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怀旧：
真想那声吆喝：糖—梨糕—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裹着酸……”一曲《冰糖葫芦》，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多味的儿时岁月。
糖葫芦似为京城叫法。这里叫“梨糕”，我小时候这样叫，现在也还这样叫。
梨糕，有山楂的、山里红的、山药的、山药豆的，最多见的是山楂的。用其他水果如草莓什么做梨糕，是近些年随着塑料大棚和气调库应运而生的，算不得正宗。
这里的糖葫芦则是另有其物：黄褐色，状若大蒜头，说是糖稀做的。糖稀是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说它艮还能咬开，说它脆还粘牙，有一股很腻的香甜味儿，还稍带点儿苦，祭灶用的。过了小年，不论临街的店铺还是集市，都见不着糖葫芦了。
从入冬到正二月，常见的是梨糕。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杆，上端用稻草扎成径约尺许的圆柱形，上面密密匝匝地插满了梨糕：一串串通红的山楂半张着嘴，口衔半粒雪白的花生米，通体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最上面的一颗顶着高出寸许薄薄的糖片，冬日的阳光下亮闪闪的馋人。梨糕杆子中间揳出八字腿，撂地一放像机枪，招惹着七高八矮的孩子们围着打转儿。
“糖—梨膏—”
小时候一听到这吆喝声，我就站上窗台，从玻璃冰花的晶亮处掠过结冰的池塘，看到扛着梨糕杆子的小贩，在已成冰河的小溪北边冻得裂缝的小道上，一边一声声吆喝，一边急匆匆赶路。我看他小心翼翼地从冰面上走过，看他拐进那个通往集市的胡同，一直看着他渐行渐远，拐过那所大房子不见了。大人听不到那吆喝声，依然心无旁骛地做事。
梨糕我见过无数次，没吃过几次。因为家里人口少，小时候家境还好。那时候，像是家家都约好了似的，都吃差不多的饭食，都穿带补丁的衣服和掌（修）过的鞋。大人给一毛钱打一斤酱油，剩一分钱也得上缴，弄得我的兜里从不发声，家里穷的孩子兜里倒时不时地会有“钢蛋儿”（硬币）哗哗作响。
“穷则思变”，这样话说得对。有一年春节前，大人给了五毛钱让我和堂兄去剪头。那时理发洗头两毛五，不洗头两毛。我俩合谋：不洗头，省一毛钱买梨糕吃。当晚案发，先是大刑伺候，招供之后是早年家庭版的“今日说法”：从小先是骗，骗不成就偷，长大偷不着就抢，还说要蹲监坐牢、枪毙打眼云云。回头看，那能算贪污吗？应该是“科目结余”，算“截留”、“挪用”……受教育是肯定的，尤其是跟后续教育有着某种契合，作用就被放大了。当然，副作用也不小，我对自己能否当烈士颇不自信。
工作之后，也还心有余悸，视“夜草”、“外财”为畏途。在一些不得不说的场合里，常常以“不是觉悟高，因为胆子小”搪塞，尽管说得也是实话。几十年了，依旧灰头土脸，竟然连个“苍蝇”都没混成，遑论“老虎”。怨爹还是谢爹？赏自己还是罚自己？没有是非的世道，人多茫然。
节前逛街，见到不少卖梨膏的小车，有人力的也有机动的。没有相当的机动能力，肩扛着梨糕杆子是无法同装备精良的城管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转悠了几处，也没听到一声“糖—梨膏—”的吆喝声，人声的吆喝如何敌得过震耳欲聋的电声叫卖？
真想再听那声吆喝：“糖—梨膏—”。说来也怪，这里说话地方音较重，基本不在普通话的调上，可那声“糖—梨膏—”的吆喝，却是字字都在调儿上—纯正的京腔京韵。
（网络图片，致谢作者）
2013-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