未知世界迈出自主的脚步？我觉得那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
对于当年17岁的这位女孩，我充满了敬意，我觉得她的勇气、独立、追求自由是她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的价值所在，我从她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了幸福的力量。”
杨澜认为在现今社会，没有人可以单打独斗，男女平等并非意味着男女对立、势如水火，而是基于公共政策、企业文化、家庭人生三个层面的相互协作，这中间恰恰需要有示弱或者是求救。一个人是做不了那么多事情的，所以应该跟自己亲爱的人说：“亲爱的来搭把手”、“亲爱的我做不来了，来帮我一下。”
对于曾经流行的“撒娇女人最好命”的说法，杨澜笑说撒娇与“男女平等”并不矛盾，“我也撒娇啊，我还跟自己的孩子撒娇呢，我不是要做一个铁肩担道义的、很无趣的女人，我认为女人可以非常有趣，我们可以有非常有趣的人生，绝不是造作的也不是故作强硬的。”
很多女人说过“下辈子一定做个男人”，杨澜坦承自己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做了母亲后，觉得做女人真好，“我下辈子还想做女人，我认为女性比男性对生命的理解更直接，这种感觉特别美好和幸福。最明显的就是生孩子都很痛，但是痛过了之后，你拥有了一种跟孩子的生命最直接的联系。女人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中伴随痛苦，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财富和幸福所在。”
杨澜认为女性应该学会不被情绪所击败，
“幸福力不是让人成天像打了鸡血似的，那样反而挺病态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一直快乐、永远快乐，幸福是说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同时能够与自己的烦恼相处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全然没有烦恼。
这其中有很多平衡的方法，比如我会听听音乐，看看书，跟孩子们出去旅行，做做spa，逛街买买东西，买花回来插插花，跟闺蜜聊聊天、喝喝茶，这些都可以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处于一种可调式的范围内，别把自己的这根弦太紧绷了。
幸福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养成的。一个人的幸福力的觉醒是从对自身的了解开始的，最终也是我们自己塑造了自己的幸福。”
虽然与别的母亲相比，杨澜陪伴孩子的时间似乎少了些，但是，她并不遗憾，“我的孩子虽然有一个不会做饭的妈妈，但是他们有了一个见多识广、总是兴致勃勃的妈妈，一个享受着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妈妈。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总比让他们有一个整天唉声叹气的妈妈要强。我带给他们不同的见闻、带他们去旅行的地方，包括传递我对工作的热爱与兴趣，这些都是会给他们带来正面影响的。”
在自己家庭里，杨澜如何对于儿女进行“男女平等”教育？杨澜说自己在教育上没有区别，对他们都是一样的要求，“我要让他们知道，你并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很多人在小女孩成长的过程中会说：‘你要乖，你要讨人喜欢’，以至于小女孩从小就要看着别人的脸色决定自己的言行，这是对个性多大的压抑啊。‘讨人喜欢’这个词我就很不喜欢。我特别希望女性去发现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嫁自己爱的人，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不用顾忌任何外在的评判标准。”
在工作中，如果自己遇到性别歧视，杨澜说自己不会姑息，她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女性可以重新去定义‘力量’这个词，‘她力量’不是所谓的我能够“控制”多少人，而是你能够“成就”多少人。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再去玩一遍男人的游戏，而是想重新去界定这个游戏的规则。‘她力量’是一种尚未充分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性别平等，就是社会道义和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