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剑天涯，家国千秋”，是我国“江湖”侠客们人生的终极追求，这种态度是一种矛盾又统一的存在。一方面表现出他们性格里的潇洒不羁，不受约束的天性，一方面又透漏着他们深入骨髓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这两者在现实中看似矛盾，却在精神价值的层面上又是统一契合的，“仗剑天涯”代表着侠客对于俗世价值的超脱，而“家国千秋”的事业中，又总免不了柴米油盐，人情冷暖，这种现实境遇的背离，却在精神层面上是统一的，正因为这种超脱，说明他们从内心深处不被俗世所诱惑的质地，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质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不被俗世价值观和物质欲羁绊。
在我国的文化中，“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这个“进亦忧，退亦忧”的境遇里，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宗教受难式的精神价值追求，是我国古代忠臣贤士，侠客好汉们的终极人生意义，也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迁客骚人”们的文人情怀。但是在“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之间，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实践理想的道路上又有着太多不确定的可能。
当理想不被理解的时候，当规矩被主导者一再自我否定的时候，当个人价值观和集体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时候，那种自我内心的挣扎，在精神层面上的流放，才是侠客们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所以有了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有了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有了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些诗人歌者，其实才是侠客们的雏形，他们或者悠然自得，或者意气风发，但是回归到现实之后，都逃脱不了理想和当下境遇的疏离。所以当侠客们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并不会一路坦途，甚至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使自己的心境异化之后变成另外一种人。
如当年写出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汉奸汪精卫。这位我国近代历史上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曾经也以命许国的侠客式人物，最后却在各种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成为了一个，他曾经最为唾弃的大汉奸。这种人更像是武侠小说中因为练功而走火入魔的反面人物，如金庸小说中的林平之、岳不群等人。这些人有的因为仇恨，有的因为权力欲望，有的因为想成为盖世高手，最终却背弃了人生的初衷。在日本有一个阶层和我国古代的侠客有着几乎同样的境遇和命运，他们被称为“武士”。实际上这些人是日本古代的职业军人，但是因为日本古代特殊的社会属性，使得武士发展为社会中一种独特的社会阶层。
和侠客们不同的是，武士们有着更为正统的身份，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行为纲领，而这个纲领最终也成为了武士的精神支柱，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对日本文化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甚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精神成为了日本发参战动员时的主要宣传工具。但是何谓“武士道”，这种精神的终极追求的人生意义究竟何在？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如何对待国家，对待家人，对待自己，对待手中的刀和运用刀的剑道？在1966年的时候，日本上映了一部另类的武士片《大菩萨岭》，这部影片的主角是由仲代达矢饰演的龙之助，在影片中他一改以往传统武士片中武士形象。这个形象不同于黑泽明在《七武士》中对武士阶层衰败之后的悲悯，不同于小林正树在《剖腹》中对武士的普通人处境的理解。这部影片，更多的是在武士道的范畴内，对武士道精神的发问和质疑。
《大菩萨岭》改编自日本通俗文学的先驱者中里介山的同名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历史题材小说，整部小说共计连载了28年，分为41卷1533章，字数多达570万字。单纯的从字数上讲，这部小说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字数的2倍左右。而最后这部小说被改编为一部120分钟的电影，这项工作对于编剧而言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部影片的编剧是桥本忍，这位在日本影史上可能是最好的电影编剧，在对这部巨制删繁就简之后，仅仅留下了三卷的内容，而就是这三卷的内容，让他找到了原著作者对于日本民族精神价值观的反思。
为了能够同时保证电影的观赏性和原著的浩瀚，桥本忍巧妙的做了几处留白，并通过对原著内容细枝末节的改动，让剧本中的情节更加适合电影语言的表达。当桥本忍做好了对剧本的剥茧抽丝的分析和嵌套之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本片的导演冈本喜八和主演仲代达矢了。桥本忍的独具匠心让冈本喜八和仲代达矢有了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在删繁就简之后，整部影片的剧情逻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聚焦在故事的发展上了，而是从主角龙之助的内心异化为变迁。
龙之助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武士家庭，他从出生便将用生命践行武士道精神作为此生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在影片一开始，在龙之助出现的一瞬间，在大菩萨岭的全貌之前，龙之助便已经注定不再是一个具有纯粹追求的武士了。因为整部影片的视角和构图偏向于写意风格，所以单纯的从影片的内容中很难窥探到龙之助的真实境遇，这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因为导演这样的处理，使得整部影片被赋予了一种佛魔一体、正邪难辨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也是导演通过这120分钟的影像向历史，向大众发出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拷问。
从龙之助出场，他的气场便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终，一直到最后留给观众一个生死未卜的结局。作为主角龙之助的魅力不在于他的深不可测，而在于他抛却了所有之后，依然未能到达人生理想的彼岸。作为一名武士，一个剑客，他拥有高超的技艺，同时在他身上还有与之不相称的悲剧性命运。而这个悲剧性命运在影片亦始就像是龙之助的人性多米诺骨牌被无意间推倒了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而在悲剧性命运演变的同时，是龙之助借助邪恶残忍的力量不放弃的抗争。龙之助最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剑术，在影片开始他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剑术之于武士就好像贞操之于女人。但是因为父亲的劝阻，因为社会中潜移默化的规则，龙之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丝毫的犹疑。他面临的第一个命题便是被要求在一场比赛中作弊输给对手，以成全对手文之丞的家族事业。
这个看似仁慈的恳求，却是龙之助理想幻灭的开始，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是要排斥外界所有干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被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高于自己的生命。在武士道精神面前，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离。而这些让龙之助陷入了两难，但是无论他自己如何挣扎，都无法执拗过内心深处的自己。龙之助在和文之丞比武之前，夺走了文之丞妻子的忠贞，他试图以此抵消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求胜欲。但是在赛场上的变故让他始料未及，在赛场上他杀死了文之丞。在展现这段剧情时，导演尽可能用了最为客观的视角，当观看银幕上的画面时，观众们就好像是在远处观摩龙之助的比武和杀戮。而这种客观的视角，使得观众们能够更为清晰的窥探到龙之助的内心世界。
龙之助内心的异化，全在于他对人生极致的追求和现实境遇之间的矛盾。在技艺、修为、信仰上龙之助是一位上乘的武士，他拥有一流的剑术，恪守自己作为一名武士的行为，并将武士道精神等同于自己生命一样的信仰。然而现实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甚至他的父亲都认为他的剑术太过诡异，太过于追求最后胜利的结果。龙之助在父亲的眼里，就好像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些练功走火入魔的武痴。但是又不完全是这样，是因为龙之助是在众人的嫉妒、胁迫、威逼利诱下在走上的那条不归路，在比武场上他意外打死了文之丞，在场外他又杀死了前来对他报复的其他武士。在这样的遭遇下，龙之助不得不远走他乡。
他和文之丞的妻子在异乡结为了伴侣，隐姓埋名。但是因为对剑道有着固执地追求，龙之助依然以剑为生，但是此时他已经不能再以正统的武士身份参与行动，所以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浪人。浪人就好像一个失去了归宿感和家的武士，他们游走在正常的社会体制之外，经常干一些违法的勾当。此刻的龙之助对于人生还有些许正当的追求，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听说父亲临终时对他的“关怀”，他终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心魔。
在影片中与龙之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位剑道高手，由三船敏郎饰演的岛田虎之助。在一场雪夜刺杀的行动中，岛田直言武士要有剑魂，一个失去了魂魄的武士，不配拿着手中的剑，想在剑术上有修为，首先要懂得如何做人。此刻的龙之助已经被现实世界逼到了角落，以父亲为代表的正统家族已经否定了他，武士阶层抛弃了他，而就当他正在遭受着灵魂拷问时，他身边的伴侣依然要抛弃他。在各种压力之下，龙之助的人性进一步沦丧。
他杀死了自己名义上的妻子和孩子，最终走在了一条绝对孤独的人生道路上。此刻他已经对人生充满了茫然，但是导演依然没有放过他，这种氛围还达不到导演的诉求。本来可以让电影有一个快意恩仇式的复仇桥段，但是导演和编剧都巧妙的避开了，在这部影片中，龙之助的剑术始终是一个不败的神话。这个巧妙的设计，更反衬出导演在本片中要深化的主题，那便是龙之助的“剑魔”之路。
龙之助本来拥有拿下冠军，在正统社会中诧叱风云的能力，但是他却在一步步的异化之下，最终心魔大开。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尊佛，一尊魔，两者之间谁究竟能够占得上风，除了内心的修为外，还在于外部环境的互动。就好像当年的汪精卫一样，谁也无法去印证他是在如何的压力之下，走向了叛国败类的道路。而龙之助也是如此，他们同样是才华横溢，能力超群，但是因为生不逢时，内在膨胀的能力得不到施展，最终在自我和外界的互动对抗之下，走向了一条心魔大开的不归之路。而这一切都源于武士道的双重标准，最终龙之助在一场大开杀戒之后，将人性彻底沉沦在最后的狂魔剑舞当中。仲代达矢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冈本喜八意境悠远的运镜，桥本忍匠心独运的编剧，让这部影片成为日本武士电影中的另类经典，在这部经典中，每个人都能找到我们内心深处的那尊佛，以及与之对立而生，在阴暗处，不大不小的那尊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