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1917－2010），辽宁黑山人，画家、教育家、设计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设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提议者之一。
4岁启蒙，鲁艺“三大怪”之一
1917年7月7日，张仃出生于辽宁黑山。4岁即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5岁开始临摹父亲带回的《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舅舅算命摊上打洋伞、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设计创作的最初萌芽。
1938年，抗日艺术队出发前合影于西安，后排左五为张仃
1932年，15岁的张仃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同年，日本占领热河，父亲失业。这时，张仃发现鲁迅的文学作品比绘画有震慑力，便以漫画、宣传画这种“出手快、犀利鲜明”的艺术形式作武器，到东北军前线宣传抗日。
《到敌人后方去》 漫画
37×29.7CM 1946年
期间，他创作的宣传画《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应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一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题，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术作品。那一年，他刚满20岁。
张仃设计的延安鲁迅研究会会徽
1938年秋，张仃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初到延安时，21岁的张仃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被看成是“异类”。他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 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特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
低调行事，设计新中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没有国旗、国徽和国歌。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过甄选，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
政协会徽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天安门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的象征。梁思成小组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主席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设计的构想采用了美院组后，周恩来让清华组来完善国徽的设计。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
担任设计师，为国人挣足面子
张仃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担任了一系列国家大型国际博览会和专题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师，在国际交流中，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1995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纪念邮票
1952年，德国莱比锡举办国际博览会，张仃出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师。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偏爱黑色，就向设计组交代：绝对不许张仃用黑色，我们是共产党，是新中国。然而张仃丝毫不理会这一套，除了别具匠心地将天安门、中国园林长廊形式融入展览之外，他还将张萱的《捣练图》放大，以金线刻在黑色大理石上，作为丝绸展厅的大背景。有人不同意，但张仃坚持己见，如果不同意他的方案，他这个总设计师就不做了。
张萱《捣练图》局部
张仃的设计最终得到周总理的首肯，当这面蕴涵着东方意境的黑色大理石墙呈现出来时，欧洲人纷纷为之惊叹。
拜访毕加索，促进艺术交流
在巴黎筹备展馆时，张仃得知中央要派文化代表团访问法国，他立即建议代表团在法期间一定要拜访毕加索。他深知毕加索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正是展现国家形象的一次良机。
《巴黎组画-唱诗班》 中国画
70X47CM 1964年
在张仃的促成下，代表团来到法国的南部会见了毕加索。张仃回忆说：“毕加索的家是海边的一所别墅，我们到达的时候，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但没想到他的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了弹簧。可是毕加索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翻译水平所限，双方无法进行充分交流。”
一九五六年张仃与毕加索合影
张仃还与毕加索有过一张珍贵的合影，他解释道：“我在中国人里算比较矮的，我俩站在一起个头相当，他在身高普遍比较高的欧洲人里，实在是太矮了。”据悉，张仃曾建议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邀请他到中国看看。对此，毕加索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中国太好了，但是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又有一个大变化，自己会受不了。”
《齐白石画集》，荣宝斋新记木板水印，1952年
张仃在拜会之前就知道毕加索非常钟情于非洲等地的民间艺术，所以就准备了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毕加索作为礼物。代表团拜访毕加索不久后，张大千也前来拜访。毕加索一边向张大千展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兰花，一边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这段话后来成为广为世人引用的名言。
张仃设计的《辛酉鸡年 邮票》
1983年，当毕加索的原作在中国展出时，一本名为《新观察》的知名杂志邀请张仃谈谈毕加索。张仃说：“我一直不愿意谈论毕加索，并不是因为压力。毕加索的艺术有无限意味，而语言是有限的，难以表达我对毕加索的热爱。但现在有很多人在反对毕加索，我不由得说，不懂毕加索的艺术，正如一些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无法进入更高的数学境界，就说爱因斯坦和数学无关。”
重视民间艺人，奠定艺术基础
张仃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中国画《紫砂艺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供
20世纪50年代末，张仃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基础。
《女民兵》 中国画
41×57CM 20世纪60年代
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主张，让学院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等重大活动的艺术设计中展露了锋芒，也引领着张仃在云南采风后创作了《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装饰绘画，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独特的造型语言顿时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华君武称之为“ 城隍庙加毕加索”。
张仃壁画《哪吒闹海》
张仃壁画《哪吒闹海》（局部）
当北京首都机场即将落成，室内大型壁画的创作降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张仃又调兵遣将，组成了创作小组，亲自挂帅出征。其中，张仃为机场贵宾厅创作的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高4米，长15米，借鉴、吸取了民间年画的色彩和敦煌壁画表现时空的特征，之后又被制作成动画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张仃一九八八年创作的焦墨山水画《昆仑颂》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供
1981年，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2002年，文化部授予张仃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
张仃晚年在山水间写生
晚年的张仃，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有时对着外面的世界，他会重复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2010年2月21日，张仃在北京病世，享年94岁。
张仃70余年的艺术生涯，跨越漫画、设计、舞美、动画、国画、书法、艺评、教育等诸多门类。以其丰沛的艺术激情投入到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创作之中，成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
张仃焦墨画欣赏
焦墨画法是一种非常小众的绘画技法，曲高和寡，张仃先生能耐得住寂寞，在这条路上默默探索几十年，单这份纯粹就足以令人钦佩。
《苏州古塔》，张仃，34×46厘米，1956年作，中国美术馆藏
《颐和园秋海棠》，张仃，35×45厘米，1956年，中国美术馆藏
《寒尽不知年》 纸本焦墨山水
89cm×95cm 1996年
《苏州留园》，张仃，43×34厘米，1954年作，中国美术馆藏
《太行十渡之秋》，张仃，95×65厘米，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巨木赞》，张仃，94×440厘米，1981年作，中国美术馆藏
《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卷）》，张仃，42×425厘米，1977年作，中国美术馆
责任编辑：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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