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直播，包刚升会花大半天时间准备。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负。“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现代化程度推进很快，但离真正的现代性尚有距离。我导读的书，不管从政治、经济、科技还是思想方面，都关乎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成长。” ]
最近半年，政治学教授包刚升的办公室，和以往相比明显拥挤了。
办公桌右上方，新架起一个细长的简易手机支架。桌子对面多了一个衣架，挂着两件灰蓝色西服。两面高大的书架墙周围，又堆起一摞摞书，其中一本是最新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不久前，包刚升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上导读了这本经典政治学著作。
今年是包刚升的本命年，48岁的他决定做点“新的事情”。从龙年元宵节晚上开始，他以每周一次视频直播的形式，计划用一年时间为公众导读几十本中外政治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经典著作。
书架墙上辟有一个包刚升的著作陈列栏，上面也多了三本今年出版的书：《包刚升政治学讲义》脱胎于以前在得到平台上的音频课程；《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是相关著述的一部文集；还有一本新著《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前后花了5年时间完成，包刚升很是看重，认为关注到一个很重要，但在以往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又被忽视的议题——非西方大国19世纪以来经历的现代化转型，“这个问题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现代化或现代化转型，传统大国跟西方世界有较为特殊的互动方式，进而会影响它们的现代转型逻辑”。
如此高产的学术成果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令人惊叹，有学术同侪开玩笑说，他是不是在用ChatGPT写作？对此，包刚升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一句相同的话:“学者最主要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创造知识，一个是传播知识，我一直抱着这样的使命。”
不迎合流量的“硬核”直播
从2月24日开始，每到周六晚上9点，包刚升准时端坐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每次都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苟，形象是惯常的严谨而讲究。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视频在传播知识的效果和效率上有优势。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公开课，在全世界有上千万听众。去年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在北大出版社网络平台上做学术演讲，最多一场总共吸引了超过100万访问者。这些数据对我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也是我开周六通识导读直播的原因。”在首场开播时，他这样说。
导读直播的时间大约为一小时，内容很“硬核”。除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万历十五年》《通往奴役之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富论》等经典著作，有些书，如《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联邦党人文集》等，对公众来说相对陌生，他也预感到观看的人不会很多，但还是坚持列入直播书单。包刚升说，不会为了流量迎合读者，“不是一本书有影响我就去讲，有的书影响也很大，但在我看来是反科学的”。
每次直播，包刚升会花大半天时间准备，A4打印纸上写满内容提示，书上贴满做笔记用的黄色便利贴。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负。“这些书背后，关注的都是现代文明或者叫现代社会的成长。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现代化程度推进很快，但离真正的现代性尚有距离。我导读的书，不管从政治、经济、科技还是思想方面，都关乎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成长。”
4个月直播下来，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学者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导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时提到帕米尔高原，包刚升说，过去三年他都在做中国历史地理战略要地的自驾考察，行程已有两万多公里。2022年暑期，他飞到新疆喀什，再一路自驾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长期生活在北上广的朋友们、东南沿海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中国西部之辽阔、之广博，包括地理、风土、人情之多样和复杂。”
讲《文明的冲突》时，说起1959年亨廷顿因为评教职不得已离开过哈佛大学。“我早年读亨廷顿的相关资料时，说实话对我也是很大的激励呀！”包刚升笑着回忆，“在学术上强大如亨廷顿，竟然没有在哈佛大学一次就拿到终身教职。”他经常以此勉励学生和友人克服人生途中的坎坷。
也是在这场导读最后的问答环节，谈到俄乌冲突，包刚升再次提及如今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他说：“我们对理论要有恰当评估，不要把理论当做绝对真理，每一种理论都只是理解世界的一个视角。”
传统大国为何都陷入政治危机？
直播中，包刚升多次说起，他曾去访学的哈佛大学，教授们都充满构建新理论的抱负。多年来，包刚升也试图通过不同的写作，提出自己的理论。
具体到新书《大国的命运》，他认为关注到的“重大的问题”，是当英国率先启动工业革命，成为全球领导者并逐渐塑造现代世界的基本规则后，为什么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非西方传统大国，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无一例外都陷入重大政治危机，以及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难题？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与大分流过程中，为什么有的大国成功了，有的大国则不太成功？有的大国崛起后导致了战争，有的大国却能维系和平？继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美国之后，谁又可能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
“发达国家的学者不会特别关注非西方大国的现代转型，对他们来说，这些国家是‘他者’。”包刚升说，这个研究涉及比较政治与政治史，而比较政治学是国内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学科。这个领域里活跃的学者，大部分都在海外受过政治学训练。
《大国的命运》写作构思起源于2018年底，当时包刚升应邀做一场演讲，题目是《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从历史看未来》，“这是我第一次念稿演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严肃的问题，所以我写了稿子”。
在准备这场演讲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感觉到，以前国内许多人一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是特殊的、中国处处不一样的观点失之偏颇，其实包括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在内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都在同一时期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我当时就开始思考，大国之大，不光是疆域、人口之大，很可能由于某种历史的关联，其规模之大也对它们的今天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约束条件。”
当时，他在演讲中就提出，落后大国作为一个拥有自主性文明的国家，如何处理与其他强势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大国之所以难以完成转型，是因为这样的国家从认知到心理到战略，都迈不过这个坎。”
写《大国的命运》时，包刚升又为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忧虑，他在书里说，新兴大国要想有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摆脱受害者心理，弱化激进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记忆，显得尤为重要，否则贻害无穷”。
2019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文版出版后，也引发包刚升的关注，“有的大国是和平崛起，有的则导致战争，我又开始思考新兴大国崛起后的不同命运。”
包刚升并不赞同艾利森的观点，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做了重大的修正，“在艾利森的分析框架中，大国与大国的权力竞争是决定性因素”，而在梳理美国、德国、日本和苏联崛起的历史后，包刚升认为，新兴大国在超越之前的全球领导国家过程中，有更加复杂的逻辑。特别是历史背景、崛起方式、权力竞争方式、政治制度模式、对外政策等五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会决定一个新兴崛起大国走向冲突还是战争，进而影响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一生。包刚升将其理论称为解释新兴崛起大国命运分化的“蛛网理论”。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天然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以及类似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包刚升说，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和学术写作，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