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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礼首先想到的是还没有参与二战的国外。
对，就是国外。
国外国会图书馆拥有先进的图书维护设备、一流的图书管理人员，那儿，将是能给中华文化典籍提供保护的最佳避风港。
1940年起，袁同礼不断与国外驻华大使詹森及驻沪总领事罗君（F. P. Lockhart）协商，意欲将这批善本书籍运往国会图书馆寄存，以避战火。
由于这只是民间行为，事情进展不大。
不过，曾为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胡适时任驻美大使，他知道了此事，极力赞成，积极与国外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接洽，很快达成合作意向。
“当初这批善本运美，我国是为了安全，而国外方面的兴趣主要是摄制书影以供流传和研究，摄影完毕后即拟运还。”多年以后，参与图书转运工作的钱存训回忆说。
不过，意向虽已达成，却迟迟未能付之行动，转移经费也未能拨付到位。
袁同礼急得头发都白了！
1940年5月 11日，袁同礼实在等不下去了，直接找到行政院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出自己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前往国外，在国外募集资金。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事，国民政府也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在袁同礼的反复催促下，1941年5月，行政院将3000美元转运资金拨付到位。
袁同礼还来不及高兴，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国方面的问题是解决了，国外方面却似乎改变了主意，推三阻四。“惟言及起运问题，非美政府派人押运，方能免除危险。然美政府以沪上情形不明，不肯即允。若由国会图书馆派人前往，又恐事若不成，反惹日人注目。”
真是急死人了！
袁同礼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还是胡适有大将风度，他沉得住气，冷静分析了形势，最后，决定自掏腰包，资助原北平图书馆馆员、时在国外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的青年学者王重民到上海进行实地考察，并与袁同礼馆长共商运书办法。
1941年5月4日，袁同礼和王重名冒险抵达上海。“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
国外人太可恶了！
在这种严密封锁、严密监控的环境下，要安全转运善本，太难了。
但也正因为其太过严密封锁、太过严密监控，若这些善本再不转运，只怕不久就要落到国外人手上了。
想到这，袁同礼的背脊梁上便冒出了冷汗。
还是上海办事处主任钱存训有办法。
他找到了一间由国外人开办在共租界里美术艺术公司，该公司后院仓库宽阔，空气流通，可以作为典籍转运的中转站，这样一来，转运过程中的安全系数就大为增加了。
于是，5月12日至13日，袁同礼亲自指挥卡车将甲乙两库300箱善本书籍运存到该公司，并电告胡适和教育部以及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各委员，准备起运出国 。
但是，考虑到300箱一齐起运话，数量太多，难度太大，袁同礼与钱存训商量，不如从中挑选精华部分先运。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想法。
于是，大伙儿说干就干，一口箱子一口箱子地开，选出精本，重新装箱，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
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共选出精善本2720种，总计约3万余册，装成102箱，其中包括，宋元本约200种，明版近2000种，抄本500余种”，基本包罗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精华。
挑选好精本，国外政府那边的思想也已经做好，他们已经同意将这批善本书运美保管了。
但是，先前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在国外人严密封锁、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避开国外人的视线，将这百余箱善本书籍安全运往国外？
袁同礼找到担任上海海关监督的丁桂堂来回磋商，反复核计，想好了一个好点子：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外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份合同，合同中就说这些善本是国外借阅的。这样，就可以由国外国务院授权驻上海总领事，把这些善本作为国外财产报关，由国外负责押运出关。
想法很好，但是国外人不干。
国外政府为保证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不肯因为此事得罪国外，借口上海情况不明，拒绝驻沪领事出面运送善本出关。
袁同礼大失所望。
不过，袁同礼坚信：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很快，袁同礼又想出了第二个办法：把善本书籍装入旧衣箱内，用旅客携带行李的方法把它们先带往香港或其它地方，然后再集中起运往国外。
但这办法，还没有实施，袁同礼自己就把它给否定了。
要知道，用旧衣箱装书，衣箱比书箱小，箱数必然加倍，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购置到这么多崭新的衣箱不说，就算买得到，在公司内改装也难保不走漏风声，可操作性太差了。
想来想去，袁同礼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不怎么靠谱的国民政府上。
他希望国民政府能训令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由江海关发放通行证，日方可能会免检——注意，这仅仅是可能。这也就意味着这么做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实在是无路可行了，即使冒险，也得试一试。
可知道，这批善本图书在上海多呆一日，就多一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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