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教】父亲送我上西大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西大，也没有在西大工作过，甚至连西大的校门也没有看见过。他是一介山民。但是，他老人家是世界上最关心西大的人之一，是最为西大骄傲的人之一。我还明白，没有父亲的支持，我就不可能进西大读书，更不可能成为一名西大教师，今日只能同我的大多数中小学同学一样，成为秦岭的一介山民或者山区的一名干部或山区教师。正由于父亲有不同于一般农民的开阔视野，他不满足于儿子只识几个字，而是立下宏愿，砸锅卖铁，要供儿子上大学，只要儿子能考取。

赵俊贤先生近照

父亲交代我第一志愿报考西大中文系。父亲不奢望儿子考北大，他说北大离家太远，去那儿读书不合适。其实，他是怕儿子考不取，反倒挫伤了锐气。在父亲的心目中，中学校长比县长有学问，受尊敬，有出息。他希望儿子能成为中学校长。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在大学当助教，父亲兴奋得夜不成寐。父亲明白，能当助教，就有希望成为教授。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免得别人嗤笑太张扬。这时，父亲认为教授要比中学校长风光了。父亲是一位重名望的人。

简言之，没有父亲的支持，我不能考入西大，工作在西大。父亲不是西大人，但他是一个西大的大学生、教师、退休者的直系亲属。我想在这里写一点忆念父亲的文字，以表达一个西大人对一名直系亲属、一名先辈的敬意。

我的父亲是秦岭南麓丹江之滨一个村庄的农民。他和商洛地区成千上万山民一样，从事农耕劳作，养家度日。但他又和一般山民有所不同，他遵循“耕读传家”的家风，幼小时读过私墪，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商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当时的高等小学，并非后日之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公民、国文、外语、代数、几何乃至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实质上，相当于后来的中学。父亲是有文化的山民。高等小学毕业后，父亲到县政府当文书，从事公文的缮写誊抄事务。后来，祖父患重病，父亲只得回家一边尽孝伺候祖父，一边从事农业劳作，从祖父手中接过家事管理。1949-1950年，父亲被迫走上乡村政权，在民国与共和国两届政权中度过近两年时光。父亲是“从过政”的山民。

如果依照极左政治的说法，父亲的一生历史相当复杂。其实，也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斑斓多彩，值得我们后人敬重。早年的私塾教育，让父亲有了一些国学根底，不仅可以背诵“三字经” “百家姓”，还可以背诵《四书》。我上小学时，读现代课本，父亲利用假日雨天给我教过《三字经》及《论语》，可惜我当时不开窍不大重视。至于父亲在高等小学所学的代数、几何之类，家里只留下他昔日用过的课本，内容嘛，由于长期务农，统统荒废了。父亲年轻时身体不壮实，但还健康。祖父给父亲留下十几亩田地，其中大部分为旱地，只有三四亩水田，还有少量山坡地。那时没有化肥，收成不算丰盈。我家村前有一条南秦河，这是丹江的一条重要支流。20世纪40年代父亲联合族中弟兄在南秦河北侧山坡下修建水田，这是非常辛苦的劳作。父辈们从河滩里将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石头搬在一起垒成大堤，又将堤内外的泥沙弄去加固大堤；然后，在堤上广植杨柳树，以巩固堤坝，以防河水冲入堤内稻田。夏秋暴雨之日，山洪必然暴发，山民抢先过河，待洪水到来后将其引进田中，待其沉淀，上游冲下的肥土覆盖于原沙滩之上，并施农家肥、插稻秧，年复一年将沙滩变良田。为了挣来这份田产，父亲累下严重的哮喘病。新中国成立前，他已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家中请了一名长工，担负主要农活，父亲主要管理，也干点力所能及的轻活。

赵俊贤先生在老家与亲邻合影

父亲大高个，平日穿着与一般农民相同，但整洁得体。冬天，原来总是穿他从县政府带回的黑呢大衣，后来本村一个在西安经商的富户说父亲的大衣太破旧了，他送父亲一件皮大衣。父亲一直穿着它。父亲深受乡亲敬重，本家人以辈分称呼，本村与川道几十里认识父亲的，都以“赵先生”相称。父亲在山民心目中是一位乡绅。

父亲热心山民的公益事业，要修水田，他出头组织，站出来向县政府行文申请。本村附近的小学翻修，需要农民捐款支持，校长本可去找乡保长，但却来找父亲。父亲出面奔走呼号，实现了学校的要求。1945年我初入小学，校长听说我是“赵先生”的后人，还单独找我谈话勉励。村民中若有纠纷，也乐于找父亲调解，因为他公正。父亲为人仗义，喜欢结交朋友。我家住在距县城十里的川道，父亲有几位深山的好友，从几十里甚或百十里的山林步行去县城办事，路过时总在我家住几天歇脚，父亲甚为喜悦，与其小酌畅叙。朋友也邀父亲走动，可惜父亲身体不支，只在川道里较近的朋友家走动。至于亲戚，父亲经常走动，后来拜年时还要带上我认门。由于父亲交往多，春节时来我家拜年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有点特殊。他原来是我们村一家地主的长工，干活时日长了，这家地主帮他成了家，让他们住在主人家院子里的小厦房内。起始，小两口子过得和睦。可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后来不知因什么具体事由妻子怄气跑回娘家。这长工去接不回来。这长工的主人去，娘家说得好听，但也没买账。长工后来求父亲出面帮忙。父亲乐于扶贫助人。他扶上拐杖，抱病奔波二三十里山路。娘家人虽地处深山，却知道父亲的“大名”。父亲一进门，那媳妇跪倒行拜：“赵先生，咋能让你老人家跑远路，对不住先生。”长工的媳妇领回来了。这长工对父亲一直感恩不尽。新中国成立后，长工离开地主家大院回到老家山村，土改时分了土地，还生了一个儿子。他每逢过年，总要来给父亲拜年。每次进屋，父亲劝阻：“现在解放了，不兴跪拜了。”他执意要给父亲叩头。口中讷讷地说，父亲是救命大恩人。他总念叨，若没有父亲出面，媳妇跑了哪会有家、有儿子，他毕竟家境贫寒，带来的年礼和他人不可相比。父亲劝他：可以来，不必年年拿礼。人穷志短，他原来年初二或初三来我家，后来说他和别的客人坐在一起吃饭不般配。他改为年初六来拜年。父亲告诉母亲，绝不要慢待这个单独的客人，仍以年内的一般客人相待。进门先“喝汤”，来碗银线吊荷包(挂面荷包蛋)，下午正餐待以米饭及荤素各色菜肴。父亲总说，可以慢待富人，不可以慢待穷人。慢待富人，不要紧；慢待穷人，会伤了人的心。

父亲和一般农民一样，重男轻女，他送我和弟弟读书，却不让姐姐读书。他又不同于一般农民，他有文化，目光比较远大，希望我多读书、读大学，将来“光宗耀祖”。我们乡村里大凡有儿子在外工作，父辈家长大多追着他们给家里“交钱”。我的父亲与众不同。他从来不问我要钱。我过年时买点东西，带回去一点钱，父亲总是说：“你能挣钱了，我和你妈心里高兴。你要先顾自己，工作在外，要见场面，教书，要面对学生。你连双皮鞋都没有，怎么上讲台？工资低，还是先顾自己。家里，你别操心太多，有上几千元，也富不了，没有一分，也会有口饭吃，农业社嘛。”我初中二年级时，出版了一个小剧本，拿到稿费后，给家里所有人分别买了礼物，唯独没给我自己买，将剩余的钱拿回去交给父亲。父亲兴奋之情难以掩饰。他说：“人常说，30岁前，以父看子；30岁后，以子待父。古训，父不夸子。我也不能破这规矩。一个人，从小看老。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靠你了。你这稿费，我替你保管着，家里再难也不会花它一分。你这年纪不是负担家里的时候。”

赵俊贤先生初中时写的第一本剧本《还牛》

父亲教导我，和同学比学习，不要比吃穿。父亲说：“吃穿富无顶，穷有尽。过日子，向前看，己不如人；向后看，人不如己。不如不看前不看后，量家过日子，何必去跟别人比。”

赵俊贤先生西大学生照

1954年秋，我考进高中一年级学习。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将一篇近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投寄他们。很快他们来信表示，这作品写得好，但限于篇幅，不便单独出书，待后和他人的同类作品结集出版。嗣后，编辑部又来信询问这小说有无真人真事为依据?写作时有无参考他人的类似作品?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审查我有无抄袭行为。我感到人格受到了污辱。这小说框架是当时流行的互助合作与单干户的矛盾，但其主要故事情节却是我亲见的社会现实生活，细节也来自真实生活。我当时年轻气盛，回信除简单回答问题外，又说：“全国文学刊物有限，出版新文艺书籍也不多，请你们指出我的作品和哪篇作品雷同，或有抄袭之嫌?”我甚至写道，我作为中学生，品学兼优，你们污辱我的人格，我坚决反对!编辑毫不示弱，来信指责我不尊重编辑，小小年纪自高自大云云。我去信反驳，认为他们错上加错，对作者横加指责，有失编辑道德。如此双方“信战”数月，信件已往复多个回合。星期日回家我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看了编辑给我的来信。父亲冷静地说：“这是你的不对。编辑很委婉地调查稿件有无抄袭情节，这是他们职责所在，你不该发火。现在你写封信诚恳检讨，争取平息这件事。”我不同意父亲的建议。父亲又劝我：“你和编辑部打交道，是为了出版作品，不是为了吵架。吵架对你不利。”我当时头脑发热，哪里听得进去这些意见。回校后，编辑部换了一种笔体写信给我，大意说，个别编辑背着领导和你通信，这是非组织行为，请你把他所写的全部信件挂号寄给我部，帮助我们检查改进工作。我立即照办。星期日将此事告知父亲。父亲叹息一声：“你上当了!你回校后等着吧，人家再来信写上几句官话就把你的稿件退回来了。”我不解：“他们早已表态，要出版我的小说呀!”父亲问：“你有什么根据?你把第一封信已退给人家了。其实，你不退第一封信，人家也可以改口：经重新研究，决定不予采用。”我不信父亲的预见，我想，出版社是个单位，怎么说话不算数?父亲苦涩地笑了：“你等等看吧。说不定还有更令你生气的事情，退稿信又是原来和你打笔仗者的手笔。”

后来事情不幸被父亲言中了。果然接到退稿，其三言两语的信又是原来那个人的笔迹。这次回家，我情绪激愤地叙述这件事，让父亲看来信，我说：“这是新社会，堂堂正正的出版社，怎能这样卑鄙，耍花招!”父亲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我坐下，指着我的长方形中学生校徽，问道：“孩子!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证章要么是圆的，要么是椭圆的，而中学生、大学生的不是三角形便是长方形，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出道理，支吾道：“学校发的就是那样儿。”父亲解释道：“学生有棱有角，三扁四不圆，要戴有三个或四个角的校章，而政府工作人员，已经磨掉了棱角，变成圆的或椭圆了。”我似乎听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说：“圆滑，我学不来，也不想学。”父亲叹息道：“你呀，口连着肠子，说出话直来直去，一辈子要吃亏的。”啊，我没有恪守父训，我是不肖之子。

父亲临终时，正是“文革” “一月夺权”的风暴之际，我随大学生下工厂“发动”工人“造反”去了。家里弟弟及亲戚两天冒雪去县城给我打长途电话，但始终没有联系上我。父亲是怀着不曾见我一面的遗憾而的。待到当年8月我回家时，父亲早已躺在黄土之下。那时革命的年月，不许留坟头。弟弟陪我去人民公社的玉米地间给父亲烧纸。这是“迷信”活动，要悄悄进行。“文革”结束后，弟弟给父亲修起了坟头，并立下一块石碑。生前重名轻利的父亲若有在天之灵，也可能得到些许安慰。

赵俊贤先生与老家亲友合影

作者

简介

赵俊贤，陕西商州人，汉族，1938年2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土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上下册5卷本)

（来源/王天时主编的《优良家风家教选编》）

责任编辑：阮婧 编审：刘勇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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