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崇寒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制造和使用的鼎盛期，其打造分“官作”“行作”两类，金银行工匠（“行作”）的成品质量要比“官作”差，“官作”为主流。地宫出土的118件金银器都是皇室为求得“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之神圣目的献给佛祖的重器。绝大多数年代、产地明确，在过去考古发现中未曾有过，为研究唐史及唐代金银器的断代提供了标准。
以往金银器上铭文，包括墨书题记，涉及时间的不多，通常书以人名、地名、官名等，如“盐铁使臣敬晦进”银碟 、“ 裴肃银盘” ，虽可据此考其年代的上限或下限，器物真正打造的时间难以查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中，21件有錾文，不少直接标明某年某月造、器物来源和制作地点等，包含有丰富的研究晚唐时期藩镇贡献、宦官擅权、宫廷作坊的历史资料，通过它们的形制、纹样、制法及质地上的特点与其他器物相比较，可推测年代未知的器物。
在这些錾文中，“文思院”出现了十多次，以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为例，在这个炉子底下，写着“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介绍了制造年代、重量、打造匠。考古发掘唐代金银器中，香炉、香囊等香具的身影常见，不过地宫出土的一件鎏金银香囊刷新了所有人的想象。与其称为香囊，还不如称作“香球” ，“香球”内套有更小的焚香盂，可盛放香料。无论球体香囊如何滚动，香盂始终保持平衡状态，香料都不会洒落。
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法门寺地宫出土
更令学者意外的是，翻遍唐代文献，也没发现“文思院”这样一个机构，此前考古也未见唐朝“文思院”制造的金银容器出土。史料记载，唐代的金银器生产，属于官作的由少府监中尚署下设的金银作坊院（置于长安城内）承担。“文思院”錾文的出现，宣告了唐代另一金银器宫廷作坊组织的存在。有人推测，文思院可能是另一处专为皇室服务的金银宝器制作场所，“官作”造已经无法满足皇帝要求，所以他专门成立文思院，以满足更高、更奢侈的需求。无论怎样，文思院作为北方地区制造金银器的机构是不成问题的，它代表了北方地区金银工艺的水平。而法门寺地宫所出文思院造金银器则是已发现最早的文思院产品，研究文思院创建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生活用具，文思院还负责打造供养器（银如意）和法器锡杖、钵盂。《西游记》里，佛祖送了唐僧两件宝物，一是锦襕袈裟，一是九环锡杖，穿袈裟，可免堕轮回，持锡杖，可不遭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