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从郑州到株洲,距离半个富士康|城镜系列》
从株洲到郑州,只隔着半个富士康。
可对于郑州而言:富士康的今天,可能是南大门的昨天。
南大门是哪里?
对于株洲人而言,曾经是地标。
曾几何时,株洲人和外地人聊天,往往对方会说: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南大门,听说那里的衣服特别便宜。
类似这样的对话,在很多城市都有过类似的存在。
如对长沙人会问:去过《快乐大本营》现场吗?
而在1990年代,由于央视黄金时段一句广告语反复提醒着观众,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一句话:“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
郑州亚细亚商场的辉煌,没有几年,靠营销堆砌的假山,因为管理不善而轰然落寞。
而在株洲,南大门却在1990年代异常红火。
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株洲人开始了背包提袋在火车站附近沿线叫卖的服装之旅。
马路市场,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最朴素的呈现出一种经济杠杆。
到了1989年,占地7000多平方米,拥有摊位700多户的芦淞服装大市场开始正式营业。
这个从马路市场发展来的株洲市第一个服装市场,最早被称之为南大门商城,也就是外地人口中对株洲第一地标:南大门。
随后,以芦淞服装大市场为核心,星通、华丽、环洲城、金都等市场相继开始营业,专业市场达到38个。
芦淞服饰市场一时成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服装集散地。
一批批生产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人们不满足于外地进货,开起了大大小小的服装厂,尤其以裤装居多。
2000年左右,女裤市场占有量达25%,有“每四条女裤就有一条产自株洲”的高产量。
爆发力,犹如繁花锦簇,烈火烹油!
人口为何流入小城?
服饰产业,作为株洲最早“出圈”的名片之一。
很快,这个红火带来了两大红利。
一个是经济红利。
2020年株洲服饰产业实现总规模1015.3亿元。
由此,服饰产业成为继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之后,株洲第二个总规模过千亿元的产业。
其主要“阵地”芦淞服饰市场群占据总规模的70%以上。
另一个是人口红利。
据《湖南日报》在2014年的报道,“作为全国知名的服饰交易市场,芦淞区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据统计,该区常住人口仅29万人,流动人口却达10万人。”
而同样是《湖南日报》,2004年的报道则显示:全区常住人口26.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达7.5万人,占28.5%。
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了3万,流动人口也增加了3万。
如果从1989年第一个服装市场开业算起,到2004年有7.5万人口聚集,显然1990年代的流动人口向此处聚集的速度更快。
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芦淞区的服饰产业很显然起到了一种人口回流的磁铁作用。
就如2010年富士康落户郑州,而让河南输出的劳动力开始大批量回流一般。
株洲能“回血”的原因在哪?
在于交通枢纽。
作为一个株洲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这样描述的:
服装市场从事批发业务,而外地客商往往选择晚上乘火车前来株洲。
清晨到站后走上几步就到南大门,选上合适的服饰,让商家打包、交给穿黄马甲的民工“背包队”,直接火车托运。
随后,客商就马不停蹄坐上返程火车回家做生意去了。
信息点在哪?
夜里来、清晨到、马上走,不住宿,省钱。
株洲作为中国南方铁路枢纽的利好,芦淞区作为株洲火车站所在地的优势,南大门就在火车站隔壁的特征,都在看不见的手一番操作,达成效能叠加。
效能的核心是什么?
扁平化渠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一旦优势失去,又会如何?
有意思的是,在芦淞区政府网站上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开始,没有再出现流动人口字眼。
当然,这个词汇消失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或许是由于此前它的出现大多和计划生育流动人口服务有关。
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出之后,一些时代性词汇自然消亡,也就自然带动这个词在芦淞区年度总结里消失了。
但优势确确实实在消失,也势必带来红利的消散。
在2023年新华社的一篇《变中寻机 蹚出转型升级新路径——湖南株洲服饰产业观察》中提到: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批发商的选择不再受交通约束,很多批发商选择绕开株洲市场这个“二级代理”,直接到位于广州等地的服装厂家或更大的一级市场进货。
关键词之一:高铁。
株洲不是没有高铁,2009年12月京广高速铁路株洲西站投入运营。
不过,距离南大门15公里,开车要20多分钟。
乘坐公交亦可直达,但有22站耗时1小时。
显然,和在株洲火车站下车后抬腿就到的便捷,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高铁还贵,且不能夕发朝至……
关键词之二:二级代理。
同样在2023年株洲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意法时尚中心相关负责人在面对市领导调研时曾发出感叹:“我们设计师在株洲找不到一颗想要纽扣,株洲面辅料配套是薄弱环节”。
换言之,从马路市场开始算起,老天爷给了芦淞服饰群差不多40年的时间。
可依然还只是个走进商场的马路市场,走批发路子,做“二道贩子”生意。
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产业链,就很难抵抗冲击。
尤其是2010年代开始,电商疯狂冲击线下商业场景。
没有护城河的线下商业模式,面对更为高效的扁平化渠道,最先沦陷。
一个往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2005年春,为了拍摄专题片,笔者带着摄制组在清晨6点来到南大门。
黎明还没来,可南大门的道路上已经人头攒动,嘈杂的很。
作为株洲人,这一幕第一次见。
平时白天倒也来过,反而没这么多人。
彼时,才猛然觉悟,白天多是零售,不过是小头;凌晨则是批发,才是大单。
时间流转到2017年。
我的朋友闵昆鹏,一个网名就叫“株洲南大门”的南大门经营户在网上发出呼吁,建议芦淞市场群开门时间由现在的早上6点推迟到早上7点。
由于市场经营户多次联名提请芦淞区政府推迟开门时间,最终有关方面同意市场群38个服饰市场自2018年7月1日起推迟至早上7点开门。
放弃清晨的批发时间,意味着与早起的时间、人力等成本,已经高过批发所得。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彼时的株洲服饰产业,并非没有生产。
只是更多的是以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小工厂,围绕在服饰城周边做简单来料加工。
彼时的株洲服饰产业,并非没有衍生。
株洲市场里甚至有三五万模特,穿着热销款在打工店铺里向客商和散客推销。
然而,2012年,服装大鳄百斯盾在株洲召开秋冬装发布会,出场的20位模特全部是外地模特。株洲服饰模特,依然上不得台面。
彼时的株洲服饰产业,甚至还有物流。
只是,这种物流是依靠大量的农民工在市场群里用肩挑手提或推车、三轮去进货、送货,和现代物流无关……
三四十年的红利,并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尽管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但只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躺在“资源”上享受红利却不思进取的结果,总归会走向坐吃山空……
只是,这一波人口红利,留在了株洲。
在三四十年光阴下,当年的流入人口在株洲结婚生子、落地为安,这里成了第二故乡。
就和一五期间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建设株洲一般,最终在时间沉淀下,成为了株洲人。
只是,这样的人口流入,随着窗口的关闭,无法昨日重现。
对于郑州而言,富士康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有类似的问题。
一旦随着人力成本的攀升,以及不断传出富士康将再次搬迁,就如当年从人力成本攀升的深圳搬来郑州时一样,曾经的“株洲陷阱”,也将变成“郑州陷阱”。
怎么办?
未雨绸缪才是真,亡羊补牢就晚了。
郑州怎么破?
绝不是大力出奇迹那么简单。下篇继续策。