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观点摘要：
1、一些境外媒体试图将它描写成所谓“英勇青年与黑警及恶政之间的对抗”。
2、他们已经实现了“议题设置”：将对抗剧目打造成连续剧，每周末进行，下午出发，晚上地铁结束前收工，近来频率更甚。
3、千万不要相信一种说法：这种抗争来自人们的自发行为。
4、在这一系列套路中，民主与自由成为一个工具化的表述，广场上的民众成为了筹码，“颜色革命”的核心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资源——权力。
5、民主的技术化实现，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6、所谓框架化，就是将运动放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并在框架中依照严格程序与良性的沟通解决问题。
7、对于“港独”这一类的诉求，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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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政治运动，必然有其因由。香港最近爆发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暴力运动，明显已经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次组织成熟的“连续剧”。无论从规模还是策略上看，都非常组织化，构成了“发动者-深度参与者-浅度参与者”三个明显的层次。在民间流传的口号、术语、手势等，已经具备了一定系统性。这既是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招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军事化的组织模式。而且，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极端手段，已经远远超越了世界上正常的和平抗争运动，包括挑衅警察、挖祖坟、欺负老者、纵火、射箭、威胁警员儿女等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媒体的报道非常具有倾向性，力图配合该次运动，并试图将它描写成所谓“英勇青年与黑警及恶政之间的对抗”。可以认为，这是一次“雨伞运动”的续篇，以更大规模、更极端的方式袭来。最极端的版本，就是号召香港“独立”、“建国”。
一、香港事件的社会背景与话术准备
事件的大背景，指向香港经济的持续疲软及尖锐的民生问题。相比大陆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的疲软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经济不可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制造业的外迁，以收税为导向的经济吸干了经济活力，回归之后接连错过多个机会，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与就业没有解决好等等。以上说法都各有道理，港府的执政方向确实值得反思，这构成了一些人不满的本土环境。
一个经济体有高峰有低谷，放在历史维度上看也是常态。但是这种“相对剥夺感”却点燃了香港人。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与居民以往的获得感相比，现在的青年觉得当下收入的增长不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而产生愤怒的情绪。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举过例子形容，“一个房子，当别的房子都很小的时候，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尤其是一些底层青年，他们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中更难获得机会，从而进入极端主义的怀抱。
由于2008年金融风暴的余波，西方世界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自从2011年起，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由“相对剥夺感”而引发的本土民粹运动，比如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英国的占领伦敦和脱欧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但是，香港的运动有它自己的独特性：除了民粹这一底色外，它还表现为所谓“反中”、要求“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诉求，其中还有中美博弈下“颜色革命”的影子。可以说，底层民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诉求结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运动，都需要有一套有足够诱惑力的话术。这些话术用以塑造意义和目的。香港这一次运动，可以说经过了足够的话术准备。无论是针对中产的自由主义言说，还是针对底层“废青”的愤怒话语，都足以实现情绪动员。目前，大陆人接触到的口号大多数是一些涵盖着粗话、黑话的版本，事实上，这只是“话语魔法”的一种，针对的只是没知识没文化、但行动力很强的无知青年（对的，很多人都是炮灰）。
但是，对于中产的知识份子，又存在着大量高质量的话术。香港媒体人张洁平的文章，多少反映了精英话语的样貌：从香港的身份危机到本土精神的失去，它具备极高的诱导性、渲染性。而“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六不”等口号，都蕴含了一定的斗争性与策略性。应该说，一些市民的诉求是合理的，行动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内，而且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纪律性，但一些激进分子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法治底线。同时也不能否认，也有部分精英——包括个别媒体人、教师、医生、律师等，虽然未必站在警民冲突的前沿，但一直在等待着机会。
香港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密密麻麻贴在公共场所墙上的小纸片。这些小纸片上的每一句话，都在增加着“信念武器”。足够的话术生产，实际上就是在提供足够的武器供应。有时，一句话，就能把一个旁观者发展为参与者。我们看到黑衫的排山倒海，虽不坚定但人数众多，恰恰说明了这种话术的突出效果。
而且，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展，给信息带来流通的便利，话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转变：符号、图像、音频、视频等。有人把它制作为MV、有人将它制作为脱口秀、有人将它制作为动图。
至于《逃犯条例》修订，那只是一个“突破口”，只是一个在不恰当时期出现的法案。但是，它被反对派利用了。他们将此前准备好的一系列话语推出来，从所谓“反对林郑”、“反送中”、“反对黑警”，再到极端的所谓“光复香港”，新账旧账一起算。而恰恰在期间自杀的香港青年，又助长了悲情气氛，令“共情”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时期抛出的种种悲情叙事、仇恨话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即使在林郑宣布废除《逃犯条例》修订之后，运动虽然失去了靶子，但是残余的情绪依然在激发着黑衫军。
运动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因为，运动参与者知道，胜负并不是在“此处”，而是在“别处”。由传播机构呈现给全世界的图景，才是真正的战场——因此这是真正的媒介斗争、景观斗争。妇女和儿童，往往成为秘密武器：将儿童推至前场，在警察驱散时及时拍摄，企图呈现出“警察恶劣对待儿童”的效果，从而在宣传上占据主动；或者让一个女生站在警车前，做抵抗的姿势，并将其拍摄下来，塑造出一种“鲜花革命”的浪漫主义。
这种着力于“呈现”的对抗，某种情况下实现意义的争夺——为自己的“正义”加持，以获得国际舆论的声援与支持。这意味着，运动参与者关注的并非冲突本身，而是在国际舆论面前塑造着自己的形象。我们在埃及政变时看到的“广场上的孩子”的照片，事实上就来自这类经过导演的传播技巧。
目前，他们已经实现了“议题设置”：将对抗剧目打造成连续剧，每周末进行，下午出发，晚上地铁结束前收工，近来频率更甚。准时开始、准时散去，这就如同潮水，Be water。有说法称这句话出自李小龙，但事实上这是社会运动总结出来的策略，最早来自于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中一位老印第安人安东尼奥，他说过，“宝剑虽然比水硬，但它砍不断水，放在水里它会生锈”。如水，就是一种“温柔的抗争”，一种针对政府的“软打击”。不过事实恰恰相反，过于激进的香港“废青”们往往以暴力收尾，不仅没做到“Be water”，基本上都是“Be fire”。
二、资本、传播与行动的密切结合
这种运动，对一个政府的打击有多大？笔者研究过韩国的倒朴运动。2016年底，“闺蜜门”爆发，朴槿惠马上遭遇反对势力的集体鞭挞，这种后现代运动以每周百万人的规模在光化门前集结，朴槿惠没坚持四个月，就不得不辞职。朴槿惠政府就此倒台，她自己不得不面临30多年的有期徒刑；而她当初的政敌文在寅，则顺利当选新一届总统。
千万不要相信一种说法：这种抗争来自人们的自发行为。经验表明，多人的自发行动最后导致的是“群氓效应”，但是倒朴这种集体大游行，必须有人在统一部署、即时指挥，还得准备大量的资金预算。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组织化行为：资本、传播与行动的密切结合。
香港的运动，呈现出三环结构。最核心的是组织者、话术提供者与资助提供者。他们位于核心状态。他们是谁，有媒体指出是黎智英及李柱铭，或许还有一些隐形的人，包括外籍华人或外国人。在运动中，我们不断看到疑似间谍的踪迹，基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香港事件中存在着“职业社会运动分子”，此外还有大量台湾势力，这或许意味着这次运动存在着更大的野心。总之，这一环非常神秘，策划者通常在幕后（倒朴运动的操手是谁，至今也不知道）。虽然黑衫军总是坚称“抗争无中心”，但这显然是烟雾弹。
其次，是一群被激进主义主导的“先锋”。这群先锋往往以底层青年为主，他们的特点是激进、情绪化、易掌控。这帮人被同胞称为“废青”，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即使对于运动本身，他们对斗争的目标理解有限，可能连民主的基本形式都答不出来。香港社会普遍流传他们收了钱，而且日薪还在节节看涨，逼近一天2000港元。他们是新闻中的可见部分，与警察直接冲突、在元朗与白衫人互殴、在机场欺负长者。激进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因为运动必须靠着“激情”作为燃料。但是，他们的行为不断丑化着香港示威者的形象。他们表现某些极端民粹主义情绪，比如排外、反智等方面，导致被戏称为“文盲大革命”。
最外围的，是一群沉默的中产知识阶层。他们是有诉求的，对于港府的某些经济政策有所不满，但并没有明显的意图指向。他们或者是真心爱护香港价值的真诚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法律框架内的和平示威来促进问题的推进。这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尊重的。香港的民主行为从来就在《基本法》的保护之下。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成长于港英政府教育的叙事之中，对自由主义有一定的信仰，同时也深受香港极右翼媒体的煽惑，缺少国家认同。尤其是，被核心层的“情感策略”所驱动，也与运动产生了“共情”。事实上，他们还是比激进青年理性得多——他们希望“港人治港”，即具备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废青毁了香港的未来。
当然，如果进一步细分，三环可以继续划分出更多的层次。但是，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见到“核心层”是问题的关键。这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地。这种被编码的观念，主导了废青，也诱惑了知识阶层，形成了主导整个运动的核心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这些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系统工程”。
三、意识操纵与意义之网
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曾反思苏联解体时群众的状态，并痛心疾首地写了《论意识操纵》一书。他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原则上人的一切行为都统统可以操纵，而且花费有限。他指出，“人类的某个有影响有组织的部分通过某种方式，使我们整个社会按照同一个程序积极行动起来。这给人家带去了巨大利益，但却使自己蒙受了重大损失。”这就是1980年代末的那场颜色革命，导致苏联最终崩溃。推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是民众，他们被西方媒体形容为自由的先锋，但穆尔扎对这种称谓高度怀疑，他认为那是“着了魔的民众”。因为，颜色革命带给俄罗斯的是毫无疑问的退步——“这在全球的大账本上都记得明明白白，一字不差地写在政治家们那张眉开眼笑的脸上了。”
意识操控是怎样实现的呢？这里需要回到人性层面。每个人都是编织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意义，是由社会赋予的。詹姆斯·凯瑞认为，“人类的思想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才能，就个人而言，它是事后以历史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在进行思考时，实际上是沿着“已有的地图”在进行，这就是一种意义之网——如果你认为生活不能没有民主，你就可以为民主而死；如果你认为国王是最重要的，你就可以抛弃一切保卫国王；如果你认为真主是最伟大的，那你可以为了伊斯兰的信仰牺牲性命；如果你认为主权是最重要的，那誓死也要保护国家的荣耀……自由和民主，就是当下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意义之网。它通过教育、媒体、文化产品、建筑、艺术包围着个体，并将它塑造成“非此不可”的状态。一种默默营造的情境，本身就可以影响人的行为。这种情境已经从理念渗入到了公共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个人，这是一个驯化的过程。因此，当“为民主而战”的号召响起，其支持者就能从四面八方赶来。
白罗斯著名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多位俄罗斯人进行过深度访谈，逐步证实了穆尔扎的研究。有一位当年参加过苏东事件的俄罗斯人坦白，他当年走上十月革命广场，“其实我是想去捍卫社会主义，想不到却推翻了它。”另一个俄罗斯人直接说自己被骗了，“以为迎来了自由和民主，结果叶利钦和他的强盗一起出来，把权力抢走了。”也有一位俄罗斯妇女愤怒地说，“从前的苏联是人人都敬仰的世界级强国，但看我们呢，只是一个三流国家，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必须指出，能进行意识操控的，并非只有美国或中情局。在2014年一度势头甚猛的“伊斯兰国”，同样善于意识操控。当时，大量宗教极端主义蛊惑话术在网络上游荡，并精准地找到了带有潜在极端主义倾向的青年，包括一些生活在西方的“穆二代”。进入网络时代，信息的流通更加畅顺，意识操控的技巧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挥。也即是说，这种颜色革命以“民意”为外衣，实质上发展至今，在国际政治中，它已经成为一种任意的武器——它可以针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机进行精准打击。
而且，香港示威、暴力活动爆发的时间恰好是在中美贸易战进行得激烈之时，这个节点爆发的运动，绝不是偶然现象。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持续观察者，我很难否认美国在香港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通过干扰中国内政来谋取政治筹码是美国多年来的惯常做法，比如克林顿邀请李登辉访美、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而在中美关系进入敏感节点之际，突然爆发的香港之乱恐怕是一次策划，而神出鬼没的外国人身影，似乎也在证明着CIA在香港的活动。香港天真的青年人，很可能被利用为美国博弈的一个棋子。
四、作为政治理念的民主与作为武器的民主
我非常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技术化实现，却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民主不是靠破坏出来的，而是需要建设的。民主是很高阶的产品，需要在特定权力机制和政治文明下才能实现。而美式民主，则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形态才能出现。自从上个世纪起，全世界都是美式民主的试验场，但并没有多少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取得过成功。这就好比是踩滑板的人，在平路上溜得快，但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就会摔得鼻青脸肿。
西方的政治学著作都正面肯定“民主化”。但他们没有明说的是，多个国家的“民主化”最后都谈不上成功：虽然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却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最明显的案例是“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国家，在推翻了既有秩序之后，多个国家陷入了高度混乱之中。以埃及为例，人们以为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政权，就能建立一个“美式的民主”，但结果却是亲美派、军政府、宗教极端势力轮番上台，险些回归成为极端伊斯兰国家。再看墨西哥在推翻革命制度党之后实现的“民主化”，只需了12年就沦落为一个毒枭横行、社会动乱不堪的失败国家。
但是，应用在意识操纵上的“民主”则是屡试不爽——“为民主而战”，成为示威者、甚至暴力分子最好的理由。作为武器的自由主义，与洛克所倡导的经典自由主义原理早已无关，它成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武器，用以在观念战场中排挤对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僵化的、极端化的自由主义，比如动辄就提“选票”、动辄就骂“强权”、“独裁”。但民主怎么建设，怎么制衡，怎么实现在地性，怎么平衡宗族势力，这套话语都没给出答案。很简单，这套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仇恨与愤怒，策动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与激活“彼岸愿景”，让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摧毁既有秩序的力量。至于如何建设，并不是“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所关心的。
最后讨论“将会怎样”的希望。
“框架化”是目前很多政府处理社会运动的常用方法。所谓框架化，就是将运动放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并在框架中依照严格程序与良性的沟通解决问题。“从街头回到室内”，以更理性、更低成本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手段。但对于“港独”这一类的诉求，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必须指出，共识只能在相互妥协中完成。
如果有人坚持颜色革命的原则，以各种理由拒绝对话，坚持暴力运动，那么“革命将吃掉自己的子女。”这是激进运动的最终归宿。那些冲动冒进的青年们，很可能成为“失落的一代”，被激进运动所吞噬：那些违法的暴力分子可能要在牢里挥霍掉青春。至于那些核心圈的人物，或许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后路，或者一直处于“安全地带”。
参考书目：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泰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美】克里斯丁·卡里尔：《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林天贵译，新北：八旗/远足文化，2014年版。
【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俄】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美】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王焱：《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郑雯：《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