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鼎国：改革型创三代 | BRI EMBA五周年校友访谈

从被外界传言不愿接班的“富三代”，到成功拓展内地市场的“改革者”，在十八年前回归家族企业的过程中成为一名合格的“创三代”；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企业界和政界双向交流，为香港的“再工业化”等目标而努力；在休息日里，他则尽可能将时间留给家庭，不愿在两个孩子的成长中缺位。

工作、家庭和社会事务构成了他的“三分天下”。在平衡众多身份和责任的过程中，最终成就家族事业、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三重实现后的“自我存在感”。在回归家族企业华明行之前，高鼎国曾创办过一家游戏公司，他也喜欢将他的人生形容为一个不断“打怪升级”的过程，而自己就像是游戏中的“高级玩家”，列出一个个目标，找到其中的难点，解决问题，最终达成目标。

重返校园：人生前半场的“战略调整”

2018年9月，金融EMBA“一带一路”二期班开学。走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高鼎国说“快20年没做过学生了”，不免有些激动，但也有不适应感。自2008年起，他习惯了工作日总是被排满满的日子，而重返校园让他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从各种工作压力里解脱出来”。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6年之后，“一带一路EMBA的学习也是他“打怪升级”之路上的“战略调整期”。通过深度学习思考，寻找全新的参考和坐标。

2014年，年仅36岁的高鼎国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事业和名誉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好像全香港的聚光灯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一样”。但盛名之下，难免背负些许争议，让高鼎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似乎遇到“至暗时刻”。他开始反思以往的“高调”，重新梳理和调整自己。自2014年起，他开始做减法，减少社会兼职和媒体曝光，2016年后几乎销声匿迹，两年后又低调来到清华求学。高鼎国开始用学术逻辑审视自我和家族事业，成为最勤奋和积极的学生，只要是上课，即便是遇到紧急工作状况，他也会乘最晚航班赶回公司，迅速处理完毕再飞回来。非课程的同学活动他也会在第一时间踊跃报名。

高鼎国说成为清华五道口EMBA学子，既有作为校友的骄傲，还能结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朋友，填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知空白，“最关键的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去开发“一带一路”沿线的市场和业务，但如今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机遇，有可能成为我下一步发力的目标。”

回归家族：从“改革者”到“改良者”

钟表业是香港四大工业之一。华明行的前身华明利记钟表店，由高鼎国的外公、素有“香港钟表大王”之称李惠利创办于1934年。高鼎国将回归家族事业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4年的“回归家族”，他接受父亲高叔平的安排接手家族生意，成为了执行董事，但开始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部就班跟着父亲学习，经营香港本地生意。这段四平八稳的日子在2008年的一天里突然宣告结束。父亲高叔平决心要逼着他出去跑市场，严肃地告诉他：“不要在公司里再见到你。”于是，内地成为了他的事业重心。

那之后的高鼎国开启了“创三代”的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早晨5点钟起床，赶7点飞机，争取在9点到达内地某个城市，马不停蹄地会见客户或政府人员，午餐和晚餐也被应酬塞满，有时晚上还要跑两个场。2010年后，高频率的“跑市场”让他开始熟悉每一个客户。根据客户的痛点提出方案，消除了上下游合作方之间的隔阂，亲自进行店铺的规划和装修，对全国2500家店了如指掌，“我每天都在进行决策，跑遍每一家店，每个城市中百货商店的手表区在哪里，我们的柜台在哪里，我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哪家店的位置改了，我不用看图纸记录都能知道。”

2010年金融风暴时期，欧美市场均采取保守的市场策略，而高鼎国凭借对内地市场的深度了解，深刻洞察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端消费欲望日渐强烈的市场潜力，逆风飞扬采取了更进取的系列化的市场战略。

第一，强化高端品牌形象，策划邀请内地大牌明星担任代言人，锚定高端市场；

第二，与零售商和重点客户等深化合作，保证每年与零售商及客户保持两轮以上的沟通拜访，重要客户甚至要拜访五六次，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和购买动力，进行定制计划；

第三，开发更符合市场的新产品，例如开发更多入门机械表系列，迅速占领了市场。而在高端产品则推出不同风格天文台认证手表系列，后转化成量产，同时提高了高低端市场占有率；

第四，提前布局下沉城市，许多品牌还在布局一二线城市的时候，高鼎国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三四线，甚至是五线城市，成为独有的进口手表品牌。

在高鼎国加入华明行七年后，业务量提升了十倍。2014年，华明行在大中华区品牌销售额更是超过了35亿元港币。高鼎国真正成长为改革型“创三代”，“我每天都在创业。我喜欢观察其他人，然后思考以后怎么优化自己，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不喜欢用惯性、统一的方法做客户，我要跟每个客户用不同方法去打交道，理解他们的需求，用独特的方法去解决。”

2014年以后，弟弟开始回归家族企业，高鼎国希望能够给弟弟更多一线市场的锻炼机会，而自己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香港陪伴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于是他撤回香港总部，进入“改良者”的第三个阶段。而与父亲和弟弟开始在总部层面共事之后，高鼎国深知要平衡家族内部的意见和期望，他需要更加稳健。“其实家族内有不一样的期望值和对市场的判断，是挺矛盾的，有时候也很痛苦。”

求同存异，父亲担任董事长，弟弟逐渐发现自己更喜欢做私募基金等，高鼎国则仍然喜欢在每天的企业运作中，去务实地“打怪升级”。“回归到家族层面，不再敢进行大方向上的改革，改革阻力也太大，需要从小的事情开始慢慢改变。而且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也不适合进行太大的改革。”他甚至有时喜欢做“消防员”，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有问题，感觉越兴奋。”

家族传承：身教重于言传

作为第三代家族传承者，高鼎国认为外公李惠利最明智的决策是对四个女儿女婿进行了培养之后，最后力排众议，将最爱的实业企业华明行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传承至父亲高叔平。而转让所得资金则转至家族基金，再进行四姐妹家族的财富分配与传承。“如果股权平均传承，则意味着每人只拥有25%的股份，都有同等意见，很难做决策。但在企业中更需要一个接班人，进行最终决策，承担相应结果。”

从外公到父亲再到高鼎国，勤劳、节俭、诚实、严谨等价值观一直流传在家庭中，而如何将这些教给第四代，则是高鼎国现在常常思考的问题。在BRI EMBA的一堂课上，老师关于“品格”的授课让高鼎国至今受益匪浅，“我以前并没有将中国学者的理论与经营管理相结合，中庸等思想对我挺有启发，也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相区别的生意理念。”他深以为然：“尤其是我们家族已经传承至第三代，对我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能挣多少钱，读多好的书，而是你的品格。”

“勤俭诚实”，是外公李惠利经商成功的秘诀，也是家族核心价值观之一。高鼎国是家族第三代中陪伴外公时间最多的人，小学和初中时常在外公家吃住。他从外公身上感受到了勤奋的重要，“勤俭诚实，‘勤’字排在第一位”。高鼎国清晰的记得外公即使到了晚年，每天仍然按时上下班，“他本可以不去的，但是他一直坚持着”。

父亲高叔平是普林斯顿大学化学工程系博士，有着理科博士高度严谨的做事方式，非常重视细节。在他的要求下，每只英纳格手表在出售前，都会再通过3次不同转速的测试等各种质量测试，以保障手表的品质。父亲对于细节的要求同样影响到了高鼎国。他在工作中总结出了“以身作则”的两条原则：“第一，自己喜欢做的才交给员工做，自己都不喜欢就不要交给员工；第二，做任何事情自己都要当榜样，这样员工才能跟着走。”

作为两个男孩的父亲，即使在高鼎国最忙碌的时期，仍严格制定了三分之一时间留给家庭的原则，即使在内地，也坚持每个星期六早上九点钟准时回到香港，亲自带孩子参加课外活动、陪伴做作业，星期一早上再飞回内地继续工作。

社会事务：存在感的关键拼图

家族生意并不能完全满足高鼎国对“自我存在感”的追求。他热衷于社会事务，也最享受在做协会过程中，将新想法、新创意以全新的方式实现，满足他作为“改革者”的存在感，“在过程中发现问题，一步步解决问题，从计划到执行都亲自落实的感觉。有时候晚上想到协会工作中要发起某个事情，早上就急着去实现，不断调整、改变和创新。”

高鼎国的社会服务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搭建香港和内地企业家以及青年人交流的桥梁，先后担任沪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香港青联参事，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青联常委等社会职务。2010年，他曾带着100多个香港工商界年轻人赴重庆参访；2016年，更推动了40多个团体，共计2000多名港台学生到上海参观交流。

第二，致力于行业的发展与香港工业发展。2013年，当选为香港钟表业总会主席，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各种培养行业人才、推动钟表业发展的项目。他认识到香港制造业面临人才不足的问题，于是设计并开创了“助理钟表客户服务员学徒”课程、“职学创前路”先导计划等。

第三，作为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会长，高鼎国积极推动香港工业的发展。面对此前香港政府过度偏重金融服务业的问题，高鼎国提出了“香港制造”和“香港设计”，主张香港工业可以参考新加坡和瑞士，发展产业链，并向工业4.0转型升级，也致力于推动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工业人才教育、人才引进政策制定。

这也是高鼎国所要寻找的完整人生拼图，一条稳健、务实和达成的成事之路。

作者：徐辰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