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记者与“现场”该保持多少距离

原创： 李振阳 传媒评论 今天

李振阳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学硕士。现任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融媒体编辑部副主任，负责浙江之声各融媒平台的运营和管理。作为记者，曾报道过世界互联网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世界杯、全国运动会等重大会议和赛事，是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等重大突发前方特派记者。作品多次获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新闻，是人们想知应知而未知之事。因此广义地来讲，新闻所发生的当时当刻，就是现场。它可以是一间会议室，可以是马路边，可以是田间地头。对于参与到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记者，“现场”的维度仿佛更立体了。它不仅意味着在物理上你必须到事件发生的最核心，更意味着汗水、泪水和血水的交织，甚至还有理智与情感的冲击。即便是事件过去多年，“现场”的影响依然绵长，夜夜入梦而来。

入行以来，我到达过的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包括：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山体滑坡、雨雪冰冻、游船倾覆、儿童失踪……作为一名记者，职业素养要求我无限逼近新闻现场的最核心；可作为一个“人”，有时候那条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线”无法跨越，也不能跨越。一次次的灾难事件让我更强大，让我不惧应付极端的情况；灾难中一个个鲜活的人让我更柔软，他们是灾区黑白底色上一抹代表希望的“红”。

1

没有“料”，

是因为离现场还不够近

突发事件，真实的现场就在发生那一刻，再无可能重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是“遗憾的艺术”。记者所能做的，是尽一切可能接近真相，以图、文、视频等手段还原出真实的现场，并找出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在现场”，这一原则被跑突发的记者奉为圭臬，不但是传播报道的客观需求，更是人感知事物的自然规律。在信息传播路径上，更长的传播线条，意味着更多的“白噪音”，真实现场被扭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2013年10月，受台风“菲特”影响，宁波余姚发生严重水灾，城区受淹，主城区城市交通瘫痪，通讯受限。一时间，大水围城的余姚成了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牵挂，把消息“抢”出来是记者的职责所在。

在被大水围城的余姚，冲锋舟成了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来到余姚，当时城区大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一个成年人的脖子，普通车辆根本无法进入，纷纷熄火，歪七扭八地停在路面上，不见车主踪影，道路上就像个汽车的“坟场”。城区交通被切断，部队运输所用的高底盘卡车就成了唯一能进入灾区的机动力量。面对这样的极端状况，人是很渺小的，作为身在现场的记者就必须“上下求索”。我各方联系，才得以跟随武警部队的车辆涉入深水区。一路上，我不断以广播连线的报道方式实时传出灾区的讯息。在通讯受限的情况下，传统广播节目快速、灵活的优势发挥了出来。

大水围城，出行受阻。在机动车辆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市民们开展自救，有条件的用上了自备的充气皮艇，没条件的把家里的门板卸下当小筏子，愣是把受淹的道路变成了可供通行的“河道”，源源不断地把老人、妇女、孩子转移出来。在灾区，百姓们缺少赖以生存的物资，而救援力量又不能迅速地覆盖到每一处。这时候，互帮互助的精神就体现出来。余姚市中心的学弄社区是积水最深的几个地区之一，我1米8的个头，但一脚下去，水依然淹到了大腿根部。不少一楼的平房完全无法居住。社区居民史大伯告诉我，他家在二楼没被水淹，粮食还有些储备，就匀了一些给楼下的邻居。他的一句“大灾面前，大家都是余姚人，分什么你我他”让我感动至今。2013年10月10日的《浙江新闻联播》中，我以广播口述录音特写的形式，用大段同期声和环境声“纪录片式”地反映了灾区群众的生活状态。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没有人能脱离环境而存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时，记者的身份既是“记录者”，也是事件的推动者。由于通讯条件差，加上断电，余姚城区百姓最着急的是不能了解最新的消息，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抗水救灾的信心。在做广播连线报道时，我反映了这一问题，而浙江之声同一时段开辟的直播节目，刚好将当地通讯方面的负责人请到了前方直播室，老百姓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力量恰好得以衔接。

在灾区，通讯条件十分恶劣，往往信号良好时只有几分钟的窗口。保证报道的同时，我精简了其他无关的通话和短信息，努力为灾区群众留出宝贵的信息通道。渴了饿了，缺少补给，就把身边的水和干粮一份掰成两份来用；累了，就趴在随行车辆上休息。

2

没有“度”，

离现场再近也会人性黯淡

在第一现场，记者很容易被种种极端情况所裹挟，有时候甚至会遇到人性和职业责任心的双重煎熬，这时候就必须给自己划出明确的底线。

2015年6月1日晚，载有456人的客轮“东方之星”，在长江湖北监利水域翻沉，举国震动，8名浙江游客涉事其中。得到有关部门允许后，我与同事星夜兼程赶往事发地。此时，已有数千名家属赶到湖北监利，当地承载量已趋近饱和。为了把宝贵的住宿资源让给游客家属和救援人员，我们在当地一招待所值班室席地而卧。

这是一次注定驶向悲伤的采访之旅。“怎么报”“报多少”，处处都是对记者分寸感的考验。大约是从汶川地震开始，灾难中人的心理状况逐渐被重视。“心理干预”从时髦的词，成了灾难事件中的标配。浙江派去的工作组里，有两位心理医生，都来自省立同德医院。据说，灾后心理干预过程中，“医生”的身份也是极为敏感的。彼时浙江游客遗体尚未被确认，任何和医院有关的东西，就连一身白大褂，大概也会被视作是死亡的象征。一开始，当地的医务人员接近家属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受到了来自家属的强烈反弹。一位医生告诉我，出于工作需要隐瞒身份，应当是常识，不知为什么当地同行没有顾及到。小城监利，又何曾遇过这样的大事件？

在6月6日播出的稿件中，心理医生说：“他们（家属）现在认为一定能找得到（亲人）。要给他们情感上支持。好好地生活，对去世的人来说也是最大的安慰。”如心理医生这般的同理心，恰恰也是记者所需要的。

跟我聊得最多的，是一位留着板寸头的医生，他总是穿着一件格子的短袖衬衫，下身一条卡其色西装裤，乍看之下，他和他的同事就像电视里的“老娘舅”一样平易近人。“板寸头”医生说，他们跟家属们聊家常，让悲恸在可控的范围内释放，消弭于无形。“板寸头”医生后来反复跟我说，很多人想不到，那些参加救援的官兵，其实同样需要心理干预。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和平年代没见过太多大死大伤。他们去执行的，是几乎注定会悲伤的任务。没找着，心里会有那种沮丧，甚至自责；找着了，遗体最糟糕的状况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于生命的同情让他们更加悲伤。唯有让涉事游客生还，方能让他们解脱。而整个过程中，逃出生天的人，屈指可数。

“东方之星”扶正出水（张朋摄影）

这个工作组最多时有30多个人，里面除了医生，还有政府官员和当地社区街道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承担着安抚家属的工作，不少人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精神看起来都不大好。灾难将一切都撕碎，裹挟、碾压着所有参与其中的人。

很快，“头七”到了。前一晚，工作组找了块城区外的空地，支起钢架，蒙上彩条布，挂了写满祭奠之词的条幅和幕布，勉强算是给家属们布置了个寄托哀思的去处。同事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第一句话是，好小的棚子。是啊，小到、简陋到都不能称之为“灵堂”，七八个人在里面就转不过身来。

前一天还晴空万里的监利，“头七”（6月7日）这一天大雨倾盆。在当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播出的稿子里，我尽量用克制的词汇描述这一天的天气：“灰黑的云层压得很低，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9点，家属一行，来到悼念场所，他们身穿深色衣服，数十米开外就下了车，任凭雨水打在身上。临时搭起的大棚里，素白色一片。家属们焚起清香，开始祭奠。”

和我们记录下的声音相比，没有记录的可能更让人动容。家属的恸哭，撕心裂肺。然而我们没有报道，以避免二次伤害，这里也许缺了一个核心当事人的声音，但留下了人性和人心。

事后翻看现场照片的时候，有一张给我触动最深。祭奠，是分“户”进行的，没有轮到的家属，在一旁等待。一名杭州游客的家属，看起来是个20多岁的姑娘，她一身黑衣，戴着口罩，手上紧紧捧着亲人的照片。在距离棚子几十米开外的地方，她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毕恭毕敬，不哭不喊，好像眼前的哭喊都与她无关，她的世界里，只有自己和在船上的亲人。我突然感受到了另一个词的含义——咫尺天涯。距离出事地点不过几十公里，亲人却已不在；胸口捧着的照片上，也许还有笑容，但那笑容已是冰冷。两个世界的距离，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又何尝不是“咫尺天涯”？把握不好分寸感，越过了那条人性的红线，即使距离现场再近的报道，人心之间也是远隔重洋。

3

没有“情”，

现场就没有爱和希望

身在重大突发事件现场，人容易变得渺小。在外界看来，受灾的群众容易被简化成通报中一个个数字。克制、丝毫不差，但也显得有些冷冰冰。如何让渺小的“人”重新“立”起来，是记者的职责所在。人不是“0”和“1”，而是有真情实感，会呼吸，会痛，会破涕为笑，虽艰难但也会重拾生活的信心。突发事件中的“情”，是真相的一种人性化表达。

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我与同事第一时间出发赶往灾区。一路上余震不断，盘山路一侧是不断落下的石块，一侧就是江水，不少路段围栏已被落下的山石砸烂，路旁被砸坏抛锚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在位于震中的芦山县和受灾最严重的宝兴县，幸存的人们在开阔地搭起帐篷，身下垫上几块砖抵挡四川春天里的潮气。

在一切秩序都被灾难打乱，一切力量都被动员到拯救伤病员中去的时候，我们在芦山中学发现了一个和灾区有些格格不入的现场。我们的大本营在学校附近，隔着大门听到学校安置区帐篷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小心掀开帐篷布一看，上课的竟还是两位外国友人，他们正在教孩子们英语单词。而孩子们听得格外投入，不少人还拿起铅笔做起笔记。奔波了一天，我们早已人困马乏，这样的现场却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4月22日浙江之声播出的稿件《帐篷里的读书声》，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希望的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芦山中学读高一的一个孩子名叫李莎，在帐篷里和她聊起来，那双眸子里闪现的是那种在灾区很少见到的兴奋的光芒。

给孩子们上课的是当年22岁的加拿大人布莱顿和21岁的美国人迈克尔，他们都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留学生。布莱顿告诉我，地震发生当天，他们就从成都出发，两人骑着一辆摩托车，4个小时后就来到了芦山县。到达芦山中学后，他们发现安置点有许多周边乡镇的孩子因为受灾回不了家。他们意识到，对孩子们来说，心灵的陪伴和一瓶水、一碗面同样重要。

布莱顿用带着口音的中文对我说：“他们住在帐篷里面，非常难受，有的父母也不在，最主要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玩。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安排，他们今天要干什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要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发生这样的大地震，我会希望更多的人过来帮忙。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你可以选择在家自保，却仍然冒着危险进入灾区，为素不相识的人去付出，这就是人性的闪光点。这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长出的想必是参天大树。

在重大突发事件现场，记者在心理上应当是全情投入，在职业态度上则要和“现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冷静记录的同时，让人性在笔尖流淌。最终，你所经历的“现场”会成为肥沃的土壤，滋养自己的生命。你走近现场，现场也在走近你。至今我仍不时想起在灾区遇见的种种极端环境，为了“死里逃生”而感到后怕。采访途中碰到的生离死别让我更加珍惜眼前安稳的环境，珍惜胸口那温热的跳动。那些在灾区遇到过的人们，你们现在过得好吗？

来源：传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