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浙江证监局日前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又一起基金经理“老鼠仓”浮出水面。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刘炜于 2021年2月1日入职浙商基金，参与管理浙商沪港深精选混合基金，负责该基金产品的投资分析、投资决策等工作，直至2022年9月5日被浙商基金决定暂停职务。
在上述时间段内，刘炜因职务便利知悉与浙商沪港深精选基金交易有关的研究报告、投资策略、交易标的、交易时间等未公开信息。为此，刘炜通过控制“唐某卿”账户与浙商沪港深精选基金进行趋同交易，趋同交易合计成交金额1760.24万元，趋同交易合计亏损365095.09元。
有鉴于此，浙江证监局根据当事人刘炜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刘炜处以30万元罚款。并要求刘炜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罚款。
从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揭示的内容来看，刘炜的违法行为明显构成基金“老鼠仓”，这也是中国基金业的一大毒瘤所在。基于“老鼠仓”的利益诱惑，不少基金经理及从业人员都开设了自己的“老鼠仓”。这种“老鼠仓”行为不仅违背了基金经理的职业道德，而且也践踏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有的甚至严重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一直都是受到市场监管的，是基金业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
但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却一直都在市场上蔓延。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基金经理的“老鼠仓”曝光。“老鼠仓”之所以禁而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老鼠仓”的利益诱惑，毕竟绝大多数“老鼠仓”是可以赚钱的，通过“老鼠仓”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利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有的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获利甚至过亿。二是“老鼠仓”运作起来得心应手，毕竟基金经理及从业人员很容易获得相关基金的内幕消息。
当然，基金“老鼠仓”禁而不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基金“老鼠仓”的处罚并不严厉。基金经理“老鼠仓”曝光后，基金经理基本就是撤职、除名，外加一些轻微的罚款，很少有基金经理因此受到重罚，甚至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及判刑的。与这次浙江证监局对刘炜的处罚仅仅只是罚款30万元而已，对刘炜本人及基金从业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震慑力。
当然，在这起“老鼠仓”案的查处过程中，刘炜本人为自己进行了申辩。刘炜认为，自己“无违规操作的故意”，仅仅只是由于未对境内法律法规进行详细及全面了解，造成本次违法行为。刘炜还表示自己“未获取任何非法利益”。趋同交易与基金的交易系同一时间发生，不存在个人账户在基金账户买入股票拉高价格后获益的情况。此外，刘炜还认为自己的行为“未造成投资人经济损失”等。
实际上，刘炜申辩的理由并不能成为其逃避惩处的借口。比如，刘炜认为自己对境内法律法规缺少详细及全面了解，这个说法本身是不成立的。作为一名基金从业人员甚至是基金经理，对国内市场的法律法规缺少了解，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且即便刘炜所言属实，那责任也是在刘炜本人的身上，而不是别人的身上。
又比如，刘炜的“老鼠仓”是亏损的，“未获取任何非法利益”，但这并不能改变“老鼠仓”的性质，仅仅只是影响到对其“老鼠仓”最后的处罚金额而已。如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对于内幕交易，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过，从浙江证监局对刘炜作出的30万元的处罚来看，这一处罚明显偏轻。这里存在一个法律的运用与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浙江证监局对刘炜的处罚是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的，该条款规定“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但这一规定显然是与《证券法》的规定是相冲突的，因为《证券法》规定的是“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应该执行哪一项规定呢？《证券投资基金法》是2015年修订的，而《证券法》是2020年起正式实施的，显然《证券法》是最新的规定。而且《证券法》高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后者必须服从于前者。而造成两法在处罚上不一的原因是《证券法》修改后，《证券投资基金法》并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改。所以，监管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应以《证券法》为准则，对基金“老鼠仓”的处罚应符合《证券法》的规定。比如，对刘炜“老鼠仓”的处罚，其罚金应在“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而不是30万元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