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建华
贾玉霞阿姨在局大楼工作期间，和曾在局工会的我母亲同在二层楼，集体学习在一个小组。我学生时就认得她，慈眉善目的贾阿姨见面总是叫着我的名字，关怀备至。多年未谋面，2013年秋天我碰到她，叫了一声“阿姨”，她露出几分疑惑，“你是……”我说出母亲的名字，她马上笑着喊出了我的名字，亲切又感人。
前不久到贾阿姨家采访，心里踏实很高兴，阿姨准备了糖果和酸奶，我们面对面而坐，时间并不能冲淡一切，虽然好久未见，但那份熟悉和亲近的感觉依然如初。
作者和贾玉霞阿姨
革命军人家庭出身
85岁的贾玉霞阿姨讲起父母便打开了话匣子，她的父亲贾福堂从小离开东北老家到河北保定参加了革命，和徐水县大王店黑山村小学教师的母亲靳醒民结婚，夫妻二人跟着党组织搞地下革命工作，母亲是妇救会干部，一起解救被俘的地下党同事，送情报，刺探机密情报，挖地道，做军鞋。当时全村的地道都通着，她的姥姥家西屋有个地道口，上面用粮食墩做掩护。小脚的姥姥在家里望风、掩护父亲，做了不少事。
贾玉霞阿姨说：“我的母亲高挑的个子、白白的脸，长得挺漂亮，为了迷惑敌人，头发挽成髻，脸上抹上锅黑，她总是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有时候姥爷挑着担子，一边箩筐是物品，一边箩筐是年幼的我，母亲跟在身后，装成送女儿回娘家的样子，巧妙地送达情报。我的母亲很聪明，在送情报途中的过路村子都让我认有干妈，碰到敌人盘问起来，以村里有亲戚作为掩护。”
村头不远是鬼子的炮楼，被称作“大王”的鬼子头目，杀人不眨眼。另一条街上住着汉奸吴金榜，他让儿子拜鬼子炮楼的头目“大王”为干爹，组织起了一个反共班，自命班长。他带领日本鬼子到处寻找抗日的人，逮住就杀害了。过年时，他带着鬼子跑到老百姓家里，看到谁家煮了肉，连肉带锅端走。
父亲贾福堂参加了八路军，是杨成武的部队，属华北地区独立大队。杨成武在河北保定地区指挥了多场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大龙华、雁宿崖、东团堡等山地歼灭战。这些战斗发生在易县、涞源一代，使敌军闻风丧胆。杨成武的部队在保定这片红色热土上创造了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为保定抗战的辉煌历史贡献了重要力量。
姥姥的遗照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她的家乡不远的易县发生的事，1941年的那次战斗，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英勇抗击日军和伪满洲国军，父亲也参加了那次战斗，在大部队的掩护下提前撤退到徐水车站。1团7连6班在战斗中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进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五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贾玉霞阿姨说：“村长的本名叫什么，没有几人知道，全村人都喊他’贾傻子’，论辈分我叫他’姥爷‘。他外表憨憨傻傻，不太机灵，家在村西头，后面是小山，他是我们这边的人。村里有段时间拉锯战，有时八路军来，有时鬼子来，总是村长出面应承。八路军来了，他真心实意地接待八路军；鬼子来了，他装模作样地接待鬼子。
八路军隐藏在不远的山里，我的父亲是连长。一个夜晚，部队上靳指导员趁着黑夜回家探望，被汉奸告密，鬼子突袭抓住了靳指导员，把全村人赶到现场，用刺刀戳靳指导员，放狼狗撕咬，眼看狼狗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掉，死得很惨。
靳指导员的牺牲是村干部的失职，村长低着头几天不说话。自那以后，只要有八路军进村，村干部就在各个路口派上岗哨，再也没有出过事。
后来父亲成为营级干部，部队上的人都叫他‘参谋长’。在一次战斗中，父亲躲在大树后向敌人射击，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击中，子弹从左眼进去，后脖颈出来，当时生命垂危，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带出来的徒弟为父亲做了手术，父亲左眼失明，医生为他装了一个假眼。你们看，照片上的父亲右眼大，左眼小，左眼是假眼。很万幸父亲躲过一劫，但身体状况不好，回到部队后，人称‘贾瞎子’。 ‘贾瞎子’厉害，打仗勇猛不怕死，方圆多少里都知道。”
贾玉霞的母亲被鬼子抓去过两次。第一次，母亲见看押她的是邻村的人，就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啥事也干，肯定是抓错了。反反复复说好话，说服了看押她的人，把她放了。母亲没有裹脚，是个大脚，跑回了家。第二次，母亲被鬼子抓走，村长知道我的父亲是“贾瞎子”，赶紧去救人，很快母亲就放回来了，年幼的贾玉霞和姥姥都很意外。
父亲贾福堂
汉奸吴金榜仗是日本鬼子“大王”的干亲，为所欲为，干尽坏事，八路军要除掉他。父亲部队来村里围剿汉奸吴金榜的反共班，被反共班发现拼命地抵抗。父亲让人称“歪脖嘴”的神枪手瞄准汉奸吴金榜，“砰”的一枪，打中了右胳膊，反共班的爪牙看到班长被打伤了，都慌了，八路军冲上去把他们全俘虏了。把汉奸吴金榜、小黑小子等人押到山里，优待俘虏讲政策。几天过去，汉奸吴金榜悔过自新，说要回家养伤。部队同意放他回去。他天刚亮悄悄回到家，钻进茅厕解手，挂在树上布腰带被提前回村的小黑小子看到，马上带着日本鬼子抓走了汉奸吴金榜。吴金榜原以为日本鬼子念旧情，不会把他怎样。恰恰相反，心狠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当胸扎了进去，拔出刺刀，把他头朝下活埋了。吴金榜的家人趁着黑夜，悄悄地挖出他的尸体，埋葬了。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
1948年河北解放，父亲把户口关系迁到了母亲所在地——河北保定徐水县大王店镇西黑山村，安家落户在姥姥家。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父母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舅到部队后去了东北站车团，12年失去音讯，直到1950年，才给家里来了信。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仪式，大舅部队的东北战车团首先通过，毛主席还和战车团了留影。大舅、二舅、姨靳醒儒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遇见相爱的人
父亲贾福堂任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张家口西山坡）的副校长（团级），母亲被批准去部队，还有军衔，当时准备把家里房屋物品上缴，全家去部队。此时母亲却因长期的劳累病倒了，几次到部队医院住院治病，不见好转，1952年正月初八病逝。母亲离世那年33岁，留下了12岁的贾玉霞和3岁的弟弟。
严厉的父亲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张家口西山坡部队住了几天，认识了警卫员吴增昌，又回到徐水县老家。革命军人的子女享受优惠待遇，军区让贾玉霞去北京总政文工团，弟弟去北京育才学校上学。姥姥坚决不同意两个孩子远离，姐弟俩留在了老家。
1958年在石家庄留影
后来，父亲的部队搬到离老家30里的谢坊，他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两个孩子，警卫员吴增昌徐经常来到家里，照看她们或骑自行车带着贾玉霞到集上买吃的。警卫员吴增昌忠厚老实，实实在在地为首长服务，对两个孩子很照顾，父亲让两个孩子叫警卫员“叔叔。”
1956年，17岁的贾玉霞得知石家庄纺织厂在招工，就向父亲要求去当纺织工，父亲沉默半晌，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好吧，我同意了。”那年的9月15日，贾玉霞要到纺织厂报到，临走前，父亲的警卫员吴增昌对她说：“你就要走了，交个朋友吧。”“啥是朋友？”“从你来到现在五年了，我一直伺候你，咱俩通信吧。”贾玉霞默默地点着头。
贾玉霞成为石家庄纺织厂的纺织女工。经过学习和培训，她很快成长为一名熟练工，头顶白色工作帽，身着白围腰，穿梭于轰鸣的机器中，柔软的纱线在织布机上律动着，快速完成接头、换粗沙、落纱等系列工作。踏实肯干的她，车床上总是挂着大红花。
1956年在石家庄纺织厂
警卫员吴增昌到石家庄看望贾玉霞，带来了礼物，衣服、布拉吉和香水，情窦初开的贾玉霞看着漂亮的布拉吉和香水害羞地低下了头，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警卫员吴增昌跟随父亲转业到了地方，1957年秋天吴增昌支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不久他提出结婚，父亲贾福堂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吴增昌人不错，你要嫁给他，就要接受男方家孩子多，条件不如咱们家的现实，希望你这一辈子不要在钱上计较。”就这样贾玉霞与父亲的警卫员吴增昌举办了婚礼，成为恩爱夫妻。
后来，父亲贾福堂在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任兵役局长，1960年退役后，任邯郸市政协名义主席。1992年4月29日病逝。
打字员的经历
爱人吴增昌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机电分局开汽车，1959年贾玉霞随后调到了三门峡，在机电分局党委办当打字员。
1959年父亲到石家庄看望女儿，父女留影
机电分局党委办主任是曹静波（1960调到刘家峡），王政田为第二任党委办主任，（1968年调离），之后李猷庭、王德先后接任；保卫科三个人，科长孙佑喜，科员魏德功、刘某某；财务科长黄某某（1960年调走），科员万国光。在三门峡工地，还遇到了父亲贾福堂部队的战士朱玉林、陈小三和潘春安。
贾玉霞刚来，学习打字。
人们对打字员的印象往往是室内工作、简单轻松，现实并非如此。打字机全身用铁制成，重量约50斤，常用字盘上的钢字有2450个，另外还有两盒备用字，全部钢字5000个，钢字都是“反手字”，打到蜡纸上成为正常字。操作打字机时，左手操作常用字盘手柄左右移动，右手掌握“机头”，安装在机头上的“字锤”对准字盘上需要打印的钢字。往下一按，字锤衔住字盘上的钢字，“咔嚓”一声，瞬间打到了装在滚筒上的蜡纸上，又瞬间放回字盘原处。面对密密麻麻的“反手字”，要在有2400多个钢字的字盘上立马找到需要打印的每一个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贾玉霞在纺织厂就练就了心灵手巧的本事，默默地下功夫，边学边干，在干中学习和提高打字熟练程度及技巧。但毕竟刚刚入门，字盘不熟，材料科技术员吕决楹经常拿来一摞摞领导批阅的材料，让打印。贾玉霞从上班干到下班，甚至加班加点，前面的还未打完，新的材料又来了，桌子角上堆了厚厚一打。
贾玉霞想自己在纺织厂以“巧手”著称，总是把活儿远远甩到身后。可眼前却是正相反，活儿堆在那，就是24小时不睡觉也干不完，她苦恼极了，工作量似乎超出了一个新打字员的能力范围。任性的她去找行政科李主任，请求说：“主任，少批点文件行不行？”主任说：“现在大坝施工紧张，的确有那么多的资料需要打，不能不批。”贾玉霞失望了，赌气地说：“你批吧，我不打了。”
李主任见状劝慰说：“克服克服吧， 以后我少批打印的文件。”
再次面对桌上的厚厚一打资料，好强的贾玉霞的犟劲上来了，要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字盘里的汉字顺序有一张字盘表需要熟记于心，她白天黑夜地熟悉字盘表，逼迫自己强记下来。背熟后就会找字快、看字准、手速快，打字速度提高了。还要避免漏打字，那样就无法补救了，因为没有空余字符的位置了，整篇文稿就要重新打。她还琢磨出一些注意点：手柄打字的力度要适中，用力小了字迹看不清，用力大了蜡纸容易破，油印出来会是一块黑点。
1958年在石家庄
功夫不负有心人，贾玉霞打字速度提高了许多，再也没有出现压文件的现象。
贾玉霞担负着机电分局文件资料的打字、校对、印刷、装订全部工作，偶尔通讯员帮助校对，不久她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一个人打字又校对，往往容易出错。贾玉霞向党委办主任王政田提出“文件的校对工作改成撰稿人负责。”王政田主任认为这个建议对工作有利，当即下达指示给行政科长。自此，文件文稿的出错率大大降低。
印刷文件资料可以说是个技术活，油印机是个木匣子，匣子里面有一个网纱状的框子，附带一个橡胶制成的油滚。先把刻好的蜡纸粘在油印机纱网上，用铁夹固定，下面铺好一摞纸，在油滚上蘸些印油，着墨均匀，把纱网按平，缓缓推着蘸满印油的滚子向前，印油透过蜡纸，把字迹印在白纸上。刚开始，文稿印下来，贾玉霞的手、脸、衣服上都沾有油墨。时间一长，摸到了窍门，手上的油墨越来越少，印刷质量越来越好。冬天把印好的文件放在炉子边，烤干油墨，字迹愈加清晰。贾玉霞把机电分局的打字印刷工作搞得漂漂亮亮，得到领导赞誉。
奋斗在三门峡工地
1959年，贾玉霞刚来三门峡，住房紧张，领导让她们夫妻在单位的一间库房住，吴增昌自己动手搭了隔断，隔成两个小间，是大安建峡街42排1号。不久，让给机电队的司机王乃轩一小间，两家合住。1966年搬进土坯房，与张继厚、郭克明、袁泉顺是多年邻居。
1959年6月贾玉霞和吴增昌在三门峡
吴增昌后来给机电分局领导开吉普车，警卫员出身的他对工作认真，对领导尊重。丈夫关心疼爱妻子，互敬互爱。1960年大儿子出生，1962年二儿子出生，新生命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贾玉霞到工程局时工资68元，是当时女职工中工资最高的，加上施工补助，每月71.1元，她因此多年未涨工资。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贾玉霞产后营养不足，并发奶疮，经常发烧不止，身体垮了下来。于是家里雇了个保姆，帮助照看孩子（月佣金25元，早上来，晚上走）。吴增昌的工资比妻子少，每月要接济老家父母，养家糊口都靠贾玉霞，她记着父亲的教诲，从不埋怨丈夫。不久夫妻俩商量把大儿子送回老家，自己带着小儿子，1970年有了女儿。
吴增昌和他驾驶的吉普车
吴增昌1966年服从组织安排进川，到515水电工地工作，改开大车，1981年才回来到故县水库工地。丈夫进川15年，贾玉霞既要上班，又要照看三个孩子，很不容易。大安建峡街的本局职工都是一大早就去坝头上班，晚上才能回家。家家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中午放学孩子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到食堂买饭或吃剩饭菜。
贾玉霞说，幸亏我们机电分局在大安办公，我中午可以照顾孩子们吃饭。我的两个儿子听话，不惹事。
为四省会议打文件
1966年机电分局改成工程处，李中华处长兼书记，张兰庭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时德。文革中李中华被罢免了，出国回来的王政田接替了他。1968年，贾玉霞调到工程局办公大楼打字室，马遵义组织部部长，许德办公室主任，是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生产上文件不多。那年全局大型学习班在办公大楼四楼举办，有上百人之多，不许回家，住在那里，地上铺着草袋子，自带被褥，打地铺，没有暖气，硬撑着过了一个冬天。
从西安调来一个女打字员谢秀云，局打字室有了两个打字员。
1968年12月局党代会召开，贾玉霞被抽调到通讯组22天，通讯组里有王政田、王天兴、熊克胜、鲍少杰，通讯员冯振法。每周出一份简报都是贾玉霞打字校对和印刷，通讯员冯振法负责发放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是从省里调来的，任三门峡工程局革委会主任，八级干部。
职工学习，左五为贾玉霞
记得机电队的许惠青是造反派，他成立了“红色二七”自命为头头，游行武斗，每天闹闹哄哄，一次武斗中把汽车队的王习武被打死了。一天，造反派刘立娃（音）拿来派性资料让打，贾玉霞看了警觉起来，心想，就此一次，以后绝不打此类资料。造反派刘立娃（音）再次来，被贾玉霞拒绝了，他质问，“为什么不打？”贾玉霞回答，“我们打字室是为工程服务！”言下之意不是为你们服务的。气哼哼的刘立娃（音）叫了一群人，手持大刀、长矛冲进打字室，叫着，“谁是打字员？”谢秀云吓哭了，“你们……是要杀我们俩……”贾玉霞站了起来，说：“我们又不是走资派，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杀了我，我也不打。我们的机器是为‘抓革命促生产’，只打工程资料！”又以理相劝，领导闻讯也来劝导，造反派只得离开。
1969年四省会议之前，领导说有10万字的文件要打。
那年6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三门峡召开了陕、晋、豫、鲁四省和水电部参加的会议，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制定了三门峡大坝改建的原则：“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四省会议这是后来的简称，它的全称：黄河三门峡改建规划汇报会和黄河防汛会议。四省会议将在坝头工程处办公楼召开，会议文件10万字，当时给了坝头机电工程处的打字员童玉霞，但她难以完成。提前到达的北京院小魏等二人是专门为会议准备材料的，看到每天打不出文件，他们的印刷装订也无法进行，眼看会期一天近似一天，北京院小魏等二人急得团团转，直跺脚。局领导知道贾玉霞干工作有股拼命劲儿，有心让她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组织部长马遵义来到打字室，但考虑局打字室在新城，打完文件汽车送到坝头，麻烦又被动，就问，“你们是否考虑去坝头打字？”虽然有困难，贾玉霞还是爽快地说：”10万字不算什么，我和小谢可以去坝头打字。”领导同意后，卡车载着打字员和两台打字机到了坝头。机电工程处办公楼的打字室在一层东边的第二个门，隔壁是资料室。
四省会议在坝头召开，6月16日开幕，6月18日结束。参会的有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常义等7人，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等10人，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副主任纪登奎、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等8人，山东省军区参谋长刘鹏等6人。水电部钱正英等3人、黄委会王化云等18人，还有北京院、水科院、哈尔滨电机厂和三门峡工程局有关领导。 会议开了6天，打字印刷前后都在忙。贾玉霞和谢秀云负责打字，印刷和装订由小魏二人负责。贾玉霞和谢秀云的来到，小魏二人松了口气，他们配合默契，会议材料一本一本打出来，成品一摞摞。两人白天打简报，夜里打其他文件。每一位参会者的意见书和发言稿都要打印，最为重要的是规划设计组刘子恭同志向大会汇报三门峡水库改建规划初步意见和会议结束水电部钱正英部长的报告，是作为大会给中央报告的概略内容，也都是两人打的 。有一天中午，贾玉霞远远看到了钱正英部长走向食堂，穿着很朴素。
四省会议开得很成功，定了大坝改建的原则和运用方法。贾玉霞和谢秀云为能为四省会议打印的文件而自豪，三门峡大坝的改建工程也有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打字员通过其专业技能和高效的工作方式，为三门峡大坝建设和改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服务，确保了文件处理的质量和效率。
各单位工会干部，后排左一为贾玉霞
1970年，贾玉霞改行到了工程局行政组，负责大安业务。1973年机电电大队重建，当时的党委书记陈树林问她，还想回机电吗？贾玉霞说想，她到了机电大队做工会工作；1978——1979年，在所属的大安俱乐部工作，售票；1981年调到服务公司电石厂工会。贾玉霞多次被评为工会工作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
贾玉霞和吴增昌的大儿子1978年参军，炮兵；二儿子1979年参军在海军陆战队，两个儿子复员后都在父母的单位工作。吴增昌1986年休，1999年10月病逝，女儿吴春燕接班，这是个光荣的水电之家。贾玉霞199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