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汉时代经文传统和疏证学派的多样性，可能会相当简单地被归结为两种突出倾向的对立。当大部分疏证经文的人，以通过口碑渠道而流传下来并在当时记录成文字的文献（今文）为基础时，某些在帝国形成之前以“古文”形式写成的经典抄本，也都被重新发现了。这些考古发现可能会引起一次争论，其意义要远远超过惟一的文献真实性问题，其反响直到19世纪中叶才使人感觉到。
第一次重大发现几乎可以肯定地要追溯到景帝时代（公元前156~公元前140年），或者据其他人认为，仅仅断代为公元前93年。《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连同新文本的抄本都在孔府的一堵墙中发现了。大圣师家族的后裔之一孔安国在武帝时代，是第一位对这些文献感兴趣的人，据说其释读具有很多的困难。
西汉官吏、经学家孔安国
但这些古文文献的专家们，似乎很快就于其周围集聚了所有那些反对作经文式诠释，并拒绝把经典视为预言集的人。如果说我们似乎可以把“今文”文献的支持者们，与那种邹衍曾为其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齐国星相和占卜传统联系起来，那么他们的反对者则更应该是与大圣人的故乡鲁国的伦理和礼仪（但更应该是唯理主义的）的传统联系起来了。
然而，新的倾向可能推迟出现了。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举行对立学派代表人物大辩论时，董仲舒的解释获得了胜利。在西汉末年，“古文”传说的支持者，如皇家文阁的目录学家和帝国统一之前的古文献的刊布者刘歆（公元前32~公元前23年），却显得孤立无援了。当时，反对意见不仅仅涉及到了同一部文献的不同文本，而且也涉及到了其学说内容不同的著作。所以，《公羊春秋》就成了“今文”的典型著作，这是由于董仲舒对此表示的关心及其谶纬学的背景造成的。但当左丘明的巨帙编年史《左传》被认为是对鲁国编年史《春秋》的疏证文时，《周礼》却成了“古文”的典范著作。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
篡政者王莽对“古文”传统支持者们的偏爱，在汉室复兴时，可能恰恰对他们造成了损害，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向广度发展，东汉时代最著名的疏证学家便以“古文”文献为其研究的基础。《左传》、《周礼》、《国语》的疏证者贾逵（30~101年），在其诸多著作中特别是写了一部对鲁国国史三种疏证文之比较研究著作《春秋三传异同说》的马融，人们应将《诗经》、《仪礼》、《周礼》和《礼记》、《论语》和《尚书》的疏注文归于其名下的著名学者郑玄（127~200年）等人，其情况均如此。东汉时代，“今文”传统的唯一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何休（129~182年），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对公羊的诠释，但他的理论却遭到了郑玄的批驳。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何休
最早用古文汇辑起来的文献，在汉代之后最终被人接受了，特别是在457~465年的刘宋王朝中，以及在长江流域的中国梁王朝（502~557年）中，更是如此。后来在隋帝国（581~618年）中也如此。“古文”的胜利，导致汉代浩繁的谶纬文献几乎全部灭迹了。直到18和19世纪，某些学者和哲学家，才敢于无所顾忌地为一种已遭人遗忘的传统恢复名誉，这就是董仲舒的著作、《公羊春秋》和何休著作所代表的那种传统。对古文文献的释读，无疑是对金石碑刻重新产生兴趣的原因。
第一部汉文字书（因为大家不能把《尔雅》视为这样的字书，它是 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前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时代问世的，表现得如同是一部百科全书性的著作和一系列的诠释）出现于公元100年左右。这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分析了在帝国统一之前，由李斯设想出来的比较古老文字的简单和复合偏旁部首的组成。这部字书著作共包括分布在540个首部之下的9353个文字。从前汉末年起形成的古文传说的唯理主义的反响，无疑应与在古文传统的支持者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相联系。它可以由诸如《赋》的作者和《易经》专家杨雄（公元前53~公元前18年）、音律专家和博学家桓谭（公元1世纪初），特别是一部有关批评其时代迷信的巨著《论衡》的作者王充（27~97年）等人得以阐明。
汉朝历史人物许慎
这些作家们肯定不会超越其时代的思想范畴（阴和阳、天和地之间的对应和对立体系），但人们不能否认他们对于逻辑推理具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对于合理解释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王充对于物理学、生物学和遗传学问题极其关注。如果说他有时也求助于古人的权威，那么他更愿意使用实验手段，并力图仅仅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王充如同桓谭一样，也是唯物主义者，他不否认人死后可能不再有任何东西存在了。完全如同火需要柴薪一般，思想、意识和感受也不能独立于身体而存在。在批判其时代的一种特别强烈信仰的目标“命”之概念时，他却把人类命运的多样性，视为三种独立因素之结果。这三种因素就是天生的博学与文化爱好、形势和事件的偶然性，但也有从人一诞生就对他施加的星辰影响。
经学的鼎盛与汉末文化的复兴
经学在后汉时代放射出了最强烈的光芒，这是由于当时有一些著名的注解者。如马融（79~166年），他对鲁国编年史的三种疏证文（《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作了一种比较研究。此外还有大名家郑玄（127~200年）。由蔡邕（133~192年）编纂的《六经》（《易》、《书》、《春秋》、《礼》和《乐》）的全文，于175年镌刻在京城的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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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再未曾出现过如此有利的形势，因为经学和“儒学”即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和沉寂的时代，它事实上一直持续到11世纪的一种新伦理哲学和玄学的发展高潮期间。汉代末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已经促使了某些新倾向的出现，它们是以恢复战国时代的传统为标志的，如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性道教、墨子学派的正名论和辩证法、法家。如同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一样，思想家们似乎被分成了两种反衬对比的态度（“自省”和向往一种强制性的秩序）和两种选择（无政府状态和专制）。
这样一来，王符（约为90~165年）的《潜夫论》（其书名恰恰使人联想到这种拒绝陷入腐朽堕落世界的行为）是对当时政治风气，以及商业与手工业占据的过多地位的批评。法家理论复兴的影响，于其中已经令人感觉到了。但崔寔（约为135~170年）的《政论》，又是一位坚信以不顾忌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特权，来严厉执法以加强国家理论的支持者的著作。汉末表现出来的新倾向，在公元3~4世纪时充分发展起来了。当时正开始形成后来统治了中世纪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运动。
《政论》作者崔寔
公元4~8世纪的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佛教文化的中国。自战国编年史开始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缓慢发展，以及最早的青铜铭文时代（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才最终产生了一部综合性著作，它就是中国最大史学家之一的著作。司马迁（公元前135?~公元前93?年）的《史记》继续了其父司马谈的写史事业，他利用了过去所获得的全部资料，并于同时提供了漫长的一系列官修史书的第一种体例模式，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汉一满族的大清帝国时代。司马迁继承了战国时代各种编年史那非常明确具体的年代框架（按照皇帝在位年号的年、月、日的顺序记载），从而确保了中国史学家们的著作那令人注目的明确和具体特征，从最早的那些已作出断代的事件（公元前841年）一直到近代始终如此。
他同样也继承了这样一种古老的习惯－严格地转载皇权官方文献的文本。最后，他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记述艺术、在外交召对和战国时代的学派争论中经发挥的故事与言论的大部分内容。尚未被遗忘的整整一大批口述文献，就这样在汉代被汇辑起来并很快被作为鲁国的编年史《春秋》、《战国策》和《国语》以及左丘明的巨帙编年史的解释与疏证。司马迁利用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文风之一和综合概括的一种巨大力量，根据口头传说、文献、档案和同代资料，而首次对有史以来整部中国社会史都作出了梗概性描述。
撰写史记的司马迁
《史记》是一部具有政治和伦理感想的著作，它启发了此后晚期重要断代史的作家们，也就是自公元82年起，由班固及其妹班昭修成的《汉书》开始的历朝断代史的作家们。所以大家便在这些著作中发现了由司马迁采纳的三种主要分类：帝王纪、志（有关礼、乐、历书、百官、地理、兵、河渠、食货、刑法等的资料）和传（其中包括了有关藩邦的某些非常珍贵的资料）。散文在诸如司马迁、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或董仲舒（约为公元前175~公元前105年）那样的大作家、史学家、政论或帝王纪的作家们的著作中，似乎达到了其充分成熟的程度。散文同样也适宜于论述、记叙和演说，它恰恰是以其既严格又优雅、既灵活又能追述的简练特征而久负盛名。
结语
它似乎是利用了在战国时代千差万别的体裁中，作过尝试的一切不同经验。柳宗元和韩愈于公元800年左右希望推崇的，以及明清两代作家们竭力模仿的，也正是这种散文。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