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子奇
经过修复的大悲阁铜铸观音，两侧40 双铜手臂已改为木制
198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杨烈工程师前往正定主持设计了天宁寺凌霄塔的修缮工程，并参加了施工技术指导，修缮工程1986年告竣。杨烈工程师，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主持或参与了山西永乐宫、辽宁义县奉国寺、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等重要古代建筑的勘察与修缮设计和工程。当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听说杨烈要到正定修缮古塔便事先嘱咐：“杨工来了，赶快通知我，我去拜访他。”杨烈抵达那天，习近平约好和县里其他领导同志去参加晚会，但他得知杨烈到达的消息后，便前往隆兴寺方丈院内和杨烈会面，那晚他们谈得尽兴。之后不久，杨烈便被聘为正定县顾问团成员。
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不仅使古建筑得到保养和新生，在修缮过程中也常常有重要的发现。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和广惠寺华塔就是这样的例子。1961年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隆兴寺和华塔就名列其中，足见这两处古建筑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隆兴寺摩尼殿和广惠寺华塔的年代问题，以往却有分歧甚至错误的认识。关于隆兴寺摩尼殿，尽管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认定为宋代建筑，但仍有学者认为可能为金代建筑，这一争论直至摩尼殿修缮工程方得解决。在修缮中，发现了带有文字记录的构件共246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发现的四处宋代墨书题记：在上檐后明间柱头斗栱昂底皮发现墨书题记“皇祐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小都料张德故记”，在上檐内槽西山面补间斗栱栌斗底皮发现“小都料张从二十八立皇祐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柱”，在上檐内槽后明间东补间斗栱散斗底皮发现“真定府都料王璍（？）”，在内槽西次间西缝大阑额上发现“大宋皇祐四年二月廿六日立柱记当寺僧守文故题”。这几处题记中的“都料”，是唐宋时期对建筑匠师的称呼。因此这几条题记的发现，说明摩尼殿于皇祐四年（1052）二月立柱，全部建成的年代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迟。这不仅对于了解摩尼殿本身的年代十分重要，对于研究隆兴寺以至正定城也是非常关键的信息。
从左至右分别为广惠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
类似的情况在广惠寺华塔的修缮中也同样存在，在1961年华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认为其年代应为金代。但在华塔的日常整修和保护修缮中又陆续发现了几条重要的题记，先是1963年在华塔底层发现了金代正隆辛巳（1161）的题记，后来又在20世纪90年代的修缮工程中发现了三处宋人题记。塔二层回廊西南面内壁下层佛龛右侧发现题记，“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八日龙卫佑第二军第一指挥第都节到此记”；塔二层回廊西南面内壁上层佛龛右侧发现题记，“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十日侍卫步军圻官曹案王钛同到此拾记之”；塔二层塔梯门券顶部发现题记，“灬宁十年⋯⋯”，应是“熙宁十年”。这几条题记都说明华塔的营建不会迟于宋代，前两条为宋代军士的游塔题记，更进一步说明塔的营建不会迟于北宋初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这一年，宋太宗亲征北汉，三月抵达正定（当时称镇州），然后一路继续向太原进发，五月平北汉后回到正定。留下这两则题记的太平兴国四年六月上旬，正是太宗率军停驻正定期间。随后太宗继续亲征率大军北上，携平定北汉的气势，准备与契丹一战夺回幽州（今北京）。然而世事难料，这年秋七月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宋辽局势也急转直下。这两则题记，不仅为探讨华塔的年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还见证了北宋初年正定在宋辽军事对峙中的实况。
同类发现新题记的情况，在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的修缮工程中也都遇到了，无疑都为继续深入认识这些古代建筑的价值增添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不仅使我们对于古代建筑本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还能由此去探索更为广阔的历史，古建筑修缮工程的学术意义也正在于此体现。更进一步说，保护好古建筑，就是保存历史，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